科学的思想素质，就是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这一部分，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这四个问题是思想素质的要点。前两个问题属于世界观问题，后两个问题属于人生价值观问题。把这四个问题解决了，思想素质就是科学的了。
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宪法对每一个公民的要求，也是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宪法总纲部分的第24条规定：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具体说来，一个成功的人才，应该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应该成为唯心主义、封建迷信或邪教的信奉者，他们应该具有科学的辩证思维，而不应该成为忽左忽右、形而上学、反复无常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应该成为集体主义原则的实践者，而不应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应声虫；他们应该成为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公民，而不应该成为金钱的奴隶，惟利是图的庸人。当前，弥漫在社会思想领域的急功近利的思潮，只讲物质利益、不讲精神支柱的倾向，是不科学的，如果任其发展，不仅会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甚至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青年人才更应该注意科学思想素质的修养。因为青年的天然缺点是缺少深邃的历史眼光，因此特别需要学习历史知识、历史方法，培育唯物史观。今天的青年一代，不但对新中国的成立没有充分的了解，甚至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也不甚了了。这就是进行当代史教育的必要性。对历史的无知，是不可能培育起科学的思想素质的。
政治的坚定性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性。人才的思想素质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人才的党的领导干部，由于担负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责任，其思想方法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成败、事业的兴衰，举足轻重，更需要加强思想素质的修养。特别是处在当代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新时期，新问题、新情况、新举措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交叉复杂。这就更需要具有科学的思想素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干部的第一项基本条件就是：“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这里讲的就是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从根本上说，加强党政干部的思想素质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政干部，用党的指导理论武装全党。
在互联网信息传播时代，群众和青年人面对信息海量的现实，缺少的不是信息的来源，而是如何选择和鉴别对自己的发展和进步有用的信息，这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导。因此，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学习和修养就更显得必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最需要强调的就是掌握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1）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两大方面。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即着眼于事物内在矛盾地、全面联系地、发展变化地看问题；其对立面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即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极端主义的方法。这个概括是完全正确的。
只有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在现实中，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处理改革创新与尊重历史的关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与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关系；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与遵循集体主义原则的关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与尊重实际、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市场经济与坚持必要的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却往往出现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造成的损失和留下的教训，是人所共知的。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至今还在影响和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在现实中，上面一讲加快发展，就很快出现全国性的经济过热；上面一强调反“左”为主，就马上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右的倾向；上面一强调发展市场经济，就出现不顾我国缺少基本社会保险机制的现实，把一切立即推向市场，恨不得把计划经济批判得一无是处；政策上一放开私有经济，就不顾自己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情，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大搞私有化；只要强调领袖不是神，反对个人崇拜，就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妄图掀起“反毛”的浪潮；一旦强调全球化的潮流是客观趋势，就有人不顾自己的民族利益，宣扬所谓的“普世的道德”和“普世的政治制度”。这一切都说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至今还没有绝种，还在干扰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2）中国是一个形而上学很容易猖獗的地方
从历史根源上讲，这种形而上学的痼疾来自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形而上学和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有丰厚的土壤。小农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社会后果就是各自独立、高度分散。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这种情况比喻为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个整体，实际上一旦把麻袋推倒，从里面滚出来的全是一个个互不联系的独立的个体。旧社会中国被称作“一盘散沙”，就是指这种情况。高度分散的基层民众，要维系一个国家，其上层必然高度集权，否则就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漫长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看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现象：一是社会基层民众的高度分散，二是社会最上层统治者的高度集权。这种社会现实很容易产生形而上学的极端主义思维方法。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形而上学，特别是极端主义的思维方法的泛滥，这是不奇怪的。
作为以极端主义思维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思想方式，同时也很容易影响革命者的思维。比如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上进步和革命的运动、爱国的运动，其历史功绩举世瞩目。但是，那些推动这场革命运动的人们，也存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在运动中明显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的“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就是指形而上学的极端主义的方法。当时人们曾经把中国文化的落后集中在批判汉字和废除汉字上。当时激进的人们认为世界到了符号的时代，而我们却停留在方块字上，是落后的象形文字的化身，欲废除汉字。国家国土这么大，地方文化这么发达，外国人侵这么频繁，能够保持民族的统一，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今天汉字的时代意义更加明显。汉字在现代信息传播的时代，与计算机结合，成为优越的文化输入手段。可见，五四运动当时提出的废除汉字的主张是错误的观点。
（3）中国又是一个辩证法非常发达的国度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辩证法非常发达的国度。自古以来就有朴素辩证法的典籍。这种朴素的辩证法很容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相结合。可以说，《周易》就是最早的辩证法的专著。老子的《道德经》81章全部都是讲辩证法的。《道德经》讲了“有无”的辩证法、“软硬”的辩证法、“强弱”的辩证法、“快慢”的辩证法、“远近”的辩证法、“祸福”的辩证法，言简意赅，严密透彻。例如讲庄稼苗的强弱。庄稼的小苗很柔软，一阵风就能够把它吹弯，但这个柔软的小苗却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一棵秋天的庄稼，很强硬了，不容易被风吹弯了，但它的生命力也将走到了尽头。再如水和石头的软硬。水是软的，石头是硬的，但滴水可以穿石；空气比水更软，钢铁比石头更硬，但空气能够把钢铁腐蚀成为粉末。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引用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出自《道德经》。如果说《道德经》是论证式的专著，那么之后的《庄子》则是一部“依事说理”的著作。《庄子》的第41篇《外篇·山木》，就有一个依事说理的故事。其中说到，一天庄子带领学生外出考察访问，路过一片山林，一个樵夫正在砍树，他们看到这片树林中长得高大顺直的树木全被砍倒了，而路边一棵歪扭不材的大树却没有被砍。学生问为什么这棵树没有被砍，庄子回答说：“这棵树因其不材，保全了生命。”天色晚了之后，庄子带学生到当地朋友家投宿。那位朋友热情招待，马上叫他的儿子杀一只大雁炖了招待客人。儿子问他父亲说：“我们家就剩两只大雁了，一只会叫的，一只不会叫的，到底杀哪一只啊？”父亲说杀那只不会叫的。“那只不成才的大雁首先遭到杀戮之灾。这时，庄子的学生发问：今天在山林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不材的树木保全了性命，而成材的树木遭到砍伐；现在又看到相反的情形，会叫的大雁保全了性命，而不会叫的大雁遭到杀戮。那么就出现了矛盾。我们为人处世，到底应该遵照哪一个逻辑行事呢？”这时，庄子说出了那句具有哲理的话毁誉无定规，龙蛇无常形；人们的思想要与时俱化，不能固守一个不变的定理。这就是说，衡量不同的事物不能采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庄子的学生受到一次鲜活的辩证法教育。
“物极必反”、“相反相成”、“静动等观”这些朴素的辩证法，从哲学家的书桌流传为民众的口头语，得到普遍的传播。比如“物极必反”这个原则方法，就在中国历代社会中广泛流传。公元前239年成书的《吕氏春秋》明确提出辩证法的许多重要原则。在《吕氏春秋·博志》篇中就有“物极必反”的原则方法：“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不乏这种朴素辩证法的原则方法。他在《史记·田叔列传》中指出：“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汉代的《淮南子·道应训》篇也有：“物盛而衰，乐极生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北宋程颐也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原则方法。他认为，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万物本身包含着对立，以至互相排斥与吸引，形成矛盾运动。其运动达于极点，即向反面转化，故万物呈现为“盛极必衰”、“动极必静”等情况。《三国演义》开篇故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些世代流传的辩证法原则衍生出了许多生动的民间谚语和成语。例如“乐极生悲”、“苦尽甜来”、“欲速则不达”、“置于死地而后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这些流传极为广泛的成语和谚语，十分透彻地表述了“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哲理。
“相反相成”也是在我国流传甚广的一个辩证法的原则方法。“相反相成”是指矛盾的两个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方面，同时又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之关系，从而共同维持了一个事物的成功。实际上这就是指矛盾的两个相反的方面具有同一性。一方面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另一方面能够互相依赖互相统一，获得同一性。这个辩证法的原则在中国长期流传，直到现代还有其明显表现。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每到国庆节或其他重大节日，我们就喊出一个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每年的10月也会喊出一个口号：“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大陆和台湾，一个要打过去解放台湾，一个要打回来反攻大陆。这完全是两个相反的力量、相反的方向、相反的运动。两个方面互不相让，坚决斗争。这两个相反的政治力量相互斗争和制约的结果，成全了“一个中国”的概念。那个时候，无论哪一方，都不怀疑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共同属于一个中国。这就是相反相成的典型案例。后来，到了70年代以后，大陆这边放弃了武装解放台湾的口号，逐渐过渡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台湾那一边，后来也放弃了武装戒严的状态，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这样两岸的中国人似乎应该轻松多了。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对峙的消失，使得台湾的台独势力嚣张，一个中国的概念遭到相当大的挑战和威胁。回过头来看，在战争年代，两种力量辩证的对峙，共同维系着一个中国、祖国统一的概念。
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之中，存在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的宝藏。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的古代的朴素辩证法结合起来，创造出生动活泼的新时代的辩证法，并把这些辩证法的新成果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使之产生应有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1988年1月，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会上发布了《巴黎宣言》，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的宝库里具有丰富的思想武器，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世界历史价值引人注目。
（4）树立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观点
提高人才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就要树立三个基本观点：适度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
第一，树立适度的观点，反对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所谓适度的观点，就是要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做出分析和判断。任何分析和判断，都要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符合实际存在的情况。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就要坚决反对“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那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那样的判断不全面，不辩证，不符合实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讲一个事物坏的时候，不允许说它的优点和好处，要全部把它说成坏；反之，当说一个事物好的时候，一定要“拔高”，要全面地说它的好处，同时不允许说它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这样的说法和判断，就掩盖了事物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只突出了一个片面，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作出的判断和说法，也是不能服人的。用这样的思维去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能收到积极的效果。
这样的教训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例如，我们对林彪的评价过程就走了一个曲折的思路，最终才逐步做到接近客观，作出全面的分析研究，并作出恰当的处理。当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作为接班人的时候，当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时候，这时对林彪的评价突出了他好的一面而不允许说他的错误和缺陷的另一面，只能称呼林彪是“林副主席”、“林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等，人们连直呼“林彪”的情况都极少见。当时编写的一切党内路线斗争史，除了肯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性以外，主要就是强调林彪在一切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都是对的，在一切重大的历史关键时刻，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都是最大的功臣。后来，1971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从此对林彪的评价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在传达林彪出事的中央文件时，传达人突然把林彪直称作“林贼”，使得喊惯了“林副主席”的群众听了之后为之毛骨悚然。之后，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随着批判的深入，林彪一生就似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不仅否定了他的叛逃行为和所谓“571工程”，而且几乎把他一生曾经有过的功绩全部抹煞了。当时说他不仅“文革”时期是坏的，而且以前也是坏的，说他在辽沈战役中不听毛主席的话，延安时期就跑到苏联养病，甚至一直追究到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表现，说他在那个时候就怀疑“红旗能打得多久”，是反对毛主席路线的，等等。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的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捷”的展览，也把林彪指挥这次战役的照片取掉了。好像震惊世界、扭转抗日战争局面的平型关战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之后出版的“十大元帅”的画片，也把画片中的林彪相片挖掉，好像十大元帅根本就没有林彪。这样的思维惯势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表现。这样对待林彪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效果也是不好的。这只能暴露自已的片面性，而根本起不到批判林彪的实际作用。这种对人的评价，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辩证的，不是适度的。近些年来，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对一些类似问题的评价和处理就好多了。现在，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照片又挂在了中国军事博物馆，承认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事实。近些年新拍的《大决战》影片，也出现了林彪的形象。虽然影片里面常常给林彪的镜头是个背影，但也毕竟是一个指挥辽沈战役的正面人物的背影。这样的客观评价，才有利于其他人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有益的经验。
第二，树立发展的观点反对静止的和僵化的观点。所谓发展的观点，就是要根据事物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看到现在和眼前的需要，而且要看到事物进一步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作出带有预测性和前瞻性的结论。否则就会使自己的决定、判断、做法和想法没有远见，没有长久的价值。
北京市海淀区的蓝旗营小区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住宅区，是我国第一个为教授设计的高水平的住宅示范小区。这个小区1998年动工，2000年竣工。
当时，私人小汽车的发展已经有了明显的势头。但是，小区的设计者和决策者没有考虑到本小区内私人小汽车发展的趋势，没有在建设小区的时候设计地下停车场。结果，造成了现在小汽车无法停放的难题，引起了居民的不满。这个失误的原因就是缺少发展的观点。
沈阳市的立交桥也是一例缺少发展观点的典型。在20世纪80年代沈阳市要修建立交桥的时候，沈阳市政府的决策机关缺少发展的观点，采纳了一个工程师在50年代绘制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修建的立交桥，只是分流了机动车和行人、自行车，机动车还要在立交桥上等红绿灯。决定这样建立交桥就缺少发展的观点。2004年，沈阳市根据实际需要，不得不把这修建不久的立交桥都拆掉。由于缺少发展的观点，决策失误，十年之中，这一修一拆，不仅损失很大，而且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第三，树立联系的观点，反对孤立地看问题的观点。注意观察与各个要素的关系，不能隔断这种联系。
联系的观点，就是要联系事物方方面面的相关条件和情况看问题。联系的观点就是把事物放到一定的联系之中看问题，不能摆脱事物的处境看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看问题。如果放弃这种联系的方法，就会看偏、看错许多问题，甚至得出一些错误的政治性结论。北京市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工作者曾经在一本书里扬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就喀嚓一声关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新中国的成立导致了不应有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个说法是很不妥当的，也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邓小平说了客观评价的话：“毛泽东那时候我们也想对外开放，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条件，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事实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封锁起来，不允许中国开放，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60年代不搞开放。孤立地看待我国当时的封闭现象，没有看到封闭与各种因素的联系，就很容易做出违反事实的结论。当时美国在海外有13个军事基地个放在古巴附近；6个放在西欧，对付苏联、东欧国家；剩下6个全部放在东亚和东南亚，用来对付新中国。美国的封锁政策，把中国团团围住，阻塞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是到了70年代，毛泽东同志以世界战略的眼光，运用乒乓外交的影响，开始扭转了世界对抗的格局，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外交关系的基础。所以，科学地看问题，就要联系到当时的各种情况，不能孤立地看到一种现象就盲目地下结论。
再比如，在我国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经济学领域浸染较重。一时曾经出现了把一切“推人市场”的口号和做法。后来，还出现了私有化的思潮。结果，许多严重的社会安定问题也随之出现。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像美国那样平稳有序，为什么照搬美国和西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却达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呢？问题其实很简单，美国那种彻底的、无情运作的市场经济，有比较发达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它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事业保险等保障措施都是稳定而齐备的。这样的基础，完全能够经得起任何市场冲击带来的震荡，照样保持社会的安定。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中国在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甚至直到现在，还不具备这些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的建设，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建成的。所以，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科学的决策，就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或西欧的市场经济模式。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的发展，必须考虑到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老老实实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是从普遍联系的观点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