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他请来客入座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
“很简单。如果我是奸细，我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杜勒斯大致地翻了翻这186份文件，有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件件绝密！他努力按捺住内心的震撼与激动，望着来人。来人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弗里茨·科勒，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摘要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痛恨纳粹，所以愿意定期给你们提供这些绝密文件。”杜勒斯凭着直觉判断，此人价值重大。于是他与科勒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
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文件机密确实详尽。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提供了两次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着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出面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让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的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200多份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