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最黑暗之处要属刑狱，酷吏勒索害人，贪官草菅人命，种种恶行，令人发指。清代地方官的公务主要有两项，一是收税，一是断案。地方官自己不熟悉这两项公务，需要另聘“钱谷师爷”，“刑名师爷”分别主办，在县衙里，则只有一名“刑钱师爷”，二者兼办。师爷之下，还有许多差役，负责跑差办事。府县官员是从外省外地派来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要依靠熟悉情况的书吏差役办事，当地百姓有事也得求他们疏通办理，因此，这些人即使在清官属下，也敢作威作福，而遇到贪官，更相互勾结，肆无忌惮，在刑狱事务中尤甚。
清代监狱有内监、外监之分，内监囚禁死刑犯，外监囚禁徒刑犯和流放犯，此外有女监囚禁女犯。被判处徒刑以上的犯人要铐锁监押，杖刑以下的暂时羁留，轻罪人犯及牵连人证等取保候审。所有这些犯人，已定罪的、未定罪的，常常遭到官吏的私刑虐待、敲诈勒索。犯人刚入狱时，要接受“见面礼”，即遭受狱卒和旧犯人的殴打，然后要向狱吏交一笔“烧纸钱”，胆敢不给，就可能被打死，打死也白打死，报称“病故”，就可了结。
为了逼供或敲诈，州县衙门常对犯人施用酷刑。如把犯人关进一种特制的囚笼中，犯人只能直挺挺站着，两腿一点不能弯曲，这叫“站笼”。把犯人倒悬墙上鞭打，叫做“壁上琵琶”。用绳子拴住犯人的一个手指和一个脚趾，吊起来，叫作“魁星踢斗”。用铁钎抵住犯人咽喉，使犯人成盘踞状，叫作“饿鬼吹箫”。甚至有将犯人扔入沸水中煮死的，种种酷刑惨不忍睹。
对于轻罪犯人，刑官狱吏也不放过，许多州县衙门都私设有“班馆”、“卡房”等名目的看守所，专门关押轻罪犯人、嫌犯人、证人等。被押犯人为了早日获释，不得不贿赂吏役。吏役也往往捏造案情，乘机敲诈，叫做“种松摘食”。仅广东顺德县衙就私设班馆八所，按次序标名为“一羁”、“二羁”直至“八羁”。湖南邵阳县衙门设卡房三所，分别叫外班房、自新房、中公所，每年有许多犯人“病毙”其中。
在州县衙门的大堂上，通常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但很少有几个州县官能够公正断案，心如明镜的，相反制造出数不清的冤案。
从道光登极初年所发的有关谕旨来看，他对刑狱中的黑暗现象是很了解的，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带有普遍性。无奈积弊已深，酷吏贪狠成性。几道谕旨很难解决问题。如果说道光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成绩的话，也只是他亲自处理了一些冤案。
道光四年，山西榆次县人阎思虎强奸赵二姑，案发后，阎思虎请熟人卜尊周到衙门疏通，卜尊周贿赂了书吏、差役及县官，将强奸判为合奸，赵二姑不承认，就用刑相逼，赵二姑熬刑不过，只得屈招，后来激忿自杀。赵家亲属不服，赴京控告。道光谕令山西巡抚邱树堂亲自提审。邱树堂草率从事，没有亲自提审，只由下属问案，太原知府等又官官相护，结果维持原判。御史梁中靖闻知，上奏参劾。道光谕令将原案人证、卷宗提解刑部审讯，终于查清案情，并惩处所有制造冤案的官吏胥役，榆次知县吕锡龄执法营私，发往伊犁充当苦力，太原知府沈琮维护下属，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忻州知州庆纯、平定州知州贾亮采迎合上司，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太原知县含混填写验尸报告，着令革职，按察使卢元伟督审不力，着令革职，巡抚邱树堂听任下属官员草率定案，降职为按察使。道光还针对这一案例，申谕各地督抚：“外省民人赴京控告之案，总是由于原审官员错断，小民负冤所致，但这类案件最终得以水落石出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究其原因是因为复审官员徇私附和、官官相护。今后遇有京控案件，各督抚、将军、都统等必须亲自审断，使冤抑得以伸张，不得延误。”
道光对于奏报上来的案情，也总是细心审阅，往往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有个叫潘三怀的，曾三次向邻村的林东姐借钱，第四次借钱时，遭到林东姐拒绝，潘三怀怀恨在心，欲谋陷害林东姐。潘和他母亲商量，由其母吞服毒草，然后到林东姐家，以图讹诈，结果真死在林家了。道光批阅有关奏章时指出：潘三怀要他母亲服毒，他母亲怎么就肯听他的呢？而且，说他母亲在去林家的路上采毒草吞服，当地毒草怎么这样多，路上随手就可采到？作为皇帝，道光在日理万机之中，能够细心推敲案情，务求公正断案，实属难能可贵。这样的具体案件，本不应由皇帝亲自办理，应由专门机构办理。但清代没有独立系统的刑法部门。中央有刑部，省里有提刑按察使司，这是主管司法刑狱的，但府州县却没有相应的专职主管官员，由知府、知州、知县兼管，即使他们是清廉的，也不能保证不断错案，案件实在太多，而且情节复杂。每年报到中央的案件就不知有多少，以致道光皇帝也很难件件查清，有时即使发现案情有疑问，也只能以“业经办结”为词，以“无庸置议”了事，最多再申谕几句，要各地官员引以为戒，悉心断案，不可草率结案。皇帝的态度尚且如此，地方官更可想而知。
在官场的种种积弊中，最难办的是官官相护。贪贿之风，酷吏之害，之所以难以整肃，往往由于官官相护。任何一个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处于一张有形无形的关系网中，对上司需巴结奉迎，对下属要庇护照顾，否则就寸步难行，甚至连头上的乌纱帽也保不住。在这张关系网中，上层官员无疑处于枢纽地位，起关键作用。道光对此很清楚，因此在整顿吏治中，他始终注意打击徇私枉法的上层官员，特别防止出现权臣专擅。
道光七年，通州人王文弼呈递封章，控告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英和的家人张天成，说他依仗主人权势，勾结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压无辜百姓。道光接到奏报后，认为封章中虽然没有提到张天成的恶行与英和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张天成所以敢胡作非为，其根在英和，因此在惩处张天成和有关地方官同时，也革除英和的职务，并“夺回紫缰”。“紫缰”是清代皇帝赏赐宗室和勋臣的紫色马缰，是一种特殊荣誉标志，“夺回紫缰”，就表示失去宠信，是很丢脸的。道光就此事还特别申说一番道理；“英和受三朝厚恩，应当懂得如何戒满戒骄，却不自加检束，声势显耀，非其所属的州县中也有存心讨好的。这与明朝末年宦官专擅恣肆、招摇生事极为相似。从前（乾隆朝）和珅专擅，起初也不过一二无识之徒趋承依附，后渐渐自作威福，内外诸臣敢怒不敢言。今后满汉大臣务必以此为戒，倍加谨慎，永保令名，如若不顾操守、违反制度，惩之无情。”
道光十五年，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听说手下捕役有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就起了歹心，用威胁利诱手段，娶作小妾，蹂躏之后，又辗转售卖，获取重利。案发后，道光大为震怒，谕令将灵秀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终生不许放还。此事本与省里大员无关，但道光认为知县胆敢为非作歹，是因为上司查审不力，甚至有意维护包庇，平日少不了有贿赂行为，因此，谕令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刑部议处。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道光对英和和湖广总督等的处理未必得当，但他的用意要打破官官相护的积习，收到“小惩大戒”的目的。
道光不仅惩处高官重臣，而且对违法的宗室亲贵也不放过。豫亲王裕兴垂涎使女寅格的美貌，朝思暮想，无奈寅格不肯就范。嘉庆皇帝的棺木运回京城后，举行大祭礼，各亲王都带着妻儿去磕头致哀，裕兴乘此机会，先溜回府中，强奸了寅格。寅格羞恨自缢。事情传扬开，被宗人府得知，立刻参奏。道光览奏，气得发抖，立即传谕：裕兴竟敢在大孝期间淫乱，着即赐死。悙亲王、瑞亲王得知后，赶忙劝阻，他们以大孝期间不宜重典为由，请求从轻发落。道光接受劝告，革除裕兴的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道光三弟悙亲王绵恺已过而立之年，膝下无子，夫妻不愉快，郁郁寡欢，宫中有一太监张明德与他很投合，两人经常私相往来，这有违家法。道光很讲孝悌，对兄弟很重感情，登极之初，封早已死去的兄弟为亲王，以示怀念，几个弟弟也封为亲王。但在听到有关绵恺的奏报后，立刻申谕严斥，把绵恺降为郡王，革除一切职务。绵恺此后有所改悔，又恢复亲王衔。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故态复萌，不仅和宫中太监私相往来，并且私藏在王府中，终日狎昵。道光得知后，再次将绵恺降为郡王，革除一切职务，并罚俸三年。绵恺遭此打击，心情郁闷，不久撒手人寰。皇侄奕纪，一度受道光宠信，任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务，显赫一时，内外官员纷纷巴结，仰其鼻息。奕纪渐生骄横之态。道光对此有所体察，决定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设置旗伞一事，予以处罚。哲布尊丹巴是喀尔喀蒙古最大的活佛，统辖外蒙古。道光二十年春天，因设置旗伞与理藩院发生争执，理藩院不许哲布尊丹巴设置旗伞，哲布尊丹巴援引乾隆年间设置旗伞成例，据理力争。道光阅奏后，旨斥理藩院处置失当，着革去奕纪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夺回紫缰，不再管理理藩院事务。不久，道光又查出奕纪在管理理藩院时收受外藩进贡银两，八天后才退还，决定重处，将他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役。
说实在话，绵恺和奕纪的过失并不算重，却都遭到严惩，一个因而死去，一个在寒冷的黑龙江赎罪。道光的本意是通过惩处宗室贵族，使日益腐化的皇族有所振作，但震悚只限一时，腐化不可逆转。皇室中的王公贝子们，有的躺在尼姑庵里吸食鸦片，有的带着妓女在庙会上唱曲取乐，有的讹诈钱财，奸淫妇女，开室聚赌，有的扰乱衙署，干预公务……道光发现一件，处理一件，有时气愤得大骂“卑鄙无耻”、“灭尽天良”，有时又哀叹“纲纪败坏”、“世风日下”，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态。
道光是在整顿吏治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依然是治标不治本，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机构改革。在他执政的30年间，清王朝还是不可挽回地颓败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