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学之前加上限定词“海外”，本身有多重意味。这些来自异域“他者”的审视，意味着相隔大洋两岸无比遥远的有形之海，也包括因政治意识形态歧异、学术资源背景不同等这样那样的无形之“海”。另外，除了空间的暌隔之外，还有不同文化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时间差异横亘在两者面前。时空的割裂与错位可能同时伴随着阐释的错位，虽然经过“他者”镜像的折射，也会带来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创见。
一
首先，还是简短回顾一下海外汉学的历史与变迁。汉学在海外的栖居地，举其大略，既有一千多年历史积淀的日本与韩国等东亚文化圈国家，也有数百年历史的美国与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此外如英、法、德、荷等国，都是汉学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的积淀，已形成稳定的汉学传统。在这些国家中，“汉学”指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统称。值得指出的是，“汉学”（英文Sinology）习惯上指的是欧美国家最早通过传教士等的记述与研究，才开始对中华文明进行研究的称谓，它与接触中华文明较早、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所称呼的“汉学”，在概念上还存在歧义。“汉学”作为欧美国家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到了现代，除上述以文史哲为主的研究对象外，研究领域已大有不同，开始广泛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问题。因此“汉学”一词也时时被“中国学”这一术语所代替。对于这一歧义现象，本书仅作此简短交代，仍习惯以“海外汉学”笼统地加以概括。
言及到此，我们就不得不关注海外汉学研究的队伍与基本情况。就欧洲汉学而言，他们学术起步较早、影响较大，其成员最先基本上由最先到中国来传教的欧洲传教士承担。他们尾随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的行踪，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传教，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贸易与中西文化交流，当时的中心环节是宣传基督教文化，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法国的李明等人便是。到了晚清，随着中国留学生分别到国外留学，其中有不少中国人留学后滞留在国外，甚至干脆加入了某国国籍，身份相应变成了外籍华人，数量庞大的这一群华裔学者，他们在国外对中华文化的推介与研究更为全面、深入，因为他们在国内有早期生活的经验，汉语作为其自身母语也是一个极显著的优势。事实上，以海外汉学的成就而言，在世界各国的华裔学者比外国本土学者所取得成就更为显著。这一情况，在欧洲汉学界如此，在后起之秀的美国汉学中也是如此。
进一步看，具体缩小到新文学传统这一特定对象，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与范围内讨论海外汉学呢？我认为就要具体分清楚到底是哪些汉学家在研究，他们学术背景与求学背景的具体情况又分别如何。诚然，纯粹的那一小群外国学者对新文学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引起的反响是很少的。以美国汉学而言，如格里德的胡适研究，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葛浩文的萧红研究，戴维·罗伊的郭沫若研究，其影响都不太显著。近年来在当代文学领域，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贬低，得到了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反戈一击，似乎误解甚深。也许国人对此类汉学家的成果，除了受到他们褒赏的作家诗人之外，一般都不看重，甚至有不少人嘲讽汉学家的中文水平甚至比不上国内一个中学生，其言论观点自然只能仅供存档而已。另外，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长大后留学并侨居外国的华裔学者，不少人对新文学专事研究，他们大多在国内出身于英文系，在语言方面占有先机与优势，自然很快融合到外国文化与社会中去，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甚为显著，可谓来势汹涌，有惊涛拍岸之势。仅以美国汉学为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夕出走美国的夏志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大陆水火不容的从台湾到美国的李欧梵、王德威等人，新时期从大陆到美国的刘禾、孟悦、唐小兵等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屡创新意，不少新颖而精辟的著述横空出世，大有席卷大陆之势。与正宗本土的外国汉学家相比，他们似乎占据了中西交融的先机，学术制高点高，比在国内靠第二手翻译材料创新的先行者还要先走一步。不过，他们在国内表面风光但实际也有难以言说的困境，虽然他们大多数在美国获得过不同专业领域的博士学位，师承美国知名学者，在美国攻读完学位后又任教于美国的各大学东亚系之类的教职上，但是，这一群体在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原始资料相应较少，学术交流也并不频繁，加之文学研究是比较冷门的职业，并不占据汉学的主流，甚至因移民背景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因此他们的学术出发点、思维逻辑、情感心态等，都是较为特殊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观察分析这些美国华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其说他们反映出了当代美国的学术姿态或美国汉学的主流，还不如说是呈现了一个生存于美国社会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群落的特殊心态。也就是说，今天更值得我们讨论的其实并不是整个抽象的西方汉学问题，而是与我们的社会生存若即若离的一些特殊的华入学者的心态与思维问题。”
这样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也是我们立论的前提与基础。认识到这一点，多少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海外汉学有清醒的体认。基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设问，他们代表了海外汉学的哪一分支？这些汉学家的思想是否存在优劣，与此相关的洞见与偏见是否同时掺杂不清？他们立论的立场有何异同，与大陆同级别的学者相比，其洋洋洒洒的论述是在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上占有优势，还是方法论上具有优势？这些真正对我们的现代文学及其传统研究构成巨大挑战的阐释，其中是否有硬伤式的“误读”？另外，通过海外汉学的积极楔人，国内新文学研究界是在什么情况下受到影响并欣然接受的，接受了哪些影响与观点，其中有没有地域性（如主要以上海、江浙一带高校为主），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格局？对这些互为联系的诸多问题如果能做出及时与有力的回答，海外汉学的意义将得到更为清晰的凸显，也更能推进国内新文学及其传统的研究。换言之，海外汉学在如何阐释、阐释得怎样等诸方面的优劣，都将影响我们自身对新文学传统历史形象的读取与理解。
二
美国这些华裔汉学家，在新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不容诋毁的。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他们应该说是最先到达前沿阵地的第一批人文学术精英。他们既有因物质生活较为宽裕、思想束缚较少而带来的言说自由，也有与西方最新学说、思潮面对面对话而保持的某种理论优势；他们既有在国外科班训练所积累的学术积淀，又有视野宏阔所带来的跨文化制高点。相比之下国内的同行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一些距离。加之国内一浪追一浪似的追新逐异的创新压力，取法西方来求得创新仍是主潮，这样使得他们的学说在国内风靡一时。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毋庸讳言。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速，国内同行适当吸纳消化海外汉学的方法与成果，做到取长补短，也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难以全面论述，下面以几位代表性论者为例，如大家熟悉的夏志清、王德威、刘禾等人。
首先，华裔汉学家们在国外有不少优势。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也没有学术禁区。突破这一层之外，追根溯源也好，大胆立论也好，似乎有水到渠成之感。于是，绝少重复，新意迭出，构成了他们论著的显著特点。其次，这也与他们的学术优势相关，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途径彼此大相径庭，大多独出心裁。部分原因来自他们的学术基础与背景，他们一般在美国大学及科研机构获得博士学位，受到美国学术的严格训练。一方面，美国学术重视科际训练，往往善于将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诸如哲学、历史、心理、社会学等方法应用到汉学研究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国际性视野。另一方面，他们一般强调应用与实践，实用主义是其出发点。因此，他们很少有华而不实的学术泡沫，无论是研究的领域，还是研究的路径，都容易给国内圈子中人带来一种新鲜感，一种求真的撞击感。比如，受业于新批评派门下的夏志清，能游刃有余地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宛如庖丁解牛一样，对现代小说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解剖，加上有西洋小说的阅读经验并以此为参照系，因此对中国现代小说有着异乎寻常的纯正审美趣味，钱钟书、张爱玲、张天翼、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作品，能够在其笔下还原，不难理解。又如现在炙手可热的王德威，从晚清狭邪、公案、谴责、科幻小说中提炼出“现代性”，结合西方最早的“现代性”概念，大胆立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充分挖掘晚清此类习惯被我们忽略的小说之价值；从事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刘禾，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重审文化的交流、传递；大力引进现代性概念的李欧梵，打开历史的另一扇窗户——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洋场的咖啡馆、跑马场、亭子间，以及当时流行的杂志、年画、挂历等方面入手展开对现代性的追溯……可以说，他们都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学风严谨，是国内一般学者所不及的，或者说是以前难以顾及到的。
正因如此，他们给国内同人大大开拓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对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也有不同的阐释，虽然有些还显得有点另类。仅以夏志清为例，众所周知的是他的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20世纪60年代给国内输入新鲜风气而又始终毁誉参半的一本大作。在屡经数十年风雨之后，惺惺相惜的王德威是这样为夏氏辩护的：“在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里，最激烈的声音往往来自那些没有详读此书、或根本心怀成见的评者。这些评者或持（狭义的）左派立场，或是强调阶级、族群、性别决定论。由于夏从不避讳他的政治立场，要攻击他的意识形态，其实并非难事……而他对左倾作者的态度，在书中第二章，对新文学之父鲁迅语带尊敬，却不无保留的论证，已可见端倪。夏对那些立场鲜明的左派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丁玲等殊乏好感，更不提延安时期及以后的左派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杨朔等人。在《小说史》的结语中，夏认为一九四九年后左翼作家的创作水准一落千丈，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这一简短的归纳，基本可以窥见夏氏此著的风格与立场，也多少可以洞悉这么多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缘由。但是，不论是反对还是赞成，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像寻宝一样重新发掘像沈从文之类的作家，这一适当的倾斜还是首创性地还原了历史，比较国内的研究成果，他还是最先接近历史真相一些，这一时间差颇有价值。新文学研究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这一宗旨让夏志清的新文学史研究是建立在细读作品基础上的，因为有这一基础，其小说史艺术大厦还不至于像意大利比萨斜塔一样有倾倒的危险。这是夏志清对新文学的贡献。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我们就发现不了这一切。像王瑶、李何林、唐弢等诸位前辈学者，他们在年轻时就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自身素养不比学英文出身、靠半路出家从事现代小说史研究的夏志清差，而是特定的时代环境严重约束了他们。国内学者们当时乃至现在均普遍受制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如夏志清在大洋彼岸正埋头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当时国内学术禁区林立、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结果在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传统观下，自身难保的他们无法自由明确地予以表述，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发现、研究与创新了。事实上，发掘并论证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人的文学史意义，使他们回归历史的本位，如果客观条件允许的话，国内也是不需要借助夏志清的笔就可以做到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夏志清也不是有特别的傲视群雄的艺术才华，只是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罢了。总之，夏志清适当地调整文学史叙述的格局，无碍于新文学传统的史实。即使在字里行间有所保留地面对鲁迅、郭沫若等人，也是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国内积袭甚深的观点与共识产生挑战，是没有疑义的，虽然一时我们习惯不过来，事后也就心安理得了，如果现代作家们地下有知，估计也不会翻身起来质问的了。
三
以上所论的是对华裔汉学家们成就的积极评价。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在肯定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之外，他们立论的基石、提问的方式是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自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误读”的平面上加以清理。
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视角都是不可选择的，这些汉学家因视角的不可选择而导致其“误读”的不可避免。相比于他们的洞见而言，他们的偏见也很典型，有学者就从动机之偏、理解之偏与心态之偏等层面进行过界定。是的，洞见似乎天然伴随着偏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数位在美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大陆迅速地走红起来。这自然得力于国内同行的大力推许……这些人越过辽阔的太平洋投射过来的似西还中、似中还西的目光，不可能没有丝毫独特之处。目光的独特，使他们颇多新见。但新见并不等于真知。在他们的新见中，谬误和偏见同样存在。”但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有失偏颇？这一“误读”包括哪些内在的要素，有无规律性，为什么会如此？表面看来，他们的误读既有研究心态方面的原因，也有不同时空下学术背景与资源的原因，还有个人经历方面的其他因素，等等。这一切值得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根本的不足与致命处，就是他们所挖掘的“现代”及“现代性”与中国体验相当隔膜，借用王德威现成的说法，即“想象中国”的方法所带来的虚拟性与幻想性。明显的是，他们回归真实的地面、回到日常的生存体验、回到历史的现场的难度要高于国内的学者。
夏志清、王德威、刘禾等为代表的美国汉学，他们的不足在于以缺乏同情之了解的体验，是另一种新文学传统的“误读”。我们不妨以切片的方式，来抽样分析他们广为流传的新见解：
我从文中所见到的鲁迅形象是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报纸上找寻“作论”的材料，然后“以小窥大”把拼凑以后的材料作为他立论的根据。事实上他并不珍惜——也不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而且对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他认为根本不存在。
我主张晚清小说并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其实是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眼高于顶的“现代”中国作家一口斥之为“现代前”（pre-modern），它可能早已为中国之现代造成了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的传承关系，而以其实很儒家式的严肃态度，接收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且树之为唯一典范，并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主义形式摒除于正统艺术的大门外。
十九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
以上所选的是他们三人代表性的论文的观点，也是对国内影响较大的论点。对于李欧梵而言，他否定了鲁迅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与专制下的抗争，反而认为鲁迅当时的《伪自由书》等没有为“公共空间”争得自由，正因如此，不是扩大而是导致了公共空间的缩小。王德威则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的观点，认为是五四切断了传统，导致现代文学的单调与枯萎；刘禾则认为鲁迅提出的，也是现代文学传统上宝贵思想资源的国民性批判理论，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五四先驱等一大批人都落入西方殖民者所设计的泥潭之中。不用说了，这样的论述，不管从思维逻辑上，还是从立论本身，都颇具代表性，也颇有新意。这些意见，表面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仔细琢磨，总是感觉到一种异样感，缺少一种历史真实性。同样摘取以上立论来讨论，很明显的事实是，到底鲁迅生活的年代具有什么样的性质，鲁迅式的抗争才是有意义的。要记得当时鲁迅及整个左翼文学传统，处于被宰制、被压迫的弱势地位。如果看不到整个社会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基本权利的压制与剥夺，看不到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束缚的国民所具有的做稳奴隶的心态，我们就认不清楚鲁迅反抗的深远意义，以及揭示国民性弱点的巨大价值，这样也就失去了了解之同情。如果对鲁迅对待强者巧妙而持久的韧性抗争也产生怀疑，这样的指手画脚也就同时永远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的历史过于漫长的国土上，可以想象，没有真的勇士去主动争取是不会有从天而降的自由、民主，也不会有拱手相送的公共空间之开拓。即使退后一步，如果你认为鲁迅这一抗争并不理想与合法，你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想通过其他办法达到同样的目标，也就罢了，关键的是论者显然站在统治阶级一面，作了遥远的帮闲文学的帮凶，这类似于事隔数十年后的历史重演，这样就显得面目可憎了。有趣的是，夏志清也是持同样的误读。经过删削改定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同样不乏类似的见解：鲁迅的杂文“整个来说，这些文章使人有小题大作的感觉”。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所做的这些投枪式的杂文，是鲁迅“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同样，对于刘禾的国民性神话，也是如此，论者仅仅从推演的角度，挖掘了国民性理论的来龙去脉，利用福柯式的知识考古，终于把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主要阐释时，便出现了问题，这仅仅是一个概念的接力吗？鲁迅的“国民性”观念下是无数生动的事实与案例，如知识分子题材与农民题材的小说中，都可见作品人物的典型性，哪怕在今天，这些人物如阿Q、祥林嫂、子君、魏连殳等身上的特点、性格、灵魂，还普遍在当下存在，在历史长河中普遍存在，这难道是一个概念的移植与漂浮吗？刘禾的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可取，但在方法的理解与运用上，我们认为存在明显的“误读”。这一误读的背后，显然有其他的复杂原因。
如果把此类误读归纳一下，那么，这些看法，其实都是对现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的误读，也是对新文学传统的误读。他们误读的结果，有一个略为相同的地方，即对鲁迅和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五四新文化主流存在不同程度的贬抑。与这些通过革命、激进来推动社会变革不同，他们大概都主张以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正是对于革命、暴力的不满，包括对解放后的“左”倾专制、“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特别反感，他们试图对激进的革命文化展开知识考古，于是以概念为经，一路追溯到了左翼，追溯到了革命文学，追溯到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并把它们一股脑儿推进了一个大筐里，这样那些具有激进主义基质的所有作家、思潮自然难辞其咎。对于生活在美国优裕物质环境与自由理念下的书斋型学者，他们对中国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怀有一种抗拒心理，这是可以理解，也是我们感同身受的。但问题是他们以想象中国的方法在机械地推演历史进程，要知道，在20世纪前半叶的时代语境下，革命与暴力，是对于腐朽、反动与专制的无声抗议，与下半叶这一时段中像“文化大革命”式的革命、激进乃名同实异，有天壤之别。这里可见他们对现代中国的现实体验有多么深的隔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中国台湾到美国，那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体制的生存，在事实上隔断了这些美国华人对当代中国生存复杂形态的基本感受，现实中国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模糊混沌的想象，而历史中国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可以用情绪加以填充的梦境——就像‘晚清’在王德威那里幻化为中国‘现代性’的滥觞、‘上海’在李欧梵那里演绎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摩登’一样，对遥远的中国大陆的恐惧演变为对一切文化变革、一切社会批判（如鲁迅杂文）的本能般的怀疑。”
其次，除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海外华人汉学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有国外居住的特点，比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譬如话语表达与生存真相之间的差别，譬如学术趣味的差异，等等，都可能对他们阐释新文学产生影响，他们的误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不过也不是整个的偏见，而是夹杂在文字中间的一些论断，一些细节，稍经推敲便觉得有点隔膜，给人不合时宜、不明事理之感，与客观事实本身有或远或近的距离。对新文学的阐释，如果只满足于知识型构的建构，如果文字与现实生活隔靴搔痒，那么文字的华丽排列便变成对生活的脱轨，只是知识链条上的平行推演，没有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他们是从中国大陆当代文化的外部观察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他们也是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体验到的东西的。”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见解。
美国华人汉学对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误读，可以归纳为误读的焦虑。本身作为“他者”的声音，它是一种可资对话的存在。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反倒是我们对这些误读的仿效与崇拜等反应，倒是显得耐人琢磨。
“西方出版物的中译本筑成了今日的学术语境。而且，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竟然也大多属于介绍型。”正因为中国新文学的学术研究一直缺乏足够的理性框架的支持，在长期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民族自信的摧毁导致了盲目的跟风，以至于对海外华人汉学的误读，缺乏合理的消化与反思，这是对误读的“误读”，其中就包括“汉学心态”。“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做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这里要提出警惕所谓‘汉学心态’，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中空泛的学风，并非指向汉学。”
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创造性得不到真正的确立，自由创新、百家争鸣风气的养成不能真正到位，这样的“误读”还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空中依然继续着。长期沿袭下来的笔走偏锋的艺术创新观，也加重了这一误读的生成。在中外学者对新文学传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正名的工作似乎还刚刚开始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