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由里维埃的介绍而成为NRF主要批评家的是斐南台（R.Fernandez）。这位批评家在意见与观点上与里维埃并不一致，这从他和里维埃就对“道德与文学”这一主题所作的论辩上反映得非常清楚。里维埃受普卢的影响在艺术上从来不把道德问题包括在内，更进一步，他认为道德上的成见最易歪曲生活与艺术的真理。他举出拉辛，蒙田，卢梭，韩波，与普卢来说明他所谓文学上“道德论”的危险性。他认为法国的古典作家从来不考虑到道德问题。以拉辛为例，拉辛由于不顾及道德问题才能抓住人性阴暗而最真实地自然的一面：相反卢梭——以及由他而创始的浪漫主义——第一次把“道德论”带入了文艺国境，从而第一人歪曲了心理真理（Vérité Psychologique），而这错误直到普卢出现才重又被纠正过来。他曾以“普卢世界”中最怪异的人物Charlus作例子。Charlus是个怪物，但普卢由于不加以卢梭式的“道德裁判”，这人物才得到了他的人性。
斐南台同样以文艺与心理的观点作出发却认为道德问题与“人”本身是无法分隔的。他深信一个无“方向”（Orientation）的人决不能负起作为一个人应尽的使命。同样，以“人”为主题的文艺，不论正反，如果它不指示出“方向”，它本身是站不住脚的。他不认为拉辛的作品具有如里维埃所叹赏的纯粹客观性，他认为拉辛和其他作家一样有他的爱好与方向，而拉辛的方向即是如何描绘出人性中弱点之一。至于普卢，斐南台认为在他的作品中还谈不到“不道德”或“无道德”的问题，因为他所创造的人物还存在于“道德线”以下的境界。
总之，在这论辩中，里维埃与斐南台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都不主张文艺中的“劝善主义”。他们所探讨的是究竟文艺中道德因素有助于心理真理抑或有碍于心理真理这一问题。斐南台因为把道德看作是实体的对待，所以认为忽略任何一面都不足以解释人性的整体。他的批评著作充分地表现出他的英勇与好斗的气质，在见解上有时颇能独具慧眼。他在NRF发表的文章很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有《音息一集》（Messages，Ier Série，1926）与《音息二集》（一九三六），《纪德研究》（一九三一），《莫里哀的生活》（一九二九），《人是人性的吗？》（一九三六）等。
此外如着重于探究思想与生活形态的批评家许雅雷斯（A.Suarès），以客观批评闻名的克莱弥（B.Crémieux），以古典形式而配合浪漫精神的批评家谢鲁（E.Jaloux），在NRF连续发表《闲话》（Propos）的阿兰（Alain），在批评上都各有特殊的地位。
四结语及展望
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经过最初十年间的游移与徘徊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代以后突然进入坚定与明朗的阶段，获得了真正“现代”的方向，作为促成这转变的动力将是《新法兰西评论》在未来法国文学史上应得的地位。法里（Wallace Fowlie）近年在一本题名《小丑与天使》（Clowns and Angels，1943）对法国现代文学作探究的批评著作中谈及这诞生于一八七〇年代左右的文坛四杰——纪德、普卢、克劳台，与梵乐希时曾说：“四位无疑在法国文学上都有着他们最高的地位。以深厚与光辉来说，只有诞生于一六二二年代包括拉封丹，莫里哀，巴斯加这一群方可与之比拟。”纪德与普卢不仅在法国小说史中立下了一道纪程碑，而更无限地替小说拓展了它的天地。梵乐希的智才与克劳台的宏大同为法国现代诗坛的光辉。最奇怪的是这四位作家都快到五十光景才成名。他们都经过了几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活才开始受到读者的注目。即以第一次使纪德与普卢成名的《梵谛冈的地窖》与《史璜之路》来看，虽都发表于第一次大战前夕，但为广大的读者所发现时则已在大战结束以后。梵乐希退隐了二十年，至一九一七年《年青的命运神》问世，名才大噪。而克劳台最伟大的诗作几乎都完成于一九一三年以前，但他却犹待他在戏剧上的成功才被奠定了他诗人的声名。然使文艺爱好者得以接近而认识他们的作品，使后起的作家们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代的大师，这功绩却又不能不归之于《新法兰西评论》。但NRF对法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尚不止于小说与诗歌：戏剧方面，哥波的“老鸽笼剧场”替法国现代剧坛奠定了革新的基础，替剧艺注入了新的生命与力量；批评方面，纪德，谛波岱，里维埃等合力导引现代的批评精神回复到蒙田的“试论传统”。NRF不仅使莫里雅克、杜加尔、罗曼、杜雅美、纪罗杜这辉煌的一群作了法国现代文学的支柱，同时在后进作家中如玛尔洛、圣狄瑞披里、许贝维、阿拉贡、爱吕亚身上找到了后继，使法国文艺的火炬得以次第传递永无止境。如果我们说NRF在它卅年来的进展中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国现代文学，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太狂妄而夸大的估量。
归纳所以使NRF如此地发挥了作为一个文艺杂志所负的使命，在文艺史上造成了这样一个空前的地位，我们可用最简单而平凡的六个字来说明：折衷，客观，独立。
所谓折衷并非指中立的意思，而是在各种对待的事物中去求平衡，从而获得前进的力量。NRF作家们重视古典精神中的质朴与诚实，但他们并不忽视浪漫精神中热情与幻想在艺术中的重要性；他们感到写实主义“不离生活”与“艺术客观性”的可贵，但象征主义精神的“坚贞”与“不苟且”在艺术中却也同样重要。由此，他们认为文艺的演进并不藉标新立异的主义，而须藉作家自身工作的真诚。NRF并无门户之见。它并不把文坛看作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天下。任何作家的作品，设若他写作的动机是诚恳的，他作品的艺术是合于水准的，它都接受。它并不要求写作者在思想倾向或文艺观点的一致，相反，它鼓励每一作家发展他一己特有的才具，尊重他在意见的判断上的自由。
NRF的客观性存在于它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但并不去左右读者的思想。它具有一般前卫杂志所缺少的气度和一般保守杂志所忽视的趣味与现实感。它不抹煞过去，但更迎受未来。
它在立场上始终是独立的。它自身虽不断地更新，但并不放弃它固有的作风与品格。对作品它始终着重于它的艺术品质；它毫不容情地拒绝了一部分油腔气或方巾气的作品。而一部分写些花里胡哨的作品以求畅销的巴黎作家们则尤在它排斥之列。
NRF严正与纯洁的作风在学院派批评家的口中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巴黎大学现代文学教授施特劳斯基（Fortunat Strowsky）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廿一日的《意见》（Opinion）上写道：“纪德！普卢！梵乐希！全部代表了《新法兰西评论》！无疑它将对年青的一代发生巨大的作用……它的人文倾向使它从文艺的角度去体察一切。这可说真正称得上是一种文艺复兴运动。”《法国文学史》作者朗松（G.Lanson）教授在一九二一年《两世界杂志》十二月号上也说：“我敢指出《新法兰西评论》作为当代最优良的文艺倾向的代表……我认为它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探求当今智力与敏感最具独创性与现代性的配合而并不忽视过去一切的文学传统。他们中每一作家以明确而同时富于暗示的文字去表达他对生命所要说的；不陷入在一种派别的公式中，而个别地采用了最适于表达当前思想与情感的各种派别的优点，这努力实在有着它重大的意义而可能得到最高的收获。”
但另一方面，NRF也着实遭遇到一部分文坛丑角的攻击。而其中尤其以一九二三年与一九二四年间由裴罗（Henri Béraud）领头对NRF作家，而尤其对纪德的冷嘲热讽为最著名。这一类由于自己遭受摈斥从而企图藉谩骂与毁谤成名的作家大概在各国文坛上都有。纪德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上写道：“……马西斯与斐罗之类对我的攻击使我在三个月内所得的名气胜过了三十年来我作品所得的名气。”在隔着二十多个年头的今日再来看所谓“裴罗与纪德案件”愈觉得这种无聊的手段的笨拙与滑稽。
本文所叙《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的演进在时间的界线上止于第二次大战。战事以来这几年间的法国文学尚在它演进的过程中。它还在和政治与社会背景打成一片的阶段，这过分的现实性还不够用文艺尺度去作衡量所需要的距离。一般说，战争对文艺很难发生正面的作用。试看第一次大战期间所写的作品，除了普卢与战事毫无关连的《往事追迹录》依然鲜艳如恒，所有其他的战争文学已早都无声无息。
本次战事期间使我们失去了纪罗杜、柏格森、罗曼罗兰、圣狄瑞披里，与一代的大诗人梵乐希。在世的作家有的因失节而消隐，年老的一代如纪德如克劳台已濒搁笔的高龄。纪德在他去年出版的《德赛》（Thésée）首页中已自认是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但新的一代在成长，不少已在战后突然成了文坛的要角。
法国是一个富于文艺理论的国家，第一次大战前后包括“达达”之类在文坛上出现的主义多至三十六种。本次战后在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的出现。
以写战争与革命闻名的小说家马尔洛被认为这新主义的先驱，它真正的领导人是NRF后期的一个作家沙尔德（J.P.Sartre）。他在一九四三年所发表的一本七百页厚的哲学论著《生命与虚无》（LEtre et Ie néant）是这运动的理论与法典。它认为生命本身是一种荒谬，但生命可以藉人为的力量而具有意义，因此“存在主义”虽以哲学性的否定作出发，却主张藉人类间共同的合作以谋世界的改进。这运动今日尚在热烈的展开中。而有人已预言未来的“沙尔德主义”或能继承“柏格森主义”而成为法国现代哲学思想最高的表现。
“存在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则有沙尔德和他的同志加愚斯（Camus）与女作家西蒙波佛（Simone de Beauvoir）所写的小说，戏剧和论文。
我们处在“两世界”这一端的人们姑且拭目以待吧！
一九四七年三月脱稿于江湾庐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