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词人蒋捷有一曲名作《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词中浓缩的三段人生，少年的快意逍遥，中年的时事维艰，老年的孤苦凄凉，拿来与吴宓（1894—1978）的人生对应，有着惊人的吻合。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7年赴美入弗吉利亚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翌年，转入哈佛本科，结识梅光迪，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返国后入南京东南大学任英文教授。次年，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刊行。1924年，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裁并后，北上奉天（今沈阳）任东北大学英语教授。1925年重回清华，筹建大学部和研究院，并出任研究院主任。一年后，辞研究院主任，专任教授。1933年，不惑之年的吴宓事业上遭到重创，《学衡》停刊，恩师仙逝。抗战期间，任职于西南联大。1945年赴成都转任燕京大学英文教授。1946年，清华北平复校，不就，从此与之缘尽，转赴武汉大学外文系。1949年4月离开武汉，拟赴成都，就四川大学之聘，但中途止于重庆，在民办学院任教，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1950年，改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入西南师范大学，此时已近耳顺之年。1966年“文革”爆发后遭到残酷迫害，右眼失明，左腿残废。1974年以八十一岁高龄反对“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卧病在床，1977年由胞妹接回原籍，次年即病逝，享年85岁。
综观吴宓一生，可谓风雨飘摇。没有多少宁静的空间够他挥洒才情。他留下的专门著述不多，生前只刊印了《吴宓诗集》，多数文字均为短简散论。徐葆根在《会通派如是说： 吴宓集》的“后记”中感叹“先生博学卓识”，但却只辑录到区区“二十五万字”。
吴宓不擅长篇巨制，不求体系森严、蔚然大观，固然与时局动荡、人生飘零不无关系，但更多是与其才情性格相关。学人而诗人，一身两任。钱锺书认为，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吴宓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处于混沌冲突的状态，而在学人和诗人的身份之间，诗人身份占据了上风，他“不是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人物，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以诗人之浪漫心态为学，当然兴之所为，欠缺的是恒心。诤友汤用彤早就批评他“失其故我，关心俗务，甚欲娴习交际，趋重末节，读书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吴宓对自己的性格也洞若观火，“宓于学问，毫无用功……而年华已长，忧国伤乱，魂梦不安，又为种种邪魔杂念所侵扰，静中回首，虚靡光阴，真不为少。欲静心用功，实难又难。将来只可以常人终身。吁！可惊也，可伤也”。虽然此段文字自谦太过，但以其才高，实可为学界有更大贡献。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吴宓以其坦荡的诗人性情，不惜笔墨、吐尽肝肠地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吴宓对学界的贡献主要不在于那不多的著述，而在于他身体力行的“中西会通”之治学精神。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对后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钱锺书就坦然承认，他那一代的年轻中国学生都欠吴宓“一大笔账”。
二
“五四”一代的学人几乎有个共性，就是著译两不误。吴宓也不例外。吴宓的译事活动大致如下：
1922
1. 《小说名家： 纽康氏家传》，萨克雷撰，载《学衡》第1、2、3、4、7、8期。
2. 《葛兰坚论新》（合译），载《学衡》第6期。
1923
3.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马西尔撰，载《学衡》第19期。
4. 《希腊之留传第一篇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穆莱撰，载《学衡》第23期。
1924
5. 《世界文学史》（译注），载《学衡》第28、29、30期。
6. 《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载《学衡》第32期。
1925
7. 《罗马之留传第七篇罗马之家族及社会生活》，赖斯德撰，载《学衡》第37期。
8. 《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载《学衡》第38期。
9. 《论循规蹈矩之益与纵性任情之害》，吉罗德夫人撰，载《学衡》第38期。
10. 《但丁神曲通论》，葛兰坚撰，载《学衡》第41期。
11. 《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喻译释》，载《学衡》第41期。
1926
12. 《罗塞蒂女士“愿君常忆我”》（译评），载《学衡》第49期。
13. 《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之影响》，载《学衡》第54期。
14. 《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编译），载《学衡》第55期。
15. 《小说名家： 名利场楔子第一回》，载《学衡》第55期。
1928
16. 《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载《学衡》第62期，另转载《大公报》文学副刊。
17. 《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载《学衡》第63期。
18. 《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载《学衡》第63期。
19. 《美国现代文学中之新潮流》，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16、23、30日。
20. 《蜗逊论心理学与文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9月17日。
21. 《克拉塞格言》，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9月24日，后载《学衡》第70期。
1929
22. 《佛斯特小说杂论》，载《学衡》第70期。
23. 《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载《学衡》第72期，同年11月18日《大公报》文学副刊转载。
24. 《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文学》，载《学衡》第72期，同年12月16日《大公报》文学副刊转载。
25. 《已故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1881—1926）》，连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12月23、30日，1930年1月13日，后载《学衡》第73期。
1931
24. 《拉塞尔论伯格森之哲学》，载《学衡》第74期。
25. 《雪莱献玛丽诗》，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12月21日。
从这张年表可以看出，吴宓的翻译活动具备如下特性：
第一，内容杂。相比译界前贤严复、林纾，侪辈朱生豪、傅雷，吴宓选译的对象过于杂乱，有小说，有诗歌，有文论，有传记，原作者不光涉及英美，还有俄法，没有固定的套路，给人随性而为之感。
第二，篇幅小。吴宓所译材料的篇幅都不大，由于兴趣点多，未能专治一家或数家，也就难于做大做深，没有大手笔的译作存世，够不上翻译名家分量。
第三，时间短。吴宓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其主笔《学衡》（1922—1933）和《大公报》文学副刊（1927—1933）期间。所译文字也几乎全都发表在“自留地”之上。1933年，这两个刊物停刊之后，吴宓的译介活动似乎也就遽然终止，所以大致算来，他的翻译实践活动前后不过十年时间。
译事是苦功，首要的是耐得住寂寞。吴宓是性情中人，自然对此会非常敏感。1933年后，终于从繁忙的编务中脱身的吴宓，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翻译活动，但他却自折译笔，足见对此翰墨生涯缺乏激情。同样是时局的飘摇风雨，朱生豪、傅雷等能成为翻译大家，而同样学贯中西的吴宓却轻掷了才华，在翻译事业上难望这些侪辈项背，不得不让人慨叹，心性使然。
三
表面上看，吴宓对自己的翻译也没有过高的期许。与其说是“赏心的乐事”，不如说是“应景的苦差”。难怪，他的译事给人“虎头蛇尾”之感。如《名利场》的翻译，只开了头，就没有下文。
但是，透过吴宓译事活动的杂乱表象，隐约还是可见一个重心： 白璧德。《学衡》就是在白璧德影响之下创办起来的刊物。译介白璧德的著述当然是首要的任务。作为白璧德最为器重的中国弟子之一，吴宓在译介其师新人文主义的学说中可谓功莫大焉。盘点一下吴宓的翻译项目，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跟白璧德及其倡言的新人文主义有关。
吴宓译介师说，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大有深意存焉。1923年，吴宓致信白璧德，袒露心迹：“弟子返国逾两载，感国势日衰，政局日峻，人心堕落，古风不再，若不彻底改变国民根性、扭转国民道德，则未来政治经济了无希望。”他直言，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之危局，一切都散发出腐败堕落气息，与国运衰颓、生灵涂炭相比，个人荣辱不值一提。
同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一样，吴宓对白璧德的译介绝非个人闲暇生活的点缀，绝非猎取名利的终南捷径，而是要盗取天火，启迪民智，富国图强。不同的是，吴宓所引进的“天火”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5年，他写信给白璧德，希望恩师原谅他擅自主张，翻译师说，因为他觉得这是应尽的神圣职责，遗憾的是，他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多，虽虔诚译事，但必定有诸多疏漏，是故无论怎么责罚，都甘心领受，无怨无悔，否则，良心将不安，九泉之下也难瞑目。
吴宓译介白璧德的诸多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白璧德的《民治与领袖》一书在美国初版于1924年，吴宓阅读之后，即在第一时间译出引言部分，同年即刊载于《学衡》第32期上。吴宓摘译的引言部分是理解白璧德全部学说的关键。在这部分中，白璧德回顾了自己思想的来龙去脉。吴宓对翻译材料的选择，背后体现的恰是他深邃的学术眼光。
四
吴宓的翻译水平究竟怎样？我们不妨中英对照一下《民治与领袖》开篇一段的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