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对郁达夫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郁达夫既是一位曾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探索、艰苦奋斗的前驱者，又是一位为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诗人兼爱国主义战士。但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作家，无论是他的生前或者死后，评论界对他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却很不统一，可以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甚至还出现了几次较大的反复。如有人因郁达夫作品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以及有爱国主义的思想等，而大加褒扬和推崇；又有人因郁达夫作品有“感伤”情绪、“颓废”的色彩，思想落伍于时代，而极力抨击和鄙弃；还有人对郁达夫作品或褒或贬各打五十大板，而不再去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诚然，造成这种驳杂不一甚至截然相反的批评现象，与论者对郁达夫作品的理解、审美观念以及主观因素等有关，而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郁达夫本人的复杂经历，尤其是其在文学世界里所表现出的独异性。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与论者们往往只注重揭示其表层现象，而忽视了郁达夫复杂的文学世界之深层的聚焦（跟大胆、坦诚与率真有关）。因此，充分认识和正确评价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鲜明印记，不仅对于深入研究郁达夫本人及其作品颇为重要，而且对于我们更进一步去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动向，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下面笔者把郁达夫及其作品研究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期求得对郁达夫及其学术研究能有总体上的了解和把握。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诲淫”、“不道德”的骂名，并且“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鸡肋集〉题词》）。第一个站出来为《沉沦》澄清“诲淫”、“不道德”罪名的，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他从给“不道德的文学”作界定入手，认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由于周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分析得有理有据，终于使谩骂郁达夫的“文坛壮士”们，“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鸡肋集〉题词》）。
1923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散文集《茑萝集》的问世，马上又引来了一批评论文章。对郁达夫及其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胡梦华的《〈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等。萍文认为，《茑萝集》“是求生的喊声，是人格的卫道符”；胡文说，郁达夫是“入世也深，故愤世也切”。他们都指出了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者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说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期，这时期相继出版了《郁达夫全集》（共7卷）、《日记九种》（日记集）、《达夫代表作》（作品选集）、《在寒风里》（小说、散文集）、《忏余集》（小说、散文集）、《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游记集）、《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达夫游记》、《达夫散文集》以及《闲书》等集子。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也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围绕他及其作品，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分量的专题评论出现。
首先是黎锦明、郑伯奇、钱杏邨等人打破了对郁达夫初期的“印象式批评”的局限，试图从总体上考察和研究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如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作者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用联系的观点把郁达夫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沉沦产生的时期”：“是拿他的生活作依据，创造一种普遍的意义相冲突——灵肉的冲突”，“充满情感的真实流露，使人得着一种纯净的悲哀”；“第二，自我表现时期”：其作品“大半是个人生活的实录”，“体裁是那样的散浪，几乎完全打破一切文学艺术的范围”；“第三，‘过去’的蜕变时期”：开始了“纯想象的创造”，“艺术已臻完全成熟境地了”，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郑伯奇的《〈寒灰集〉批评》一文，将郁达夫的小说分为“自叙小说”、“心境小说”、“性格小说”和“社会小说”四类，认为《寒灰集》的“永久性”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主观的记录，一个转型期生存者的生活记录”，主张用“现代的抒情主义”来概括郁达夫的创作特色，并指出，这样的特点是时代影响所致。钱杏邨的《〈达夫代表作〉后序》，则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社会学的眼光进一步对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进行剖析，认为主人公是“时代病的表现者”，郁达夫小说由对性的苦闷的表现逐渐转向对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经济问题等社会的苦闷的表现，并对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分子的一个”。
以上三人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泛引用。同类型的文章还有陈文钊的《达夫代表作》、贺玉波的《论郁达夫作风的转变》等，评价也都较为客观、中肯。
“五四”是个喧嚣的时代，各种思潮、流派杂陈，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同一文艺作品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判。20世纪20年代初，有不少人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排斥、谩骂。到了30年代，随着“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又遭到了社会各界更为苛刻的严厉批评，这类批评尤以华汉（阳翰笙）和苏雪林的观点最为激烈。如华汉认为，郁达夫之所以“沉沦”、“悲观”、“消极”、“堕落”、“颓废”等，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赤裸裸地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苏文，对郁达夫的创作从内容到艺术，几乎全盘否定，认为郁达夫是“颓废作家”，他的作品所一贯表现的思想，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甚至把它们归入“卖淫文学”一途；并说“自我主义”、“感伤主义”、“颓废色彩”是构成郁达夫作品的“元素”，而三者正是“‘世纪病’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歇斯底里的病态”。其他批评文章则大多集中于对郁达夫单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的不满，如认为《迷羊》“脱离时代的特点”，艺术上也不成功，完全丧失了作家的魅力；认为《她是一个弱女子》“依然是一部描写色情的作品”，只不过是“蒙了一重社会问题的皮相”；等等。这些批评显然是主观的、偏激的，带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初期“左”的烙印，脱离了文艺批评的正轨。
1931年～1933年，先后出版的三本郁达夫研究专集，即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上海光华书局，1932）、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上海北新书局，1933），标志着郁达夫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到来。这三本专集所选文章共72篇，且多有重复，研究缺乏深度，它反映出二三十年代郁达夫研究的印象式批评特点，尽管如此，对郁达夫研究的程度和状况却有了较为集中的展示。“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郁达夫研究因此而进入了停滞状态。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及9月份郁达夫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郁达夫研究又形成了一个热潮，但这时大多是其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民主周刊》，1946年第48、49、50期）、郭沫若的《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和《再谈郁达夫》（《文讯月刊》，1947年第5期）、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文艺春秋》副刊，1947年第1～3期）、王任叔的《记郁达夫》（《人世间》，1947年第2卷第1期、第2～3期合刊）、静闻（钟敬文）的《忆达夫先生》（香港：《文艺生活》，1947年光复版第17期）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在宏观上对郁达夫作出了总结性的评价，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地位。”
总括这一时期的批评文章，基本是对郁达夫小说的点评，且较多是综合式、印象式的感性评价，缺乏理性的光彩、逻辑的说服力以及细节评价上的深入，但是这些评价却几乎涉及了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各个领域。更有一些论者以其卓越的艺术鉴赏力，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论点，这无疑为以后的郁达夫小说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至于对郁达夫散文、诗歌、日记、文艺观等进行研究的文章虽时有出现，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若与同期郁达夫小说的研究相比，则显得非常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