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春小学
我最早读书的那个小学，位于麻春堡，所以叫麻春小学。学校建在一座山丘的脚下，仅西面连着几户农家。因此可算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所在。它背靠的这座山叫庙山，山顶上有一间土地庙。
印象中，这个校院是当时我所能见到的最为宏伟的建筑。大门楼类似于某个寺院的门庭，高大华丽。两边宽大的门框上雕着花。门是双扇门，十分的厚重。上面钉着两排虎头铆钉。门槛很高，每次进出时，我都要高高地抬起脚来。校院十分宽敞，砖木结构的几排校舍随意地分布在校院四周。校院中间有一棵高大的榆树，下面有一个石灰抹就的乒乓球台案。
记得每次上课时，值周的老师就拿出一个铜铃来，啷啷地摇动一会儿，摇完了就把铜铃倒扣在窗台上，然后夹着书本来上课。据说这个铜铃是和尚念经时用过的。它有一个磨得光滑的椭圆形木柄，有几次我偷偷地打量这个铜铃，总是难以克制想摇一下它的欲望。
麻春堡是附近十个生产队的大队部。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村落，里面居住着三个生产队的人口，并且还有一部分回族人口。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回族同学就住在这里。他的小名叫尔不都。有一次，我在他家玩耍，在门背后的屋顶上发现了一个高高的吊罐，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是做礼拜洗浴时用的。晚上睡在他家，发现热炕上栽着一个水缸，又觉得奇怪。忍不住用手摸一摸缸壁，原来是热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热水时方便。
我的这个回族同学一直与我相处得很好。直到他搬到另外的村庄。
我特别喜欢上学。这喜欢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一点勉强的成分。这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充满了求知欲，也许它仅仅是一种爱好，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比如说，以后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什么等等。如果真要分析一下这里面潜在的动机，我想一方面是不想走父辈们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大约就是一种对陌生世界探求的朦胧意愿吧。可在当时，这样的愿望完全是出于一种喜好。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那样的山区，大多数孩子是野惯了的，对上学有一种本能的逃避意识。
那时的教师大多很严肃，常板着一张脸，对孩子们的管教也是极为严格的。比如说，一个生字不会写，要在手上打板子的，课文背不下来，加减法不会算也是要挨板子或罚站的。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严厉的处罚。不像现在的老师对孩子是太娇惯了。自私、懒惰、任性是现在很多孩子的缺点。我以为对孩子严一点未必就抹杀了他们的创造性。现在想来，我对过去那些从教认真、严厉的老师倒是心存敬意。
我记得很多与我一起上学的孩子，半途都辍学了。我同村的那个小伙伴——小栓，几乎每天早上上学都要哭鼻子，不愿到学校去。我去喊他时，常碰上他爹用鞭子抽他。
我上学从不让父母操心，即使遇上刮大风或下雪的天气，也照去不误。我是十岁左右上的学，算是念书较晚的一个。我特别羡慕与我年龄相仿的那些孩子们。当我还在家看护二妹时，他们都已上学了。记得在中午或下午临放学的那些时辰，我都要背着二妹站在村前的那面山坡上，一直注视着那些放学的孩子排着队，穿过河滩，走上村前的这面山坡。
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脸上露出的那种羡慕的神情，于是有一两个便走近我，给我描述学校的情景以增强我的好奇心。末了，还要对我说，我们今天又学了些什么什么等等，于是便趴在地上给我画写起来。我看得十分仔细，心里既佩服他们又嫉妒他们，同时也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多了。
我上学的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采取的办法就是长时间哭闹。父亲烦了便对我说，念什么书？你不知道咱村的某某某，还有别村的某某某都是念过书的，还不照样回家务了农。书念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我不理解，为什么书念多了心就收不回来，反正我以为念书决不比干农活差。
母亲同意我去上学。她对父亲说，咱们家几辈子没人上过学，还是让娃娃去念书吧，念一念，睁开个眼睛也好。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报名的情景，我特意穿上了干净的衣服，那是前一天晚上洗过晾干的。我一路上跟着同村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怯怯地走进学校的大门。我看见那么多与自己一般大小的孩子在校院里追逐嬉闹，全不像我这么怕生。
当我报了名领了书，一路上回家时，不免一阵阵地激动，心里一个劲地说：我上学啦！我上学啦！反反复复就是这么一句话。要是身边没人，我一定会喊出声来的。回到家时，我从挎包里掏出书本来，向母亲夸耀。母亲笑了。母亲总是宽容的，她支持我。我突然变得勤快起来，又是挑水又是扫院，然后坐下来，帮母亲烧锅。
我的兴致很高，每天去上学，似乎都能感受到新鲜的东西。比如对麻春堡的感觉就不一样，毕竟它是大队部。首先它有一条宽大的村道，上面铺着石板。两端的家户门口都栽着高大的树木。尤其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供销社门口那棵老榆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吃惊于如此苍老的树，却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它枝干黝黑，几近枯死，却在每年春天照样抽出嫩枝。有时，我走近它，摸一摸那皲裂粗糙的树皮，不由浑身一惊。
学校一边的大队院里有一处高高的戏楼。戏台上的红柱子，表面的油漆几近脱落。棚顶上有许多鸟儿在上面筑巢，它们唧唧喳喳飞来飞去，在空旷的台面上洒下许许多多的粪便。常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就到那儿去玩。某一次，我们发现高高的棚顶上吊着半截麻蛇的身子，我们便纷纷投石块攻击，麻蛇经不住攻击终于掉落下来，先盘成一圈，然后又慢慢地移动开去。
我第一天上学就闯了一个祸。课外活动时，我急着要小便，在别人的指点下，便找到了一长排厕所。可是我拿不准要进哪一个。虽然上面都写着字，可是我不认识。我虽然看见有几处有学生进出，但我怕羞，没跟进去。最后看见一个厕所，较为干净，似乎里面也没什么人，便一头闯将进去。进去后我便愣住了。我发现地面上正蹲着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的，一位女老师，屁股撅得高高的。我吓坏了，也不知道跑，就那么愣愣地站着。其实这个女老师很温和，并没对我发火，但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显然她想掩饰一下，但来不及了。后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去的。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除了怕，再就是好奇。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女老师有一个十分丰满的臀部，并且十分的白嫩。后来这个老师还当了我的班主任，不过那时我已上三年级了，她对我很偏爱。看样子她一定认不出我就是当年那个闯祸精。
女老师姓刘，留着两条很长的毛辫子，走路时，毛辫子一甩一甩的。尤其是她那摆动的臀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我虽懵懂，却也知道注意美丽的异性。记得刘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喜欢走下讲台，站在前排，用自己的大腿根抵住桌沿。这动作很使我想入非非。
五年级时，刘老师结婚了。有一次，她丈夫来看她，不知怎么的，床板折了。于是刘老师就让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去帮她丈夫修。后来有几个同学还在私下议论呢。
算下来我在麻春小学上学的时间先后有两次。一年级上了一年然后就到临村的张庄小学去上了。三年级时，又回到麻春小学，一直到小学毕业。
最初的一年里，我对所学的东西几乎没留下一点印象，唯一记住的都是些与学习无关的东西。我一直记得我们村子下面的那个果园。
每一次到学校去，我们都要经过这个果园，所以它就给了我十分美好的记忆。春天时，果园里的树木全开了花。桃树的艳丽的红花像一树火星。花红树的粉红色的花，一嘟噜一嘟噜的。冬梨的花稍晚一些开，开放时，却是一下子集体开放，十分的性急。满树粉白的花，在风里轻微地抖颤，像一树白蝴蝶扇动翅膀。
我在很多篇文章里都提到了这个果园，我一直试图传达出它的艳丽与丰硕、它的喧闹与寂静、它的繁荣与苍凉，然而往往我是力不从心的。
到了盛夏，果园一边的苜蓿地一片葱绿，硬硬的茎秆蹿起来有半人高，拇指大的紫花全开了，散发出浓郁的苦香。有时我们从那儿经过，常常碰上慌忙逃窜的野兔和獾，皮毛光鲜闪亮。
到了深秋，果园一片萧瑟。树上的叶子全落了。每天早上经过那儿，就见早起扫落叶的人。有时中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到果园里去寻觅脱落的秋果，常有收获。有些果子一直挂到深秋还不愿从树上脱落。不过它们大都挂在高高的树顶上。有时我们须爬到高处的摇晃不止的树杈上才能摘到。这些迟暮的果子，面皮金黄，脆嫩香甜，别有一番滋味。个别果子一直挂到冬天，最终皱缩成拇指大的黑球。
冬天，我们起得很早，当我们相邀着走出村口的时候，天上还挂着寒星，地面上结了霜，走在上面咯吧吧的响。经过黑糊糊的果园，来到河滩上。迎面吹来的风潮湿而冰冷。河滩上全结了冰，白茫茫一片。这时方才注意到月亮挂在河流转弯处的那座东山的顶上。
在冰面行走我们特别小心，生怕不慎掉进冰窟窿里去。尽管借着月光有时我们不免也会踏进冰水中。所幸这样的冰水不深，仅湿透鞋帮而已。跺几下脚继续往前走。到了河边上我们常常就变得一筹莫展了。许是前一晚上水太大将过河的踩脚石全淹没了。
于是我们就沿着河道上下奔跑，想再找一处能过河的去处。有的孩子胆大直接从薄薄的冰面上爬过去。有的便又回到原处，踩着结有冰碴的石头过河。常常在半途滑下踩脚石，然后奔跳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的鞋与裤管被冰水渗透。走上不多几步就被冻硬了，走起来哐啷哐啷地响。及至到了学校时，便赶忙生起炉火烘烤。即使如此，临上课时，我们仍感觉双脚被冻得发麻生疼，于是便一齐拼命地跺起脚来。
这样的境况对一个孩子来说虽然苦了些，但我们乐在其中，并不以此为苦。及至今天我当年的那些小学同学大多走出了农村，有了工作，且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回首当年经受的那些，皆有一番感慨。
还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叙。
记得我报名的那一天，发现了一个小姑娘，十分的特别。说她特别是因为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农村小姑娘，一是她的穿着打扮不一样，二是她的个性不一样。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她戴着一只绿色的编织帽，护耳下面有两只飘带。她蹦蹦跳跳的，又活泼又机灵，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我一开始就注意上了她，她大约也发现了我，于是在我报名时，她就故意挤在我旁边。像我们这些小孩子大都捏着一块钱左右的几张毛票，唯独她手里拿着一张五元的票子，于是我们就感觉到她的不同来。后来我得知，她家在兰州。当年中苏关系紧张，听说，苏联人把兰州作为攻打的目标，于是这小姑娘便随奶奶迁至麻春堡。大约她是在兰州上的学，于是在这样一个山村小学，混在这么一大群土孩子中，就显出她的特别来。我发现有许多大孩子，包括老师都处处偏护着她。
接下来的日子，这小女孩很使我难堪。她几乎每天课外活动时，都要来找我。我一见她就跑，她就在后面追。并且不时地用手中的书包打我。更有甚者，每天上课时，我们班还未下课，她就来到我们教室的窗前，趴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下课时我也不敢走出教室。后来，同学们发现了，一见小女孩来到窗前，就一起发喊。他们有意取笑我，看我的笑话。
一年之后，我离开了麻春小学，就忘了她。有一个星期天，我随母亲到供销社去买东西，却突然发现这小姑娘原来住在这个大院里。我看见她正待在屋子里帮她奶奶干活，我便躲在母亲身后。
这是最后一次见她，后来，她一定是又回到了兰州。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可是很奇怪，尽管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儿时的情景，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她。1999年，我在《兰州晨报》工作了一年。有时，真有想寻找到她的愿望。我想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约还生活在兰州。不过，假若我们真有相见的机会，我对她要讲些什么呢？或许她早已将儿时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庄小学
张庄小学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学，仅有一排校舍。一间大教室连着一间小宿舍，小宿舍是老师办公用的地方。校舍位于一座小山的顶上，四周没有围墙，教室前面有一块不大的空地，算是我们活动的场所。学校不可能有专门的厕所，于是老师给我们指定，校舍背面的那个深坑是女生用的，前面沟坎下的那处深坑是男生们用的。老师到底在什么地方方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幸亏我们只有一个老师，且是个男的，也就方便多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教室，里面有两排桌凳。这些桌凳高低大小不同，式样古朴厚重。桌面很宽，能趴下三四个学生，凳子也是长条的，能坐下两三个学生。这些桌凳大约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很可能都是过去没收的地主富农家的东西。所幸这样的桌凳虽然陈旧但结实耐用，经受住了我们不停的摔磕。
来这里上学的都是就近四个生产队的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一律坐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个老师教授。教完了一年级，教二年级，教完了二年级再教一年级，轮流上，也挺有意思。
最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张涛，是个年轻人，属临时聘用的民办老师。大约是有些怀才不遇吧，他情绪很大，我们稍有疏忽就要挨板子，于是我们都怕他。他有一把提琴，课余时间我们常发现他关了房门在里面独自拉琴。有时遇上练习课，我们正在做作业，忽然间就听到了他的琴声。于是我们就放下笔沉浸在他悠扬哀伤的琴声中。我们虽不大听得懂琴声，但我们都能体会到他的心思，觉得他窝在这样的小地方的确是有些可惜了。
后来他就到固原师范去上学了。临走时，他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他的房子里，讲了许多勉励我们的话。那一刻我觉得张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对于他的离去我们都很惋惜。
第二个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姓董，是个大个子，红脸膛，特别容易害羞。一走上讲台就红了脸，接下去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于是人也就变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们坐在下面为他干着急，反而忘了他讲了些什么。也许，他觉得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干了不多几天就离开了，继续回家务农。他现在还在，已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了。有时碰到他，我还叫他董老师，不过他还是那么容易脸红。
第三个老师，叫张殿雄，是南台子村的。他大约是从某个小学调上来的，课教得好，人也严肃。不过他后来遇到了一件事，就慢慢地放松了我们。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妹妹疯了，四处乱跑，于是他常扔下我们一帮孩子，四处去寻找他的妹妹。他一走就把几十个学生交给我。我那时是班长，在同学们中有很高的威信。我每天组织学生背书、写字，安排课外活动，其能力不比张老师差。
现在张庄小学还在，不过已迁了校址，校舍比那时要漂亮多了。有一次我到学校去转悠，发现当钟用的那半块车圈，还是我当年从生产队里偷来的。
张老师不在的那些日子，是我们最自由的日子。念书倒在其次，我们主要的时间都在玩。把男女生集中在教室门前的空地上，做操、唱歌、做游戏，接下来就翻跟头。女生，侧着身子翻，男生要折腰翻车轱辘。
我们学校面临一座山坡，山坡上有许多处塌陷的窑洞的废墟。有些胆大的孩子常从那里刨出灰烬以及被烟火熏黑的灶台，有时还发现被掩埋的人体的骸骨。
后来据大人讲，这里是民国二十一年海原大地震时留下的废墟。
有时，在夜深人静的那些时刻，从这面山坡上就传出锣鼓的敲打声。据说，地震的那一刻，这里正在唱大戏。虽说这样的声音我从没听到过，可是能感觉到这里瘆得慌。记得有一次，董锁躲在山坡的某一处背书，到了下午放学时还不见来，于是老师让我们分头去找。当我们发现他时，看见他正躺在一处低凹里，呼吸微弱，脸色蜡黄。人迷迷糊糊的，似变得神志不清。第二天，董锁的小脚母亲带着他又来到那个地方，烧了许多的纸钱。
我还记得这个董锁，他的年龄大约与我一般大小。人虽看起来老实，但却做过一件荒唐事。有一天，有一个小家伙悄悄告诉我说，董锁每天放学时，在回家的路上都与花花（仅以此名代替）藏在一处胡搞。我吓了一跳，但同时变得十分兴奋。我知道他说的胡搞是什么意思。于是在当天下午，暗暗地安排了小栓等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在后面悄悄跟着董锁他们。不多时间，小栓他们就拧着董锁和花花的胳膊走了回来。一伙人到了跟前，显得很是兴奋。小栓对我说，狗日的董锁和骚皮花花，正躲在深坑里呢，还当是没人看见呢，没想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哈哈！他显得十分自豪。我一看，董锁和花花都勾着头，不吭声，眼睛盯着脚尖。于是我们就让他俩站在教室的讲台上，轮番审问，并不断地进行拷打。
我记不清这样的拷打进行了多久，总之两个人都不吭声，最后董锁哭了起来，而花花一直咬着嘴唇，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蔑视。
这个小丫头不愧是地主的女儿，有一股子狠劲。
现在想来，我们不知怎么就学会了大人们经常使用的手段，对两个与我们一样还不太懂事的孩子进行了惩罚和羞辱。并且，在往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惩罚和羞辱一直进行了很久。后来董锁告诉了他妈。那个小脚老婆子来了一次学校，几乎被我们轰走了。
记得好像是冬天，我们把水灌在了董锁的鞋窝子里，用烧红的火钳去烙花花的头皮。花花不愧是大地主的女儿，尽管被烙得头上冒烟，依然一声不吭，我们拿她真是没办法。
后来，她在我之后，考上了学，如今是某一个小学的老师了。她大约一直没忘记此事。虽说这事过去了几十年，每一次见她，我都感到羞愧难当。
看来，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多么可怕啊。我一直不解，我在很小的时候，何以干过那么多顽劣的事情。
向阳中学
我在向阳中学念完了初中。感觉两年时光并非想象的那么短暂。向阳中学是个戴帽中学，它是在麻春小学的基础上扩建的。不过学校已不用旧校址而迁入麻春堡对面的羊粪湾。新学校建在一处山丘上，站在大门口，对面的麻春河滩、麻春堡以及左右两面的村庄尽收眼底。
向阳中学仅从“向阳”两字就可看出，这个学校在办学之初尚带着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
记得在上初中的那两年里正逢上“批林批孔”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类似这样的政治风波也波及到我们这样的学校。有一段时间，校长还鼓励学生们写大字报。于是乎校园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其矛头都是针对老师们的。意思不外乎就是某某老师惩罚学生啦，某某老师只讲分数不讲政治啦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影响下一些老师便不敢正常上课了。于是我们天天下午都趴在桌子上写大字报。
那时候，我们还学习黄帅，觉得黄帅虽交了白卷，但凭一封信照样能上大学，便很是羡慕。后来老师们又组织我们看电影《春苗》，知道了工农兵照样能上大学，于是便觉得学习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后来这样的情景略微收敛了些，我们便又开始正常上课了。可是每逢一次大型的政治活动，我们全校的师生都要敲锣打鼓到大队部去，与全大队的社员一起参加活动。有几次，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声腔洪亮，语气铿锵，甚至在一些场合，我还带动学生呼喊口号。因此，我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不过这仅仅算做是一种朦胧的政治热情，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清醒的认识。
记得我的恩师白明亮老师，每周都要出一次墙报。每一次书写，都要让我去帮忙。我吃惊于白老师能写出那么多的字体来，而且还会画漫画。比如一支大蘸笔下，是几个形态丑陋的小人，作一脸惊恐状。这些人大约就是白老师批判的孔子、孟子等人了。当然也有一些其时正受到批判的人。
我想，白老师这样做，也是权宜之计。其实他对我们班的学习抓得很紧，也制止我们去写大字报。白老师常给我们讲一些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学生到学校来就是要以学习为主。在他的教导下我们慢慢走入正途。现在想来，白老师当时讲的话与其时的政治气氛多少有些出入，但我们没一个人对他有意见。一是因为他为人正派，学识渊博，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敬重，二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管教极为严厉，我们都有些怯他。
白老师当时教我们语文和物理，而刘老师就是他的妻子教我们数学和化学。两位恩师教学认真刻苦，使我们受益不浅。
记得给我们带政治课的王校长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由于他会一些针灸，于是给我们班新开设了一节针灸课。课上让我们都学针灸之术。他偏爱的却是我们班的一个长得最漂亮的女生，常常是手把手地教，而且让她做示范，给我们的身上扎干针。我们常看见这个女生往他房子里跑。
毛主席逝世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安排我们初二的一些男生晚上到学校里来值勤，所谓值勤就是让我们分成两拨，一拨人守护校院，另一拨人守护学校下面公路上的那座桥梁。说是阶级敌人很可能趁此机会向我们社会主义进攻，搞反革命破坏，让我们一定要提高阶级警惕。于是我们几个半大小子，手里提着自制的标枪，整夜地趴在山坡上，静静地注视着桥面。那时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一旦有行踪鬼祟的人出现，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
与此同时，王校长每天晚上都安排一些年龄较大的女孩子到他的房子里来扎纸花，说是为主席的追悼会做准备。晚上这些女孩子都不回家，就睡在王校长的房子里，我们觉得奇怪，不知道王校长睡在哪儿。
后来的某一天，有人发现王校长跟做饭的女厨师戳戳捣捣的。并且，我们还看见王校长经常到麻春堡的女厨师家去。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心照不宣，也没人敢向外声张，毕竟他是校长嘛。
这位女厨师，人长得有几分姿色，收拾得麻麻利利的，在我们那样的山村也是很少能见到的。
关桥中学
以前，我并不知道发源于我们故乡的这条河——麻春河，一路泱泱浼浼，途经好多个村庄，然后流入石峡口水库。石峡口水库是动用数万民工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库，其到底有多大我就不得而知了。父亲曾修建过这个水库，他好多次讲述过这个水库的壮阔，而我总是形不成一个确切的概念。我只知道麻春河在一路流动的过程中，沿途汇集了许多的支流，水势变得浩大。能承纳如此壮阔的水流的水库必定类似于某个浩渺的湖泊。
每一次到关桥中学去上学，我总是沿着这条河流在走。一路上要经过好多个村庄：董堡、清艿湾、桃堡、卷槽、罗山、杨湾、冯湾、周堡、大沟门然后是关桥堡。算下来这样的路程有六十多里路，一路要左右几次越过同一条弯曲的河流。
每一次去上学我大都是步行，背着干粮袋和咸菜罐子，手里提着煤油瓶子（点灯用）。在穿越村庄的时候我总是勾着头，怕看见人。从每一家大门口经过时，我总是放轻了脚步，怕惊动了院子里的狗。及至走到空旷的河滩上时，我的身心便就宽松下来。我一直搞不清当时的我为何那样自卑，心中充满了说不清的忧郁。
所幸一个人沿着故乡的河流在走，心里就不寂寞。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直沿着这条河走下去，直到它的终点。我想看看石峡口，想看看故乡的河如何变成一片浩渺的水域，遗憾的是，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
从梦想回到现实，可看做是我逐渐成熟的一个标志。
从上高中开始，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这种长大的感觉，并非来源于对陌生环境及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活着并不是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活着。我之所以时时感到自卑和忧郁，正是因为我感到了一种过于强大的东西，它是我必须要承载或要努力去越过的东西。
两年的高中生活，我备尝艰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幸这样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考上了大学。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考上了学，将预示着你摆脱了艰苦的农村生活，进入一个新天地。这是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个农民子弟，努力要实现的梦想。
考上学的感觉，真有些像范进中举。我一直记得，当我被通知录取时，激动得浑身颤抖的情景。
两年高中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在我成功地上了大学以及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就不期然地梦见上高中时的情景。几乎每一个梦中都会遇到相同的情景：要么是天快黑了，还赶不到学校，要么是某一部分知识还没掌握彻底，考试时总是考不及格……梦中的我总是一幅诚惶诚恐的模样。总之在所有的梦境中，我几乎都面临困境，走不出某个怪圈。及至惊醒时，我也一时半会不能从那样的情景中恢复过来。我说不清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的对失败的恐惧吧。
关桥中学位于关桥堡。关桥堡是一个回民聚居的镇子，是当时我们的公社所在地。镇子上有一条马路，它是海原县城通往同心、中宁以及银川的公路。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关桥堡是一个较为繁华的小镇。街面上有商店、邮政所、税务所和银行。其次就是我们所在的中学了，它与公社大院相毗邻，中间就是我们上操的那个大操场。记得每天早上上操时，操场边总是有围观的群众。十几个班级在那儿列队出操，其整齐的程度类似于军人。记得当时组织我们出操的老师姓张，戴一副眼镜，脖子上挂着哨子，很是严肃。早操铃一响，各班的学生便向操场边奔跑。张老师三声哨响过，各班的队伍就要集合完毕。若是哨声响后，才赶来的学生，就不得入列，只得靠边稍息。一直到早操完毕后，再出操，不过那都是围着操场绕圈子跑了，属惩罚。全校的学生都有点怕张老师。我有一次出操，跑得过猛，结果在整队时，晕倒在操场上，被几个同学搀了回来。
我是1978年秋天上的高中，其时已实行高考制度了。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一个学生一生的命运关系重大，学校相应地也把教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但是相应的物质生活却十分艰苦，每天两顿饭，顿顿都是黄米散饭就咸菜，有时连咸菜也没有就在饭上面撒些盐末与干辣面子就饭。有许多同学由于承受不了如此艰苦的生活只好半途辍学，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记得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都睡在草铺上。冬天，风带着雪花直接从破窗孔里吹入。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发现草铺上被面上都落上了一层雪。到了中午吃饭时，同学们就爬上草铺，拉开被子盖住腿，手里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晚上点起煤油灯，同学们纷纷脱去衣服，就着灯光捉起虱子来，一时挤虱子的声音噼噼啪啪地响起来。
我一直搞不清，我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居然对一位女同学产生了兴趣。那是在高二临毕业的最后一学期，班上转来了一个女生，留短发，穿着白的确良衬衫，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只可惜一口牙是黄的。尽管如此，她在我们的眼中依然是美丽的。大约是她随父亲住在公社大院的原因，她自然看上去不同于我们这样一群土里土气的学生。她显得自信又洋气，更重要的是她脑子好使，反应快，学习也好，于是便一下子引起了我们一帮男生的注意。
我陷入了某种自卑而又痛苦的境地。我发现我偷偷爱上了这位姓高的女生。一时陷入了某种恍恍惚惚的境地。于是我躲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给这位女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这大约是我第一次给异性写信，意思不外乎是表达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明知这样的想法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回应，但还是写了这么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接下来是怎样送给她的问题了。有几次，我想偷偷地放在她的桌仓里，但临时总是心跳加快，失去了勇气。后来，我把这种内心的痛苦对我最要好的同学树引说了。树引接过厚厚的信封，说他愿意冒险一送。树引装着信走了，我就待在学校外的沟沿上，紧张地等待着结果。到了上晚自习时分，树引在暮色下找到了我，对我说信送出去了。我急忙问，她看了吗？他说，看了看，又放回桌仓了。从此很多天里，我一直在等待结果，却什么也没等到。我发现这位女同学见我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异样的表示。
一件小事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一天课外活动时，教室里只有几个学生在做作业，我发现姓高的这位女生也在，于是我像另外几位男生一样走上讲台，模仿老师的样子讲课。我一定是充满了表现的欲望，动作自然十分夸张。正在我忘情地“表演”时，我看见这位女生一瞬间露出一脸的厌恶，嘴里发出“哧”的一声后，便起身走出教室。只有我明白她这一举动的含义，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从此我灭掉了自己的非分之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不能完全说我在高中时失去了幻想，其实我是一个始终充满幻想的人。我相信我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在某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展开。这个想法持续了很久。
我一直记得我每天下午背书时，在学校四周的山野中看见的那种灿烂的黄昏景色。还有每天早上太阳从东山顶上升起时的壮观景象。如果说我从大自然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力量，你们一定不会相信。但我要真切地告诉你们：这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