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娃一家
牛娃家与我家墙连着墙，是从老一辈人起就没红过脸的好邻居。牛娃虽比我大四岁，却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胆子大，能干的事他干，不能干的事，他也敢干。
有一次，是个下雨天，他心血来潮要带我去偷生产队的果子。我跟他去了。我们是趴在玉米地里一点一点接近果园的，样子像在电影里见到的侦察兵悄悄摸进敌营。到了果园一边的土坎子下面，他示意我待在下面策应，他到树上去摘，我点了点头。我看见他像夜猫子一样弓着身子，爬向果园，然后无声无响地上了树。随即，我就听见被踩踏的树枝的响声，还有他摘果子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动静太大了，尽管趴在下面，我的心也几乎快跳到了嗓子眼上。
我知道，看果园的孙老头，是个燥胡子，整天黑着脸，凡抓住偷果子的娃娃就往死里打，用红柳条抽你的屁股和大腿，有时还揪着耳朵直接找到你的家里哩。
听见牛娃在树上折腾，我就怕被孙老头抓住。我悄悄地趴在坎沿上，探了探，发现孙老头就蹲在果园一边的小房房门前打盹呢。再看牛娃，只见他站在树上，一边往衣服袖筒里装果子（袖筒是提前扎起来的），一边还往嘴里喂着半个还没吃光的梨。我听见他咔嚓咔嚓地嚼着梨，看见我时还没事似的冲我笑呢。等他把两个袖筒都装满了，就把衣服挂在树杈上，然后给我摘，随摘随往我待的坎子下面扔。我吓得嗓子都干了。
后来，等我俩摸出了玉米地往家里走时，我的腿还打颤颤呢。可他没事似的，一边走一边还嚼着梨呢。后来我们看电影《地道战》，我就觉得他特像李向阳。再后来看《洪湖赤卫队》时，我又觉得他像李闯王。总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一般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喜欢到牛娃家去，他不但能绑弹弓，还能做火枪，这些玩具都是很能吸引我的。
几乎每一次去，我都能看见牛娃他妈坐在窗前纳鞋底，因为连续的咳嗽，脸都憋红了。她是个害着哮喘病的胖女人，一张胖胖的圆脸，看似肥厚，其实是虚肿。如果把手指放在她脸上按一下，会陷下去一个深窝，老半天涨不起来。
牛娃妈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由于家里穷，第五个儿子生下来一出月就送了人，据说是送给贾塘乡的一个村子。
因为送了人的老五和我同岁，就好像有一种莫名的牵挂，一有机会我就打问他的下落，但大人们总是吞吞吐吐的。在我们这里，孩子一送人就是一件要保密的事，一是怕本人知道了不好，二是怕收养了弃儿的人不乐意。因为他们怕把用在娃娃身上的心白操了，到时候人财两空。
现在的老五都是五十岁的人了，前几年就把家搬在距银川市不远的华西村，在镇子上租了一间房子打工过日子。他本指望来华西能得到先来这里安家的牛娃几个弟兄们的照顾，可来了后发现几个弟兄家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他好像与牛娃家不怎么来往，与其他的几个弟兄也不怎么走动。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人一撇淡，亲情也就淡了。或许老五在心里还埋怨牛娃一家人当年怎么就那么狠心把自己送了人呢。
由于我妹妹家也在华西，我经常去华西，但老是碰不上老五，好像老五也躲着我呢。他的女人我见过，看起来清清爽爽的一个人，怎么就安心跟着那个懒汉过日子呢？我想不明白。
现在的农民，只要人勤快、肯吃苦，一年挣上个三四万也不是个啥问题。关键是老五懒，下不了苦，是个吃鸟叼的货。
听说牛娃死的时候，他来了，跪在哥哥的身前，点了纸，磕了头，还号了一鼻子。看来“打断的骨头，连着的筋”，兄弟还是兄弟呢。
说起懒，牛娃家的几个弟兄们都懒一些，老大是个泥瓦匠，老二是个劁猪匠，老三当了一阵子兵，回到家后也没心思务农，后来就在西安乡当了招门女婿。他们几乎都喜欢倒腾个小生意，或是干个小手艺，但都不成气候。总之不喜欢务庄稼。凡是农村里长大的人要是不喜欢务庄稼，就算丢了老本行，是不大被人看得起的。
牛娃家的老七也是个懒汉，都三十好几了，还混不上一个婆姨，东里南里的瞎逛逛。前几年他还在银川市旅游文化局举办的石头节上，摆摊卖石头，听说这几年不搞了，也不愿去打工，不知现在在哪里混呢。
他人我见过，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手指细长细长的，像个女娃娃的手，一看就是个下不了苦的人。我想，要是有哪个好心的寡妇看上了，或是谁家招上门女婿，把他招了去，说不上就能安心过日子呢。
说来，人身上都是有遗传基因的，在牛娃家弟兄们的身上，几乎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他大的遗传。
牛娃他大看起来是一个很活泛的老头子。牛娃他妈去世时，他家老七才一岁多一点，老头子就离开家带着小儿子过活了。他在离我们庄子二十多里外的西安乡的街道上，租了个小门面卖针头线脑的小百货。遇上逢集的时候，他就在街面上摆个小摊，一块发黑的白布单上摆着些花里胡哨的小玩艺儿。那时，我还在街上看见过他呢，觉得他挺了不起的。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遇上改革开放，我想，要是他再能年轻几十岁，说不上就能经商发家呢。
听说牛娃他大年轻的时候，就不爱种庄稼，他给我们这一道河最大的地主赵邦和家赶大车，是安着两个胶轮的那种拉拉车。在解放前，那车也是了不得的稀罕物。牛娃他大人长得精神，赶车的样子也挺神气的。老赵给他的工钱据说比别的长工要多一些，但钱一到他手，就被他耍了赌。
有一次，他跟海原县保安团的李连长摇碗子。李连长虽说也是个赌徒，但那天手气背，几碗子揭下来，他就把身上装的钱输光了，围观的人看见李连长脸上挂不住了，只见他拔出手枪，“啪”一声压在桌子上，说，我我我……把手手手枪押上，日日日他妈，老子不信邪了，难难难道今天就翻不过本来！李连长是个结巴。
耍赌的人都傻眼了，他们看着张廷柱（牛娃他大），心想，冷，不敢揭吧，赶紧拿钱开溜吧！可是，只见张廷柱笑眯眯地，把手枪拿起来掂了掂说，揭！
这一揭，该李连长傻眼了，他又输了。张廷柱拿起枪，大摇大摆地走了。
人们看见，他进了赵邦和家的牲口圈，“嘚求嘚求”地赶着一群牲口到河里饮水去了。
张廷柱站在河边，举起枪，正在向树上的一只老鸦窝瞄准呢。这时候，他看见老地主赵邦和日急慌忙地向他走来。老赵很生气，他说，你个龟儿子，胆子够大的，都敢赢李连长的枪了！张廷柱说，东家，你知道么，愿赌服输，天经地义的事。他李连长没钱了，敢押枪，我就敢揭！大不了我给他家拉三年长工！
好你个冷！老赵说，你知道李连长是个什么人吗？他为了枪会把你龟儿子处治了，你信不？老赵接着说，他现在就在我家候着呢，看样子是赖着不走了，说是还要跟你揭碗子。我看他这是豁出去了。张廷柱听到这，哈哈笑了，他说，我的好东家哎，我这也是闹着耍呢，我要这铁疙瘩有啥用？咱劫人去还下不了手呢！……
牛娃他大就这么个人，小时候，我也没见他下过地，好像一直都在外面倒腾啥呢。听大人们说他是在大拉池滩（大拉池滩，在海原县盐池乡，那里有一个盐湖）晒盐呢，谁知道。
牛娃他大是咋死的，我就不记得了。总之是寿终正寝吧，我想，这也就不错了。
现在再来说牛娃，他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能把二百斤重的麻袋扛起来，要是拔牛腰子，连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上学本来还行，可因为与别的同学打了架，还顶撞了老师，就不念了。那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我看见牛娃站在教室门口，头低着，咦——他也知道羞呢。很多学生都围着看他，他一瞪眼，学生们就跑了。牛娃可能觉得丢了面子，背起书包就走了，头也没回。后来，老师还到他家去叫他呢，但他死活不上了。三十多年后，当我提起这件事时，他笑得前仰后合，他说，我要是好好念书肯定能当个县长呢。这话我相信。
可是，当他给我这样吹牛时，他已瘫在轮椅上七八年了。他是在内蒙古打工的时候，被翻了车的石头砸的，命保住了，可下半身瘫痪了。我每次去看他，不是见他躺在炕上，不停地搓捏他那一只萎缩的腿，就是坐在轮椅上，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把他那只萎缩的腿，折过来，放在小肚子上不停地揉搓拿捏。我体验不到，失去知觉的大腿是个啥感觉，总之看到他人逐渐瘦小下去，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他很乐观，脸上看不出愁苦来。我发现他对着小外孙发火的样子还像当年，一双牛眼睛瞪得圆圆的。听别人说，他要是没钱了，还时不时地摇着轮椅到乡镇府去整一回。
牛娃的媳妇是个乐天派，一见人就笑。她对瘫痪在床的丈夫也不错，一是因为做夫妻的情分，二是多少怕着他一点。
我每次去牛娃家，几乎都能碰上一个穿戴整洁的中年人，据说他在华西村种温棚，我还跟他打过几场麻将呢，后来听我妹妹说，他是牛娃媳妇的相好。
我有点吃惊，想不通脾气火暴的牛娃咋就容忍了身边的事。听妹妹说，这个男人也好呢，不但照顾牛娃，有时还给他钱呢。但听说有一次，牛娃还用凳子砸过这个男人呢。
牛娃要是不死，今年都五十四岁了。他是前年冬天去世的，那次刚逢我出差没能赶上去送葬，心里挺过意不去。去年春节，我和老婆去华西村我妹妹家，顺便去了一趟牛娃家（他和我妹妹是邻居）。
牛娃的老婆好像比过去更年轻了，她听到我们来，已提前炒好了几个菜。她不停地招呼我们吃菜，老婆没动筷子，就我一个人吃。我知道我要是客气，老嫂子会不高兴的，但是我觉得那天的气氛怪怪的。
床上不见了儿时的老朋友，就连他常坐的那辆轮椅车也不见了（平时都是放在地上的）。你说，一个人说不在就不在了。隔壁房子里传来摸麻将的声音，我问起张小素（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男人），老嫂子说，他正和几个朋友打麻将呢。
听说，牛娃死得很安详，去世之后脸上还带着笑呢。他这是没有牵挂了，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嫁人了，唯一的儿子也二十多了，个子有一米八，跟他大一个样，也长一双大眼睛，只是见人像他妈一样笑眯眯的。
白家
前一篇文章里说过的牛娃家，是我家的左邻，白家是我家的右邻。白家老爹是个川区人，年轻的时候因为躲避马鸿逵抓兵，就逃到了山区我们这儿，后来就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了。
他是个温吭子（话少而内向），曾和我父亲一起放过多年的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还养着四五群羊呢）。
冬春季节，村庄周围的山里草皮瘠薄，人们会赶着羊群背着家什向牧草深厚的西山一带转场。曾有一段时间我替父亲在深山里过放羊，和我住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白家老爹。
在深山里放羊本来就不见人烟，等晚上羊群归圈时，遇上做伴的又是一个话语不多的老人，于是在大山里生活，就成了一件寂寞之中又加寂寞的事。
我记得，当我把土窑里的锅灶烧开，要往开水锅里下米时，就爬上炕去，在装米袋的小木箱里用一只小瓷碗量好米，然后下到锅里，这时候白家老爹接过我手里的那只小碗，然后按照我自己取的数量，在自己的米袋子里量好同样深浅的米递给我，让我下锅。我注意到，要是他觉得多了，会用手掌抹下去一层，要是觉得少了还会再抓一把米添在上面。
我们都带着从家里拿来的腌好的咸菜。黄米散饭做得刚好，一人一大碗，刚够吃饱。我注意到——坐在我对面的白家老爹在吃黄米散饭时，会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碗，这样一来便于他从米饭的周围下手，用筷子从上往下一层层地往下刮着吃。所以，看起来，他碗里的黄米散饭就始终保持着一个圆圆的山丘状。等饭吃完时，他的碗干净得几乎都不用去洗。
我们这些从老家走出来的人，隔三差五地都喜欢吃一顿黄米散饭，每过一周我就让妻子做一次。孩子们不大爱吃，吃的方法也不对头，他们喜欢拿筷子从米饭的中间豁，就像鸡叨食。于是我就给孩子们演示怎么个吃法，与此同时也就自然想起了白家老爹。
一个人的人生观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饮食的态度上。我喜欢看西方电影，常常发现西方信奉基督教的人，在吃饭时都要先祷告一番，以感谢上帝赐给了他们食物。对食物的珍惜与贫富无关，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应该向西方人学习，学会在吃饭上不耍牌子。
白家老爹是个心细人，干什么都有个样样行行。他从山里拔来的芨芨草，根部的毛须都事先剥得干干净净，捡来的柴火也一捆一捆用草腰子（草绳子）捆好了，然后码成一个四方四正的垛子，就连他扫的羊粪堆里也不见茅刺和土块。总之他是一个细数（细致）的人，也是一个不招惹是非的人。但是，你老是觉得他有什么心事装在心里。他的脸始终是拉长的，难得见他一笑，也听不见他唉声叹气。到终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就不知道了。
白家老婆子不像他老汉，是个爱说会笑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最喜欢听她说古经了。说是一个新媳妇提着篮子回娘家，半路上遇上了毛野人，毛野人抓住新媳妇的手就笑死了。等缓过神来时，人早跑了，而毛野人的手里却捏着半截竹筒。她还讲，有弟兄三个如何如何的厉害，有一天，不知因为什么事，老二和老三打起来了。老二抡起了碌碡，老三举起了碾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老大走了上去，一手一个架住了他们俩……
说古经的时候，大都在深冬的长夜，说着说着，头顶的那盏煤油灯的灯芯会慢慢地结出梅花状的花骨朵来……说着说着，就听见外面起风了，风呜呜呜地号叫着，我就吓得赶紧往被窝里钻。
白家老婆子还提角子（迷信说法，可以通灵的人），当谁家不安分了，比如房子有响动了，喂得好好的一头猪突然死掉了，或是娃娃深更半夜里哭，哭得不住嘴了，可能就得了不对活（不对劲儿），就需要打整一下。于是就会在晚上偷偷地请白大娘来提角子。
她洗完脸和手后，会先在房子的正上方的桌子上上三炷香，然后盘腿坐在炕上打坐。这时候屋子里的气氛就变得安静肃穆了。这时候，我们都在地上跪着，我偷偷看了一眼，发现白家大娘正闭着眼，嘴里喃喃有声呢。也听不清她念的是什么。突然，她大喊一声，跳下炕来，然后双手握住一个挂有铃铛的木制香炉子，在地上不停地摇晃着甩抖着，一边用一种陌生的声音回答着家里人要问的话。而这些话不外乎就是询问自家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冒犯了先人或是神灵了等等。
提完角子后，白大娘会在炕上躺一会儿，然后长长地出一口气，再伸一个懒腰就回转过来了——又恢复到她原来的样子。她仿佛真是从一个十分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归来，脸色变得蜡黄，跟刚来时不一样了。
有一段时间，我把白家大娘看得很神秘，我想一个接近神灵的人，必定是了不起的，也一定会受到神灵的眷顾。可是，让我想不通的是，白家大娘在临去世时却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我记得即使隔着一个院子，也能听到她病痛时发出的哭叫声和呻吟声。有一次，我随母亲去看她，我看见她在病痛难以忍受时，会不停地用头去撞墙壁，因此她的前额上布满了渗血的疤痕。
白大娘去世时，她的二儿子趴在院子里大声号哭。由于他家里穷，做不起棺材，是乡亲们用布单裹了他母亲，放在门板上抬去埋了的。
我记得那一天风很大，好像是早春，山野里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黄尘。当抬着亡人的人群走上村后的山坡时，风吹起了布单，露出了大娘的身子。我们都很难过。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她是我们庄子唯一没能背上个棺材的老人。后来听说白家两弟兄日子过好了以后，又把母亲重新埋了一次。这一次，他们用一口新棺材把母亲的尸骨重新收敛好，然后又就地埋掉了。或许是因为这一件事，白家兄弟俩一直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要知道老家的人是特别看重这一点的。可是，他们毕竟尽到了做儿子的孝心呀。
白大娘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很争气，人也长得好，先后都嫁了两个不错的人家。
白家老大好像念过几年书，回家时也不怎么安心务农。不过他人长得倒蛮精神，常留一个分头。他结婚的时候，还算排场。媳妇是离我们庄子三十多里外的富家套子人。她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姑娘，要是拿现在的眼光看，是个性感的女人。结婚后，我常随一帮小媳妇和大姑娘们到她家里去。她们是找新媳妇学剪鞋样，还学在一个圆圆的绷床子上如何绣花。我们几个小娃娃就缠着白家大哥拉胡琴，他一直咧着嘴笑着，等我们缠够了，就会从墙上取下胡琴来，吱吱扭扭地调琴，然后低头晃脑地拉上一曲子。大概都是些秦腔剧目里的唱腔。他自己说是苦音慢板，谁知道呢。
到了晚上，大多数是在冬天的漫长的夜晚，白家老大也会拉胡琴。声音从他家的院子里飘过来，听起来凄切而哀婉。有时我睡不着就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静静地聆听院子里吹刮的风，一束朦胧的月光会颤抖着照进窗孔。一时间我的心里很空，想不通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干啥来了？
后来遇上连续的旱灾，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断顿了，我常看见妇人娃娃们坐在葫芦河边，淘洗一种叫做绵蓬草的草籽，盆子里洗下的黑水几乎都染黑了河水。
三天饿出一个贼汉子。不久白家老大就因为偷盗被判了七年刑，到内蒙古的监狱里去服刑了。
他撇下了妻儿老小，所幸白家大嫂承担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白天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像一个男人一样泼实，摆耧犁地、放水锄草、背粪除粪以及拉架子车等，她都像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那时我虽然小也能看出，村子里有几个小伙子老爱往她身边靠，想吃个豆腐，到底成功与否我不得而知，不过村子里倒是没有关于她的闲话。
有一次，三哥告诉了我一件事，说是白家大媳妇盖房子缺木料了，她就直接来到大哥家，从大哥家的木料堆上选几件，拿上就走了，好像比较随便。有时，我也看见大哥给她家帮着干一些杂活，比如修修门窗啦，或是给屋顶上上上泥啦。但是我大哥到底和白家大嫂之间有没有说不清的关系，我拿不准。
白家老二，是个复员军人，回家不久就结了婚，媳妇是西安老城人，据说是个地主出身。结婚那天，她穿着一双翻毛皮鞋，并且人看起来也很新潮，像个下乡知青。我们这里一般新媳妇过门一个月后就得下地劳动了，可她在婆家都待了两个多月，也不见下地。有时她心慌了，就在大门外转一转。我常看见她穿着那双类似于军用的翻毛皮鞋，也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很浓的雪花膏的香味，就觉得她十分的洋气，也觉得她嫁给白家老二好像是亏了点。
有一天，我到白家去借火，看见白家二媳妇正坐在火窑里拉风匣（风箱），火光一闪一闪地，照亮了她的脸。她的神情看起来很茫然，手指上还夹着一根烟。她回头看见我时，忙把手里的烟头按灭了。
后来，白家老二也是因为偷盗被判了刑，这一次是跟张家老三一起犯的事，上一次他哥哥是跟张家老大一起。这样一来，我家的两家邻居一共出了四个盗窃犯，这在村子里也是少有的事。
白家二媳妇没有大媳妇安分，男人服刑以后，她就变了。她先是跟牛娃好了一阵子，其后又跟李家的老大好上了，这事弄得村子里人人皆知，连大人们都羞于启齿，我们也就不便多问了。
后来，白家老大的两个儿子，都先后考上了大学。现在，大的是个县委干部，小的是某炮兵部队的军官。老大两口子也算是熬出了头。
老二的两个儿子至今都三十好几了，还找不上对象。听说，他们俩至今都在某个城市里鬼混呢，其中一个还因为抢劫被判了刑。
他们这是跟了他大还是跟了他妈呢？说不准。
李姓人家
我们庄子上有一半的人姓李，另一半都是些杂姓人家。李姓人家是我们这个庄子上最早的住户，而杂姓人家都是解放前后陆续迁来的，有几家曾经还是李姓人家的长工。
李家老弟兄有五个，在解放前都是勤劳治家的典范。小时候，听老人讲，过去，李家弟兄翻山越岭地开荒，精耕细作地种地。一旦遇到五黄六月，他们就白天顶着烈日抢收，晚上也不回家，实在累极了，就头枕着麦捆打一会儿盹，眼睛睁开了，继续拔（麦子）。到临近解放时，弟兄五个家家牛羊满圈，粮食满仓，可以说是不错的殷实人家。
光阴最好的要属老五，据我父亲讲，李老五家喂了一头猪，肥得走不动了，整天躺在门板上，人喂食的时候都要把食盆子端在猪嘴跟前。李老五为什么要把这头猪喂得这么肥？是因为他快要娶小老婆了。可是还没等他操办喜事，解放军就在兰州一带过来解放了海原县城。
后来李家五弟兄的地都被没收了，牛羊骡马也都充了公，并且把房子、家什也都分给了本村的穷人。那时候，我们家还分到李老五家的一张桌子，几只吃饭碗，并且还分得了他家的两间厢房，其中有一间就是李老五的新房，是准备娶第二房太太用的。
李家老大是个柔性子，人也相对和气一些。好像他家的光阴也相对差一些，解放不久就死掉了。他老婆我还记得，是个红眼疤疤（烂眼病），衣服大襟上一直挂着个脏手巾。她一说话就流眼泪，于是手里就老捏着那条脏手巾，不停地擦眼泪。据说，她年轻时吃饺子都不吃皮儿，只吃瓤瓤，饭吃完了，桌子上就堆一堆饺子皮儿。
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念过小学，是村子里识字不多的人之一，也是我的第一位小学老师。冬天，他从家里赶来上课时，鼻尖上就挂着清鼻豆豆，我一担心那吊着的清鼻豆豆，就忘了听课。他也会发脾气，生气的时候，就用教鞭敲你面前的桌子，但不愿意真的下手。因此，我们都觉得他亲切，不像别的老师。
李家老三没解放那会儿就死了，听说是被李老四剁死的，用放羊拿的那种平头剁铲。原因是老三和老四两家院子连着院子，老三每次赶着羊回家时，就直接从老四家的院子里穿过去。他不愿意另开一个大门，他是故意这样做呢。谁也能看得出来，他这是跟弟弟家过不去呢。
于是，李老四的老婆就对李老四说，你看你个囊，叫人骑着脖子拉屎呢，还不敢吭声。跟上你这个窝囊，活着没意思。其实李老四心里早憋着气呢，看他是哥哥的分上就不愿下手。但事情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晚上李老四就做好准备在院子里等着，等李老三赶着羊群啪达啪达地进了院子时，就被老四三锤两棒子放倒了。
李老三两口子是个独户，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老三死了后，家产就被弟兄几个分了，留下的空院子被老四占着。老三的老婆一看没守头了，就改嫁了。
解放以后，那个空院子就成了生产队给牲口堆放草料的场院。我们经常在那高高的草垛上翻跟头。院子里有几棵老杏树，每当春天开花时，香气就会散到每家每户。
李家老弟兄五个里面，只有老四最精神，即使老了也是一个麻麻利利、清清爽爽的老头子，他见人总是挺和气，不像李老五一直拉着个脸。
李老四年轻时，娶的是董家的大女儿，董家在我们这一道河是有名的大地主。他家有弟兄三个，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身上都背长枪，手里还提着梭镖。他们不喜欢务农种庄稼（那些活都由长工们干），而喜欢满山满野地打狼套野狐子。有一年，海原县国民党县政府的人来收税，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被三弟兄一顿乱枪打跑了。由于名声在外，他家连土匪都不敢来。他们家的人脾气都倔，说话都闷声闷气的。
董家老太爷——董石脑还生有三个女儿，人虽然都长得浓眉大眼，但就是嫁不出去。原因是，他们家是臭太子（狐臭病）。有这种缺点的人，就是家里再富，要想说媳妇和嫁女儿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解放前，李老四就给董家拉长工。大概是人长得精神，一来二去，董家大女儿就看上了他。于是董石脑老爷就把大女儿许配给了李老四。结婚的时候，他给大女儿陪了一群羊，五匹马，还有其他铺的盖的，于是就回到家单门立户过日子了。
李老四的老婆是个瘸子，走路的时候，身子一歪一歪的，小时候我们就常糟蹋她，常喊她瘸母羊，瘸母羊！这时候，她会突然暴怒，提起手中的拐杖向我们一颠一颠地追来。她才不管你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呢，要是追上了照打不误。有几次她都追到我家，用拐棍敲开我家的大门，给我母亲告状，吓得我藏在洋芋窖里。
我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形势还比较紧张。村里每次开批斗会，李家老弟兄几个还有他们的老婆就被民兵押着，在生产队的会议室站成一排，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其他的几个还老实，都是一副低头顺目的样子，只有李老四的老婆不低头，而是歪向一边，嘴唇抿得紧紧的；再一个就是李老五，头虽然低着，但是脖子绷得硬硬的。有几次我看见姬支书他爹——姬老汉，拿拐棍去捣李老四老婆的脖子，但不敢去动李老五。
就连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李老五身上有一股子不服人的倔强气。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只记得李老四和李老五，而李老二只是一点模糊的记忆。
我记得李老二，脑袋剃得光光的，穿一身黑制服，在每家每户的墙壁上写毛主席语录。他的字写得很好，是标准的隶书，一笔一画都很到位。他是李家弟兄五个唯一识文断字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海原县保安团的连长，因此，庄子上的人都喊他李连长。
他家我去过。靠墙的柜子上面，有描画得十分精美的图案。上面的小抽屉上，都安着黄铜锁扣，那是我感觉到的地主家豪华的缩影。
据说李老二临死时，喉咽闭了，说不出话来。而儿孙们知道他一定在什么地方藏有财宝。于是，在他还没咽气前，儿孙们就把他放在一张门板上抬着，在庄子的四周转圈圈。当李老二看着庄子外面的某一块田地时，便吃力地抬起胳膊来，用手指点着，但也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所在来。
那么李老二到底有多少财宝？庄子上的人只是猜测而已。但能看得出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他的大孙子是我们庄子上第一个盖起一院子大瓦房的人，也是第一个买得起手扶拖拉机的人。那时候，我们全庄子才有一台手扶拖拉机，那还是整个生产队的，你想想看。
据说李老二的这位大孙子是挖出了财宝，因为另家的时候他就住在他们家的老院子里。他家的老院子里有一座很高的堡子——我们叫墩，金银财宝大概就是从墩里挖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说说李老五，李老五是个温吭子，话不多，走路头一点一点的，有点特别。主要是身上流露出的那么一点不服人的犟气。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好像一直给生产队放羊。他放的羊比我父亲和白家老爹放的羊都要肥，看起来也精神。不仅毛色鲜亮，并且个个膘肥体壮。由于庄上每家都还保留着几只私羊，所以每家的人都愿意把自家的羊让他放。
每天羊群归圈时，我们这些各家的小娃娃就提着拌好麸子的切碎的洋芋或是萝卜给自家的羊开小灶。那时候，我们发现他家的羊最肥，并且产的羔也最多。
我还注意到，每家种的自留地里，李老五家的粮食长得最好，也不知道他家的人是咋务弄的，就是比别家的粮食长势好。
我们庄子上，虽有一半的人是李姓人家，并且他们都是嫡系亲属，但是人多并不势众。因为从解放到改革开放的这近三十年时间里，在我们庄子上能说起话的都是杂姓人家，而且当队长的也是杂姓人家。权力在贫下中农手里，“地富反坏右”是抬不起头的。但即使这样，你也不能说他们心里就服你。
我记得抹掉“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那一年，李姓人家集体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把我们庄子上的那一棵大柳树放倒了。据说，在这之前，他们还开过家庭会，并且提前放出了风，说是，要是谁敢阻拦就打断谁的腿。
会议是李老五主持的，因为他是李家唯一健在的老人。他对着一大帮侄子侄孙说，俺们受了几十年的气了，这下可好了，邓小平，邓爷爷给咱们抹了帽子，俺们现在也可以抬起头活人了。俺们要活出个样样子让他们瞧瞧。他指着一帮小伙子们说，明天一大早，你们就带上斧头镢头还有铁锨，把庄子上的那棵大柳树放了。它本来就是咱家的，是你们的爷爷年轻的时候栽下的，现在我们放了谁也没话说。这中间他看见侄子们脸上还有疑虑，就点了一锅烟接着说，你们不要松子（害怕），一齐出动，放开胆子干，要是谁敢阻拦就卸断他狗日的腿！
侄子们明白他的意思，他骂的对象他们心里也清楚。
第二天，李姓人家呼啦一下子全从自家大门里走了出来，大人娃娃，男的女的，一下子集中了一二百号人。他们没有喊也没有叫，但手里都拿着家伙。在李老五的指挥下，年轻人开始动手，挖的挖，锯的锯，砍的砍，拽的拽，经过一上午的折腾，才把那棵大树放倒了。
大树被拽倒的那一刻，庄了里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在他们伐树的那当儿，我们这些杂姓人家的人都出来观看，起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着看着，大人们都默默地进了门，后来，孩子们也悄悄地进了门。
那天，村子里很安静，是一种奇怪的安静。
虽然大树不在了，而李姓人家的人却终于能和杂姓人家的人平起平坐了。这点很重要。
李老五死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去送了葬。过去和李老五有矛盾的人，也都去了。
我一直梦想着，能在我们庄子里的中心再植一棵柳树，就在那棵大柳树曾经站立过的地方。我希望这棵小柳树也能迅速地长大，也能像那棵大柳树一样，在月光皎洁的晚上把影子投射到几十里以外的驼场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