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肯定是近年来的事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俄苏诗歌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从普希金、莱蒙托夫直至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段。曼德尔施塔姆仅仅是个新出场的局外人——在他死去半个多世纪之后，我才听说了这个名字，并且读到他的作品，包括一部叫做《时代的喧嚣》的自传。这是一位个人的嗓音长期被时代的喧嚣淹没了的诗人。
岂止仅仅是我，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即使是现在，如果知晓我们北方伟大的邻邦曾经有这么个人——就算是比较及时了。他的价值至今还未被完全发现。
甚至在他的祖国，他的命运也不见得好到哪儿。作为一度被“封杀”的诗人，他的作品在图书馆里也是很难找到的。况且他又不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幸运（其实也只能算作“不幸中的万幸”）——生前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同时期的同类诗人中，他几乎是最迟浮出海面的一个。以致某些评论家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可惜这种陌生感并不是他自己刻意营造的。流放者的灵魂虽然归来了，却仍未能从那深厚的寂寞中完全摆脱。他的诗歌仿佛一直冻结在巨大的冰块里——即使终于取出来了，沾带的冰屑还在慢慢融化；以至我阅读的时候，依旧感受到那似乎已透彻到骨髓里的寒意……
曼德尔施塔姆确实是个流放者——不仅指精神上，还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他一生几乎都是在被捕、服刑和不间断的流放中度过的。早在内战时期，他就两面受敌，先后被红、白双方的军队拘禁在高加索等地。1918年又因所谓的“勃柳姆金事件”，逃离莫斯科而远足高加索与克里米亚地区，以躲避“契卡”的报复。1934年他还是被正式逮捕了（据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亲自发布的命令），判处3年徒刑。在北马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切尔登小镇，他企图跳楼自杀，结果摔断了胳膊（连死神都在拒绝他并戏弄他）。这次未遂的自杀行动，毕竟使他获得了另选一处流放地的权利，他选择了沃罗涅曰。1938年，他恢复自由还不满一年，又被判5年徒刑而直接从切卢斯吉精神病院押往远东地区。这无休止的放逐肯定使他快疯了。结果刑期未满就死于集中营——甚至连葬身之地都失传了。诗人除了留下一堆潦草的诗稿外，连一块墓碑都未留下——甚至他的作品也长期被打入冷宫。
曼德尔施塔姆活着的时候，是否怀疑过命运——怀疑命运本身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恶作剧？他只能匆匆地退场了。连头也不愿回，人们总以为梵高是最不幸的艺术家了，其实跟曼德尔施塔姆相比，梵高起码拥有人身的自由。曼德尔施塔姆是不甘心被流放的，又不得不一次接一次地踏上流亡的道路。如果说有一位诗人生前就在地狱中挣扎了，那无疑指曼德尔施塔姆。生活的磨难无穷，使他几乎不惧怕真正的地狱了。遗憾的是，地狱都一度将其拒之门外——而不给予他所期望的逃遁与解脱。
布罗茨基为曼德尔施塔姆写过一篇《文明的孩子》：“在本世纪，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属于文明的诗人。”然而正是这最热爱文明的诗人，却遭受过最野蛮的打击，他成了集中营里的大师。据说他的创作顶峰，就是在沃罗涅曰流放时期的诗歌。他的《沃罗涅曰诗抄》中有一首：“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曰的黑夜，/记住喝剩的香槟酒的声音，记住夜半从红场传来的汽笛。/住口，藏进自身，/不要问幼芽怎样胀大身体……”
曼德尔施塔姆18岁时写过一首诗：“我被赋予了躯体，我有何作为，/面对这惟一的、属于我的躯体？/为了呼吸和生活的静静欢乐，/请问，我该向谁表示感激？/我既是花匠，我也是一朵花，/世界的监狱中我不是孤身一人……”仿佛无意识地做出自己一生的预言。读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我无法克制一种心痛的感觉，却又无能为力。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也会心痛。上帝是否也同样无能为力？
曼德尔施塔姆年轻时什么模样？幸好阿赫马托娃记得1911年春天与曼德尔施塔姆的相识：“那时，他还是个面目清秀的翩翩少年，纽扣孔上总是插着一枝铃兰花，头颅向后高高地仰着，睫毛遮住了半张脸庞。”夸张的形容，使我仿佛看见了年轻诗人那长长的睫毛的阴影。然而正是他，后来却像一朵驿路上的落花被生活的铁蹄踩碎了，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爱美的人最容易成为丑恶所打击的对象。
曼德尔施塔姆42岁时，用阿赫马托娃的话来说：“给人的印象就是个小老头了。”他为什么衰老的那么快？仿佛一眨眼的工夫，他的梦就碎了。
1937年在沃罗涅曰流放地，有人不怀好意地让曼德尔施塔姆汇报一下早期的阿克梅诗派的情况，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既不弃绝活人，也不弃绝死者。”他宁肯自己被世界弃绝。
还有这样一个精彩的小故事，颇能体现曼德尔施塔姆的个性。某个青年诗人去向他诉苦，说自己的诗无处发表，结果被曼德尔施塔姆轰出家门。垂头丧气的青年下楼时，大诗人仍站在阳台上对他喊叫：“有谁发表过安德烈·谢尼耶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萨福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耶稣基督的作品？”与其说这是对年轻人的训斥，莫如说同时也是他说给自己听的。他也在这样地告诫自己。
假如有一座诗歌的地狱的话，我敲门的时候，首先想遇见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亡灵。这位在双重地狱里冶炼过的、可以整页整页地用意大利文背诵《神曲》的诗人。在他面前，我在人间承受过的所谓的不幸，都将变得轻微——甚至显得像是另一种幸福。还有谁敢于跟他去比较苦难呢？那岂不是拿一杯水去跟贝加尔湖赌博吗？读他那在黑暗中发光、在冰山中燃烧的诗篇，我目睹到嘴唇一样开裂的深渊——那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曰流放期间，有人要求他给其所属的文学运动阿克梅主义下一个定义，得到的答复是：“思念世界文化。”（又译作“对世界文化的眷念”）于是，一个诗人和他那博大的背景便同时显现出来了。当然，这之间有着某种人为的隔绝与阻碍（确切地说是时代造成的），却增强了思念的炽烈程度——就像对待远方的食物、水乃至爱情一样。他虽然是一位被流放的诗人，在思念中却获得了绝对的自由——铁丝网、牢狱、刑期以及种种罪名，都无法篡改他与世界文化的血缘关系。难怪布罗茨基要称其为“文明的孩子”呢：“这一世界文化的概念纯粹是一个俄国式的概念。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及其不完整的历史，俄国一直怀有一种文化自卑感，至少在面对西方时有这种感觉。这种自卑孕育出一种理想，认为‘在彼方’有一个实在的文化整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来自那方的任何东西都抱有一种智性的贪婪。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古希腊风格的俄国版本……”曼德尔施塔姆在追溯着自己文化上的远祖——这并不妨碍他把祖国视为母亲。至少在文化领域里，他不是一个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归属感要宽厚且广博得多。所以有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养料不是普希金，而是荷马——他越过普希金而直接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诗意。这俄罗斯大地上的异教徒！
曼德尔施塔姆时刻都面临着两重世界。在奴役着他的这个专制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文化的世界——只有后者才能平衡或缓解前者带给他的委屈与压迫。或者说，他必须借助记忆的力量才能抗拒现实——这记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或他的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一笔无限的精神遗产，改变了诗人那清贫的身份，并且足以洗刷他所承受的所有耻辱。布罗茨基评价曼德尔施塔姆时使用了“精神自治”这个词汇，以强调他在现实面前苦苦撑持的独立与尊严，乃至与各种大众化生产拉开的距离——曼德尔施塔姆天生就不属于任何合唱队，甚至他低沉的独唱都是献给另一个世界的听众的。“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面对袭向他的多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失。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其实不只曼德尔施塔姆如此，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索尔仁尼琴等，无一不是他们所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环境里的“多余的人”。不仅多余，而且随时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
与内敛的曼德尔施塔姆相比，喜欢出风头的马雅可夫斯基更像是合唱队的队长——或主唱。有一次这群文人在彼得堡的“丧家犬”酒馆聚餐，马雅可夫斯基异想天开地要朗诵诗，在场的曼德尔施塔姆给他“泼冷水”：“马雅可夫斯基，别朗诵了。我们又不是罗马尼亚乐队。”伶牙俐齿的马雅可夫斯基被弄得无言以对，只好尴尬地把掏出的诗稿又揣回衣兜里。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很不给人面子，但那份清高、孤傲、冷峻确实更像个贵族。只不过后来，马雅可夫斯基的合唱队阵容越来越庞大，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歌喉则被彻底地扼杀。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专制的时代需要的是学舌的鹦鹉，而不欢迎真正的夜莺。夜莺凄越的声音可以构成优美的传说，但在当时的情景中反而是刺耳的或不谐调的——它与众口一致的大合唱造成了对立。至少，它会把一部分听众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而干扰了正在举行的狂热的仪式。“像那只鸟，他成了他的祖国慷慨地向他投掷的各种石块的目标。”（布罗茨基语）这就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离群索居的夜莺，成了一场压抑个性的大合唱的牺牲品。唾沫飞溅的麻雀的群体，以超凡脱俗的夜莺为敌——生怕它泣血的歌声会喧宾夺主，而贬低了自己的价值。
最沉重的是什么？不是铁制的锁链，不是花岗岩纪念碑，也不是那些牺牲者倒下的躯体——而是他们临终前的叹息。这是只有灵魂才能发出的声音，甚至使肉体本身都变得虚无了，变得多余了。我相信灵魂在面临死亡的那一瞬间才会醒来——在此之前它一直处于沉睡的状态。最先死去的，总是那些被惊醒的人。所有的口号、呼吁乃至遗嘱，都是留给别人的，惟独叹息是为了自己。曼德尔施塔姆生命最后几年，创作的以流放地命名的《沃罗涅曰诗抄》，就是如此尊贵的叹息：“晚餐的天空爱上了墙壁，一切都被伤痕的光线所害……这就是它，我夜晚的天空，/我孩子似的站在它的面前，/脊背发冷，眼睛在酸痛，/我抓住了攻城的关键。”（《最后的晚餐》）这或许就是受难者共同的结局。悲剧在它的观众身上又重演了。或者说，在特定的时刻，受感染的观众终于意识到自己也已成为悲剧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