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透工作不如认清自己
管理者要贯彻自己的意图，发挥下属的整体力量，就需要有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意志。而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意志，需要靠严明的法纪去实现，靠威严的治理手段去巩固。倘若指挥不灵，兵不服将，将不从帅，整个组织系统就成了一盘散沙，管理机器就很难保持正常运转，实现管理目标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必要时必须惩治个别典型，以警告其他下属，使他们遵纪守法，服从指挥。
《左传》记载：孙武去见吴王阖闾，与他谈论带兵打仗之事，说得头头是道。吴王心想，“纸上谈兵管什么用，让我来考考他。”便出了个难题，让孙武替他训练姬妃宫女。孙武挑选了一百个宫女，让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队长。
孙武将列队操练的要领讲得清清楚楚，但正式喊口令时，这些女人笑作一堆，乱作一团，谁也不听他的。孙武再次讲解了要领，并要两个队长以身作则。但他一喊口令，宫女们还是满不在乎，两个当队长的宠姬更是笑弯了腰。孙武严厉地说道，“这里是演武场，不是王宫；你们现在是军人，不是宫女；我的口令就是军令，不是玩笑。你们不按口令训练，两个队长带头不听指挥，这就是公然违反军法，理当斩首！”说完，便叫武士将两个宠姬杀了。
场上顿时一片肃静，宫女们吓得谁也不敢再出声，当孙武再喊口令时，她们步调整齐，动作规范，真正成了训练有素的军人。
在现实生活中，管理者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纪律涣散，人心浮躁，甚至还有派系纷争，乌烟瘴气。铁腕管理者要对这样的部门进行治理，就必须有果敢的精神，对为首者加以严惩，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倘若在这种情况下还顾念人际关系的影响，避免面对人事冲突，任由局势继续恶化，最后还是难辞其咎，根本就不可能两全其美。假如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姑息养奸，只能说明他缺乏魄力，是一位不称职的管理者。
当然，对众多不听话的下属，管理者也不可能全部惩罚，有一句话叫做“法不责众”，而且打击面太大不是什么好事。此时，抓住一个典型开一开杀戒，就可以使众人为之警觉畏惧。
比如，有一个部门出现问题时，如果责备整个部门，将会使大家产生每个人都有错误之感而分散责任；同样地，大家也有可能认为每个人都没有错。而只惩戒严重过失者，可使其他成员心想：“幸亏我没有做错，”进而约束自己尽量不犯错误。所以，为了整顿部门内部涣散的士气，有时不妨刻意制造一点紧张的气氛，大胆地牺牲一个典型的越轨者。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震慑手段，也是一种有效的管人权谋。
在任何团体中，皆有扮演“典型”角色的人存在。这个角色绝非每个人皆能胜任，必须选出一位个性适合的人。他的个性要开朗乐观、不钻牛角尖，并且不会因为一点琐事而意志动摇，如此方能用于此项“任务”。
管理者应避免选用容易陷于悲观情绪，或者太过于神经质的人。若错误地选择了此种类型的下属，往后将带给你更多的困扰。
在管人过程中，运用“抓典型”策略，对树立管理者威严、增强对下属的控制力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但是，在具体运用时也应该注意以下几条原则：
(1)严打出头者。
如果说办公室里已经暴露出了无序的苗头，管理者就应该注意观察，抓住第一个以身试法者，并从速从严予以处置。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第一位只有一个人，容易处置；第二，第一位胆量大，影响坏，若不及时处理，便会有效仿者紧随其后。处理第一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2)敲击情节严重者。
如果同时碰到好几位违纪违规者，应当缩小打击面，重点惩处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最坏者。其他的给予适当的批评教育就行。如果不加选择，一律照打，第一，由于打击面过宽，达不到“警”的目的；第二，会影响工作；第三，树敌太多，影响你的威信。只有有选择的重点打击，才能切实收到效果。
(3)惩处资深人员或中层干部。
如果能够抓住一个资深人员或肩负重任的中层干部进行惩处，效果会更好、更能对普通职员起到警告作用。有实绩的人或部门主管都被惩处、指责，其他职员能不感到紧张而加倍努力工作吗？
(4)惩处要使对方心服口服。
既然是惩罚，肯定都是无情的。作为管理者，在使用这一手段时，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情绪。应当注意：第一，惩处方式不能过于偏激，要留有余地，能被对方接受；第二，惩处要有理有据，根据纪律规定、制度来执行，使被惩处者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5)惩处要恩威并用。
“抓典型”只是管理上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它不是以打击报复为目的的。所以，还须辅之以“恩”的手段，软硬兼施。这样，能使被惩处者在被“杀”的同时，又感受到了一些关爱。对管理者而言，铁腕政策得到了实施，又笼络了人心，还树立起了一个可畏可敬的形象。
(6)要注意频率和次数。
此法不能用得太多、太频繁。否则，会引起下属们对你的不满，甚至认为你只会处罚人、挑别人毛病，缺乏管理能力，从而从内心里看不起你，影响管理者的形象和权威。
先用好脑袋，再用好手脚
狂傲者往往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旷世之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一个下属狂妄到了这种地步，那真是叫管理者头痛。对待这种下属，需要肯定他的成绩，适当安抚迁就，但也不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否则，他可能会忘乎所以。适当的时候管理者必须对其威慑一次，让他有所畏惧。
尉迟敬德，原在义军宋金刚手下，后归李世民，为唐朝开国大将，屡立战功。为人鲁莽骄悍，却又忠正刚直。
一次，唐太宗与吏部尚书唐俭下围棋，唐俭抢先占据有利位置，与太宗发生争执。太宗一时动怒，就下令把唐俭调出中央，贬为潭州刺史。但仍余怒未消，便对尉迟敬德说：“唐俭轻视我，我想把他杀了，你替我作证，就说他对我有怨气，出口不逊。”第二天，唐太宗便让尉迟敬德和唐俭当面对证，敬德叩头至地，说：“我确实没听说过。”唐太宗反复再问，还是这样回答。唐太宗一怒之下把手上的玉板摔碎在地，拂袖入内。
但尉迟敬德依仗自己有功，便骄傲放纵自己，经常盛气凌人，招致同僚们不满。曾有人告他谋反，唐太宗倒不轻信，找来问询是否当真。敬德说：“臣随陛下讨伐四方，身经百战。如今幸存者，只有那些刀剑底下逃出来的人。天下已经平定，臣子会谋反吗？”说着把衣服脱下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唐太宗李世民只得好言好语安慰敬德一番。
可尉迟敬德骄纵成性，毕竟难改。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尉迟敬德和在座的人较短长，争论谁是长者，一时性起，竟然殴打了白城王李道宗，弄瞎了道宗的一只眼睛。皇上见敬德如此放肆，十分不悦而罢宴。唐太宗便对敬德说：“我要和你们同享富贵，而你却居功自傲，多次犯法。你可知古时韩信、彭越如何被杀？那并不是汉高祖的罪过。”尉迟敬德这才有些惧怕，从此以后，行为才有所收敛。
尉迟敬德这样骄横却又正直的人，必须施之以恩，使其感动，但又必须抓住其弱点，给予其适当的恫吓，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感慨唐太宗李世民驯服悍臣尉迟敬德之事，有诗叹曰：“居功悍将气凌人，明主恩威驯莽臣。巧借韩彭喻今古，尉迟醒梦汗淋淋。”
像尉迟恭这样的武将，虽正直不阿，但也往往有行为粗暴、头脑简单的缺点，根据其性情因势利导施法威慑，还是必需的。唐太宗可说管得恰如其分。
学会用脑袋走路
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下属由于自恃有一定专长，或短期内很难有人能替代他的工作，或自恃与公司大客户关系良好，往往难以管束，视公司规章如无物。对于这种人，一定要实施严格的管理，甚至可以找一个“借口”来给他一点颜色，以让他知趣改过。
对于组织中的重点人物即使仅仅发现一些类似的苗头，也要及早采取行动，在“借口”上做一做文章。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老祖宗那里学习一二。
西汉时开国功臣萧何一生始终谦恭谨慎，不矜功，不伐能，不图名，不争利；善于体察君王心意，委曲求全；甚至不惜以自污的方式化解主疑；他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忠主敬业。但即使如此，他在晚年还是蒙受了一次无端的冤屈。
有一次，萧何向高祖上了一道奏章，说由于长安都城人口增多，田地不够耕种，请求把上林苑的荒废空地拨给百姓开垦，既可以收获些粮食补充民用，豆麦秆叶还可作苑中禽兽饲料。哪知汉高祖看了奏章以后，却怀疑他是有意讨好百姓，收买人心，便怒气冲冲地把奏章往地上一掷，骂道：“相国一定是受了商人的财货，居然敢来请我的上林苑地。这还得了！”立即传令把萧何抓起来，关进大牢内。可怜萧何20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办事，谨慎小心地做人，多次化解了高祖的猜疑之心，不料到了鬓发斑白的时候居然祸从天降，心中感到无比的冤闷！但萧何深知高祖的为人，因此，他越是处在这样的时候，越是冷静，虚中自守，不上诉，不辩解。他知道，要不了几天，高祖就会放他出去的。
几天以后，一位姓王的卫尉当值。他见高祖背垫着枕头半躺着，心情比往日好些，便上前跪问：“陛下，相国犯了什么大罪，被关进监狱？”高祖说：“朕听说李斯作秦始皇的丞相，凡有善行就归功皇上，有恶行就自己承担。可是萧何竟然私受商人的钱，为他们请我的上林苑去讨好百姓，收买人心。所以应该治他的罪。”王卫尉说：“陛下，臣以为萧相国无罪。宰相的职责是为民兴利，萧相国请开垦上林苑荒地正是他应尽之责。陛下怎么怀疑他是收受贿赂讨好百姓呢？况且当初陛下与项羽相争数年，随后又出讨陈稀、英布的叛乱，每次陛下出征在外，都是相国留镇关中。如果相国有二心的话，只要他当时稍一动作，整个函谷关以西早就不是陛下的了。但相国却从来不贪图私利，始终忠于陛下，难道今天反而贪求商贾的那点钱财么？至于秦始皇，他正是因为不听臣下批评，一意孤行才亡了天下。李斯就是能为他承担过失，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未免把相国看成浅薄小人了。”
其实，高祖当然知道萧何素来谦恭，只不过借口挫辱他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敲山震虎，树立自己的威严，并未真想治萧何的罪。但此心思怎好让人知道呢？高祖听完王卫尉一席话，嘴上自然不便说什么，沉默了一会，便命派使者持节将萧何赦免出狱。
萧何出狱后来不及回家换洗，便衣衫邋遢，光着脚丫子跌跌撞撞地进宫谢恩。高祖说道：“相国大可不必多礼了。相国为民请求垦种苑中荒地，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殷纣那样的君主罢了，相国才是贤相。我关押相国，就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失啊！”萧何赶紧磕头称谢退去。从此，萧何行事更加恭谨了。
在这里，萧何事实上有无收买人心的企图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捉一放，萧何以后是绝对不敢有这样那样的企图了，这也正是管人高手刘邦的真正目的所在。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也可看出，现代企业管理过分讲究科学的一面，而对这种结合个人心理尤其是中国人心理的管理方式往往给忽略了。
永远保持向上的惯性
在任何组织、团队里，腐败就像人的身体长了毒瘤，各种机能都会降低，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管人者的管理效率。如果对待腐败分子手下留情，必定会对自己和组织带来很大伤害。对此，管理者必须动真格的，做到除恶必尽。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腐败行为打击最严、手段最狠的当数平民出身的明朝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贪酷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肃清腐败分子，杜绝贪污腐败。他因此为贪官污吏设立了严法酷刑，而且由于他个性的狠毒，在实际实行过程中，还专门为贪官设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来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对于贪赃舞弊行为，他则绝不轻饶。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说：“朕于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赃的，罪行较轻，朱元璋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也就是充军发配。如徐州丰县丞姜孔在任时，借口替犯人缴纳赃款，挨家挨户敛钞，结果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将姜孔发配去修城。
洪武九年，“官吏有罪者，答以上悉谪之凤阳，至万数”，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而对罪行严重的，则处以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抽肠、劓、阉割、凌迟、发配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株连九族等等酷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贪污，事发后夫妻二人同时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官员先后卖放工匠二千五百五十名，得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克扣工匠伙食三千贯，盗卖芦柴二万八千捆，得钱一万四千贯，盗卖木炭八十万斤，私分人己，事发被杀。
同历代封建专制制度的通病一样，明代贪污受贿的官员腐败案并不少见。例如，大名府开州通判刘汝霖，追索核州官吏代犯人藏匿的赃款，逼令各乡村百姓代为赔纳，被判枭首；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母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等收逃兵贿赂，使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吏尽行典刑；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鱼课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验了敛钞数万，被杀身死；进士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查勘水灾接受昆山教谕漆居恭、酋径巡检姚诚宴请，收受缎匹、衣服等物及钞币一千三百贯，将他们的二万二千六百亩已成熟田地谎报为受灾农田，朱元璋查知后，命锦衣卫给他们送去兵刃、绳索，勒令自尽。当时官吏贪污到银六十两以上者，均处以枭首示众、剥皮楦草之刑。行刑多在各府州县及卫所衙门左首供祭祀的土地庙举行，因而当时土地庙得名为皮场庙。贪官被押至土地庙，枭首挂在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尸身的皮，塞上稻草，做成皮人，摆在公座之右，以警戒后任。
在洪武年间，除了一些较小的惩贪案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对贪官污吏的集中清洗，其中以空印案和郭桓案最为著名，声势也最为浩大，两案连坐被杀人数也最为惊人，累积共达七八万人。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之久，打击面极广，甚至一些皇亲国戚，若是贪赃枉法，也在劫难逃。为了达成吏治清明的政局，朱元璋六亲不认。开国功臣华云龙、朱亮相便因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死于整肃吏治的斗争中。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因骄侈荒淫，搜罗强抢民女，淫乐数十日后，将该民女堕井淹死，毁尸灭迹，也被朱元璋罢官安置凤阳守卫先人坟墓。后来朱文正逃跑，朱元璋终于将他杀了。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所生安庆公主的夫婿，指使家奴走私茶叶，牟取暴利，并纵容家奴胡作非为。朱元璋下令：“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没入于官。”欧阳伦虽高攀为皇贵胄，玉叶金枝，终于还是保不住性命，和很多布政司官员一起身首异处。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是朱元璋出于集权专制的目的进行的，因而带有一定的残暴特征。打击面大，处死极多，因此有时也不免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冤假错案，枉杀了许多无辜官吏。在一些大小案件中，罪有应得者固然很多，可无辜被戮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有很多官吏，仅仅因为朱元璋看他不顺眼，便被杀了。可以说，朱元璋整肃吏治的手段虽雷厉风行，但由于自身性格缺陷的原因，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很多偏差和失误，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明初官吏戴镣铐上堂办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可尽管如此，在无法解决制度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严酷手段整肃吏治、打击害群之马的斗争毕竟还是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朱元璋曾以为元代法令过于宽纵，以至人心懒散，江河日下，经过了半个世纪，人心都不畏法，所以他才主张峻法严纪。这一系列严法严刑确也使得贪官污吏望而止步。经过长期的严刑诛戮，做官的人终于认清了朱元璋立场的坚决，认清了本朝惩贪不贷，敢动真格，世道已经变了，开始人人自危，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放肆。“或有毫发出法度，失礼仪，朝按而著罪之。”官场风气在一连串严酷打击下，逐渐发生了改变，日趋清明——“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不变矣。下逮仁堂抚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分年。”后世清官海瑞由此而赞洪武朝：“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朱元璋不细加斟酌、枉加屠戮的作风当然是不可取的，而且也只能归结于他独裁的残暴，但他打击害群之马、整饬吏治的坚决态度，却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
多给人一份新鲜感
管理者要坐稳位置，达到令出有所从，就必不可少地要采用强硬的手段。有过不诛则恶不惧，然而，诛恶必须要抓住症结，该等的时候就要不动声色，等找到症结的时候再出手。
魏文侯时，任西门豹做邺都(在河南省)太守。西门豹上任后，见闾里萧条，人民很少。便召当地的父老到来，问民间有什么疾苦，弄成这般！父老异口同声说最苦的就是河伯娶媳妇了。
“奇怪！奇怪！河伯又怎能娶媳妇呢？”西门豹惊讶说，“其中必定有袖里乾坤，说给我听吧！”
其中一位说：“漳水自漳岭而来，由沙城而东，经过邺都，是为漳。河伯就是漳河之神，传闻这个神爱好美女，每年要奉献一个夫人给他，就可保雨水调匀，年丰岁稔，不然的话，河神一怒，必招致河水泛滥，漂溺人家。”
西门豹问：“究竟是谁搅的花样？”
“是那一班神棍搅的。这一带经常患天灾，人民甚苦，对于这件事又不敢不从。每年那班神棍串通一班土豪及衙役，乘机赋科民间几百万，除少许作为河伯娶媳妇费用外，其余便二一分作五，分入私囊去了。”
“老百姓任其瓜分，难道一句话也不说？”
“唉！”父老说：“试问在公势与私势的夹迫之下，谁敢说半个不字！何况他们打着为百姓服务的官腔。每当初春下种的时候，那班主事神棍及乡绅人等，便到处去寻访女子，见有几分姿色的，便说此女可以做河伯夫人了。有父母不愿意的，便多出些钱，叫去找别一个；没有钱的唯有把女孩送上。这样，神棍便领这女孩到河边的‘行宫’住下来。沐浴更衣，然后择一吉日，把女孩打扮一番，放在一条草垫上，浮在河里，漂流了一会便自行沉下去做河伯夫人。这样一来，凡有女孩的人家都纷纷迁徙逃避，所以城里的人越来越少。”
西门豹一边听着，一边眉头越皱越紧，问道：“这里的水灾情况怎么样？”
“还好，自从年年进贡了河伯夫人之后，没有发生过漂家荡产的大水灾。但究竟因本处地势高，有地方没有水源，没有水灾，可又有旱灾之苦！”
“好吧！”最后，西门豹说：“既然河伯这么有灵，当娶新夫人的时候，请来告诉我去观观礼！”
到时，那几位父老果然来告诉西门豹，说本年度的新夫人已选出，定期行礼了。
这是一个隆重的日子，西门豹特别穿起官袍礼服，命令全城官绅民众等参加。远近百姓闻讯从四乡跑来看热闹，河边聚集了几千人，盛况空前。
一位“媒人”乡绅，把主事的大巫拥过来了。西门豹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女巫，一副了不起的傲态，她后面跟着20多位女弟子，衣冠楚楚，捧着巾栉炉香，侍候在左右。
西门豹开口问：“请把那位河伯夫人带过来给本官看看好不好？”
老巫不说话，示意弟子去把河伯夫人带来。
西门豹很注意地审视该未来的河伯夫人，见她虽鲜衣在身，但也不是十分漂亮，而且愁容满面的。便对老巫及左右的官绅弟子说：
“河伯是位显赫的贵神，娶妇必定是位绝色的女子才相称，我看这位女子，丑陋得很，不配做河伯夫人。现请大巫先去报告河伯，说本官再给他找一位漂亮的夫人，然后改期奉献给他。”
他一声令下叫左右卫士把老巫丢下河里去。左右的人大惊失色，西门豹若无其事地立静等候。
一会，他又说：“老妇人做事太没劲了，去报信这么久还不见回来。还是派一位能干的弟子走走吧！”
又催卫士把为首的一位女弟子抛下河去，不久又说：“连弟子都不回话了，再叫一位去吧！”
连续抛了三个弟子落去，一个也没有回头。
“哦！是了。”西门豹还像演戏一样，说：“她们都是女流之辈，不会办事的，还是请一位能干绅士去吧！”
那绅士方欲恳求，西门豹却大喝一声：“毋容推搪，速去速回！”
于是，卫士左牵右拉，不由分说，“咚”的一声，将绅士丢下河里去，溅起一阵水花，旁观者皆为吐舌，靠近的不敢出声，远站着的在交头接耳。
只见西门豹整衣正冠，向河里深深作揖叩头，恭敬等候。过了好一会，他又埋怨道：
“这位乡绅简直泄气之至，平日只晓得鱼肉乡民，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来，真是岂有此理！——也罢，既然他年老不济事，你们这班年轻的给我走一走！”他顺手向那班衙役里头一指。
吓得他们面如土色，汗流浃背，一齐跪下去，叩头哀求，血流满面，都像打摆子发冷一样。
“且再待一会吧！”西门豹自言自语地说道。
又过了一刻钟光景，西门豹感叹一声，对大家说：“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杀民间女子，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启禀老大爷！我们是被骗的，全是女巫指使！”众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西门豹正色斥责起来：“好人又怎会跟坏人做坏事？今日姑且饶你们一次，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多谢大老爷！”
“可是，今朝主凶的神棍已死，以后再有说起河伯娶妇的事，即令其人做媒，往河伯处报讯！”
因此，把这班助巫为虐的财产没收，全部发还给老百姓，将那批女弟子配给年长的王老五做老婆。巫风邪说遂绝，逃避他乡的居民亦纷纷回故里安居。
这一段故事把西门豹诛恶的过程演绎得活灵活现。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刚到任的管人者，西门豹迅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对制造问题的“首恶”采取了严惩不赦的果断举措，效果立现。看来，管人就得这么管。
为人要圆融，处事要圆通
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定能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威慑力。这除了管理者本身的权力和气质外，其外表如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你如果想在下属面前显得更威严，还需要在外表上有管理者的特色，即增加外表上的威慑力。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怪论，实际上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美国哈佛大学著名行为学家皮鲁克斯早就发现：管理者的外表威慑力胜过任何语言，是一种“外强力”的表现。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外表有一定的威慑力。每位管理者应时刻意识到，确实有一些形象在不时地威慑着你，并且，你也希望用形象去威慑他人。
有不少人在一些场合受到过被威慑的经历。通常人们喜欢表现出自己对手上正干的事很在行，而事实上却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一旦被人点破就会受到威慑。最倒霉的、最常见的被威慑情形，就是在买家具、古玩或跟室内装修工打交道时。有时真不可思议，那些小小的室内装修工就敢在最有权威的商人面前耍威风。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本行是专家，而对方却知之甚少，因而受到威慑，而处于劣势。
一位心理学家说过：“当你在别人的地盘时千万要小心行事，否则，你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这里没有提到，要是在你自己的地盘又怎么样呢？绝大部分时间，这才是你遇到的问题，这时你应当利用地利的优势。一旦别人涉足了你从事的领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他不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会计、医生、建筑承包商、花商、殡仪馆经理、药房老板或经营旧汽车的商人，你都必须记住，对于你的工作，你远比来找你的人懂得多。所以，你就应该充满自信，有把握地主动出击。这样，你就不会处于一种被威慑的境地。实际上，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威慑别人了。
很多人相信，医生是头号最具威慑力的人。一些医生命令病人干这干那，例如，他也许会说：“我不管你有多忙，我要你现在马上来医院，我们将给你做彻底的检查，找出你头痛的原因！哪怕要整整一个星期才能查出结果来，我也不管！”当医生这样命令时，病人会完全照他说的去做。
一般而言，低声说话更有威慑力。低声讲话容易使人信服，因为它能显示说话人坚定的信心，而且少了虚张声势之嫌疑。当你的手下冒犯了你，别涨红了脸，而应像个自信的巨人般高视阔步。假使你觉得他想欺骗你，你就把有力的证据摆在后头。一个人的声音愈是大，他所表现出的力量就要愈是小。只有懦夫才又威胁又大叫的。
还有不少人运用精心谋划的技巧威慑人，比如：
（1）把办公室的家具摆放得让来人只能坐在一个较低的位子上，尴尬地仰着头看他，从而造成一种威慑的阵势。
(2)直视对方眼手等某一身体部位，给对方以压迫感。
(3)占据背光位置，可产生威慑效果。站在反光线的位置上，可给予对方有目眩的物理效应，同时也能产生各种不同的心理影响，让对方无法认清你的表情。而对方的形象却被阳光照遍了各个角落，暴露了身体的每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其惶恐不安。同时，置光于后的形象，也能与光融合为一体，使对方对你产生比实物更大的印象，这种后光照射的状态，能使你在精神上压倒对方，确保自己优越的地位。
当然，类似这种人为地、刻意地通过外界因素增强自己外表威慑力的做法，我们并不一定完全提倡，而是主张从自身的内在气质和修养方面去强化自身的威慑力，从而由内而外起到威慑作用。这一点，是每个管理者必须明白的。
不要让别人决定你做事的态度
管理者为完成任务，被赋予一种强制别人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权力。它可以用来指示、指导下属，也可以用来纠正下属的过失。对于一些不遵守规定或不尊重领导的下属，对其施展铁腕以维护制度和领导的权威，这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如此，但如果太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的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虽然有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对于大多数下属来说，就算不受到强制，也会有服从领导的心理。所以领导不能借助权力压人，即使权力再大，也不能过于蛮横无理和不近人情。否则，不但达不到管人应有的效果，有时还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三国时期有这样一个例子：张飞生性脾气暴烈，动不动喝醉酒后打骂士兵，士兵们敢怒而不敢言。
关羽败走麦城之后，被东吴所杀。张飞为替兄长报仇，凭借权力提出了不合理要求，限令军中三天以内置办白旗白甲，挂孝讨伐东吴。负责制造盔甲的两员大将范疆、张达因为期限太急，就向张飞乞求宽限几天，张飞不但不听，竟然把二人打得满口出血，并命令道：“一定要按期完成，若超过期限，就杀了你们示众。”
二人知道根本不可能按期完成，便商议：“与其他杀我们，不如我们杀了他。”
张飞之所以被部下杀死，与他平时的高压、蛮横是分不开的。平常下属们就是“敢怒而不敢言”，更何况是在他们急切报仇之时？
领导下达命令要符合实际情况，指责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而不应该因为被赋予了某种权力就滥加应用。把强制及使人服从的力量藏而不露，在必要时再施展铁腕，才是聪明的做法。
在当代社会，自尊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当管理者过于蛮横无情，让下属难以下台时，下属对管理者和企业的忠诚与信任感就会消失殆尽。一些管理经常站在下属面前，凶狠地批评下属，并责令他们立即做出汇报。这种巨炮猛轰式的发火方式，无疑会伤害下属的自尊心，令其心生抗拒。这样一来，想管好他们，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某私营企业里，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上千人的企业只有一个高层主管，即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老板。即使部门经理，也只有三个，而且形同虚设，没有一个部门经理敢对本部门的事说了算的。这个老板成天累得直不起腰，一直想找几个高层管理者为他分忧，但却没有人愿意去他的企业，原因是他曾经在三个月内骂走了八位高层管理者。
这个老板性格火暴，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把楼板踏得直抖动，而且不论职位高低，只要有丁点事不如他的意，他就当众臭骂，用尽他所能想到的难听的词汇。
这个老板的施威方式，无疑是不给下属留有余地。这种无人肯助的企业，又能有多长的生命线？你应当切记，让下属下不来台，就等于是在拆自己的台，这种行为与给自己的企业挖一个坟墓没什么两样。
权力并不是万能钥匙，你不用多表现，大家也知道你是领导。威信比权力更重要，把精力放在建立威信上，效果会更好一些。聪明的领导很少会像封建社会那些专制的皇帝，随心所欲，世间万物为自己一人所支配。他们往往在工作中，通过展现自己，来逐步建立自己的威信。有了威信，大家才会信服你。这时，你才具备了无形的感召力，你所做出的决定，才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避免“羚羊思维”
管理者在工作中，不免有生气发怒的时候。发怒施威，足以显示领导的威严和权势，对下属构成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度和形象。
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怕波浪起伏，最忌平淡无味。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既敢于发火震怒，又有善后的本领；既能狂风暴雨，又能和风细雨。
在平时的工作中，适度适时的施威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原则问题或在公开场合碰了钉子时，或对有过错的人帮助教育无效时，必须以发火压住对方。当领导人确实是为下属着想，而下属又固执不从时，领导发多大火，下属也会理解的。
但是，施威不宜把话说过头，不能把事做绝，那样的话就起不到说服的目的了。而应注意留下感情补偿的余地。领导人话一出口，一言九鼎，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一旦把话说过头则事后骑虎难下，难以收场。
施威应当虚实相间。对当众说服不了或不便当众劝导的人，不妨对他大动肝火，这既能防止和制止其错误行为，又能显示出领导人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但对有些人则不宜真动肝火，而应以半开玩笑、半训斥的方式去进行。使对方既不能翻脸又不敢轻视，内心有所顾虑——假如上司认真起来怎么办？
另外，施威时要注意树立一种被人理解的“热心”形象，要大事认真，小事随和，轻易不发火，发火就叫人服气，长此以往，管理者才能在下属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形象。令人服气的发火总是和热诚的关心帮助联系在一起的，领导应在下属中形成“自己虽然脾气不好但心肠热”的形象。
日常施威，不论多么高明总是要伤人的，只是伤人有轻有重而已。因此，发火伤人后，需要做及时的善后处理，即进行感情补偿，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论地位尊卑，都是有自尊的。妥当地善后要选准时机，看好火候，过早了对方火气正旺，效果不佳；过晚了则对方积愤已久，不好解决。因此，以选择对方略为消气，情绪开始恢复的时候为佳。
正确的感情补偿，要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大大咧咧，是个粗人，领导发火他也不会放在心里，故善后工作只需三言两语，象征性地表示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心细明理，领导发火他能理解，也不需花大功夫去善后。而有的人则死要面子，对领导向他发火会耿耿于怀，甚至刻骨铭心，此时则需要善后工作细致而诚恳。对这种人要好言安抚，并在以后寻机通过表扬等方式予以弥补。还有人量小气盛，则不妨使善后拖延进行，以天长日久的功夫去逐渐感化他。
多想“如何”，少想“如果”
综观历史上兴衰的更替，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在治国之路上，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恩威兼济，方能长治久安。例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烟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唯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
人分男和女，万物有雌雄。上帝在造世时，就已经安排了世界的对立和统一。单独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宇宙间的规律。同样，管理者在管人时不能只采用一种方法，应该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宽猛相济，这样，下属才能按照你的需要去做事。
所谓威，就是必须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客客气气，为了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而不好意思直斥其非。你必须拿出领导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在领导与指挥业务上，没有令下属感到畏惧的威慑力，是不容易尽责称职的。单是靠有一张和蔼的脸、一番美丽动听的言辞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管理者训斥下属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泄个人的不满，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所以，对下属施威之前，要想清楚下列问题：
(1)对方会立刻接受这个训斥吗？
他可能正处于困难时期，情感极其脆弱。如果你想和下属谈一些麻烦事，得先想想现在是不是时候。
(2)能耐心地等待他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吗？
管理者在提出严重训斥的时候，必须了解对方的心情。他可能感到彻底绝望，难以继续工作。也可能要从你这里得到证实，证实他不是被当做不合格的人来看待，而只是某件事上出了差错。你要告诉他，在另外一些事上你觉得他干得更好，训斥必须要有表扬作为缓冲。
(3)此人以前听到过这种训斥有多少次了？
如果你感到只是在自个儿不断地重复这种训斥，再说一遍显然是没有用的。现在要注意了解的不是他犯的错误，而是为什么他仍无改进。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呢？让下属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吧。
(4)训斥之后，下属对此能产生你想要的反应吗？
你应该让下属知道，为了有所改进，他该做什么。
(5)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些问题所致？
管理者有时有可能感到来自下属的威胁，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莫名其妙地想惩罚他们。不要根据自己的情绪，而要根据实实在在的原因做出反应。
(6)此时是否适合施威？
如果管理者把自己也放在下属的位置上，想想自己在受到了这样的训斥之后会有何感想，你就会有了答案。无论任何集体，当下属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其进行批评。然而，一旦批评次数过多，往往不起作用，甚至适得其反，因此，作为管理者应选择适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方式对下属进行教育。
所谓恩，不仅表现为对下属在物质上的奖赏和帮助，而且还表现为在精神上的理解、宽慰、尊重、信任和鼓励等。比如，亲切的话语及优厚的待遇，尤其是话语，要记得下属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时，如果亲切地呼唤出下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微笑，这名下属当天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会感到，头儿是记得我的，我得好好干！另外，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对他们的起居饮食也要考虑周全。
总之，管理者在处理与下属的关系上，特别是在自己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善于把恩的因素和威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收得下属既服从又感激之效。这里，以下三点值得提倡：
(1)软与硬高度地统一起来。
作为管理者既要温和、慈爱和无私，时刻给下属以真诚的爱，同时又要对下属的各种不良行为绝不姑息迁就，使软与硬高度地统一起来。做到这一点，就会使下属对你既尊重和感激，又不敢违令擅行。
(2)命令与商量融为一体。
比如可以说：“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的意见呢？”当对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如果有道理，不妨可以说：“我明白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想就这么办吧！”这样做，既可避免管理者的命令或指示的不周，也可使下属因受到管理者的充分信任和尊重而心情舒畅，从而以极大的热情去执行你的命令或指示。
(3)谴责、惩处与尊重、关怀融为一体。
对下属的谴责和惩处，要同时又能体现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心，从而使对方既诚服又感激。
说穿了，恩与威都是管理者驾驭下属的手段，若能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并依照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在赢得人心、创造效益方面，便可取得不错的双丰收。
世界争执的中心乃是谁该得权柄。管理是一门控制的艺术，在暗流汹涌的权力场中，管人者只有牢牢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占住控局的制高点。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每个管人者都必须倾尽全力。至于效果如何，只看其权谋高低了。
平庸，往往是由于想法太多
权力是维系领导与下属之间关系的基础。管人虽有千条计，但权力是最重要的，它是管人必不可少的前提。手中无权，纵使你谋略再多也照样玩不转！不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必然导致管人的失败和权力场上的被动。
权力是场残酷的游戏，但又是每个管理者都不得不倾尽全力去玩的游戏。这场游戏自有它的规则。对管理者来说，千千万万的规则只用两个字便可概括，那就是“实力”。
为了这两个字，你应该为你的行动制定周密的计划。这中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一批由“自己人”组成的“子弟兵”。
“子弟兵”的好处是有感情基础，不会轻易见利忘义，所以也就特别有战斗力。
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他参加红巾军濠州部队之后，本来将郭子兴作为靠山，但随着和郭子兴日益亲近，却见他做事冲动，处世无方，目光短浅，虽说是义岳父但到底还是靠不住。及至濠州围解，彭、赵二人称王，朱元璋又见二人御下无方，军纪松散，料想也成不了大气候。
此情此景，已使朱元璋得出一个结论：要成大事，非自立门户不可。于此，他便日思夜盼，单等一个能摆脱彭、赵二人，自谋发展的机会。
首先他要摆脱彭、赵二人，将郭子兴的部队拉出来。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朱元璋奉命还乡募兵，不到十天招募了七百人，郭子兴大喜，提升他为镇抚，并将这七百人交他统率。
在这次招募来的七百人中，可谓人才济济，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明朝开国勋臣，封公封侯，不但有明朝开国第一名将徐达，还有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吴祯、费聚、唐锋、陆件亨、郑遇春、曹震、张翼、丁德兴、孙兴祖、陈恒、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耿君用和耿炳文父子、李梦庚、都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等人。他们既是朱元璋的乡人，又多有智勇兼全之辈，朱元璋对七百人深相结纳，不久就得到了他们的敬仰和忠诚。同年七月，他以七百人为主力，攻克定远。
而此时，彭、赵二人势壮脾气长，对属下越来越粗暴，特别是对濠州五帅部下，更是凌虐横暴。郭子兴、孙德崖等人虽是旧主，但势力不及彭、赵，仅能自安，不足以庇护手下将士，因而也是受气者。朱元璋看到在这儿待下去没多大意思，只能招辱取祸，便将七百人交给他人统领，毅然于至正十四年正月初五出走，随身只带亲信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下定远，准备发展新势力，开辟新天地。无奈天不从人愿，是年五月，他在南下定远途中身染重病，只得重返濠州，定远之行半途而废。
此行无功而返，朱元璋意图已有所暴露，反而更坚定了自拉队伍的决心。然而出走谈何容易，首先，没有一支强大而独立、完全由他左右的军事力量，一旦遇到挫折，势必又要像第一次定远之行那样，最终返回濠州托庇于人。而形势又不容许他从濠州拉走队伍，一方面濠州军队不是他的，想拉也拉不走；另一方面虽说郭子兴失势，不再是濠州的主人，但从濠州拉走队伍，他仍觉得对不住郭子兴的厚恩，同时亦势必在走后陷郭子兴于绝地。因此他进退两难，忧心如焚。郭子兴多少知道了一些朱元璋的心思，无奈帮不上忙，而且他此时比以往更需要朱元璋的协助，一心想把他留在身边，于朱元璋患病返回的次年五月，授他总管之职。对此，朱元璋浑不在意，不忧不喜，一心只想着他的打算。
恰在此时，定远张家堡有支地主武装三千人，号称驴牌寨，主帅是郭子兴当年老友，因孤军乏粮，想投靠濠州却犹豫不决。朱元璋这时病势已趋缓和，但尚未完全痊愈，一日听马夫人告知此事，顿时精神一振，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强支病体来见郭子兴，请命赴定远招降驴牌寨。郭子兴这几日正思量此事，见朱元璋请缨，便欣然同意了。
朱元璋带着费聚等亲信十一人赶赴定远，设计招降了三千驴牌寨兵卒。接着朱元璋又带兵去豁鼻山，招降了另一支地主武装首领秦把头，再得部众人百人。
当时，横涧山另有民兵七万，也是一支地主武装，主帅叫缪大亨，定远人，颇有家财。全国大乱，他纠集了一大批地方武装在横涧山自保。元将贾鲁率军攻打濠州时，曾配合元军攻打濠州，元政府因而封之为“义军”元帅，并派军官张知院前来监军。贾鲁身死，元军退却后缪大亨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与张知院重新占据横涧山。朱元璋得驴牌寨与豁鼻山两处兵勇后，在半个月时间内紧急训练了一番，便去攻打横涧山。缪大亨的“义军”虽然数十倍于朱元璋军，但平日既缺乏训练，作战又不积极，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朱元璋命猛将花云夜袭，横涧山守兵出于不备，心中先怯了。张知院是个无能之辈，一见变生意外，只身逃走。朱元璋大获全胜，占领了横涧山。天明，缪大亨收拾残卒，勒众再战，朱元璋便派缪大亨的叔叔去劝降。缪大亨见横涧山已失，手下残兵无多，不堪再战，加上经此一败，在元朝蒙古人那里已获罪不小，实难善罢，便不得已收兵投降。朱元璋从横涧山降卒中挑选精壮二万人，其余尽皆遣散，至此拉起一支赖以与天下争长的武装，终于有了本钱。
缪大亨投降后，朱元璋又陆续收编了吴复、冯国用、丁德兴等多支地主武装。这些整编后成为朱元璋主力的地主武装人数较多，将领出身富室，文化水平较高，往往足智多谋，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又加定远昌义乡毛麒，渡江后又和李善长起协赞“文书机密”，朱元璋身边又多了不少谋臣良将。
同时，朱元璋还“倡农夫以入伍”，吸收许多贫苦农民参加他的队伍，对队伍加以严格训练，并用红色军旗，亦称红巾军。随着队伍的壮大和人才的增多，他的志向也更大了。此时，他已有吞并天下之志。
攻克滁州后，朱元璋非常注意吸纳当地人才。滁州儒士范常至军门拜谒，他热情款待，诚心结纳，使之成为手下一位重要谋士。名将邓愈、胡大海也是这时投靠朱元璋的。至此，朱元璋实力更为雄厚，在滁州站稳了脚跟。
从朱元璋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领导没有远大志向的话大可随波逐流，而如想开创一片自己的天地，就要尽早采取行动，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子弟兵”。对这一点认识得越清楚，行动得越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朱元璋认识到有了自己的“子弟兵”，夺取江山就有了人力与智力保障。管人者应以朱元璋为楷模，想方设法建设和组织自己的“子弟兵”，有了自己的“子弟兵”，管人大业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算一算你的有效工作时间
是否拥有一批真心拥护、支持自己的部属，是能否成就大事的关键。如果这些部属能力非凡，又在各自的领域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能团结好这些人也就等于有了众多领域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力量、成就大事也就水到渠成了。赵匡胤就是这样起家的。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赵匡胤在中央禁军任职。显德元年(954)二月，高平之战中赵匡胤一马当先、战功显赫。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使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赏识，于是，不但破格提拔他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
在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也开始在军队中培植亲信，以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禁军的机会，将自己的生死之交罗彦环、郭廷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中任领军，便于控制整个禁军。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与其他的中高级将领来往密切，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军中从上到下，无人敢与之争雄，为以后的称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匡胤当时并非禁军的最高统帅，但由于他控制、结交了禁军中的一大批中级以下的少壮派将领，使得他在禁军中有很大的活动能量，特别是在指挥禁军作战方面，远比他的上司们得心应手。
显德二年(959)，周世宗派兵攻打后蜀，先是派大将王景、向训率领罗彦环、潘美等部前往，但受到后蜀军队的顽强抵抗，一直拖了很久，军队及装备都消耗很大，也没有一丁点儿胜利的迹象。赵匡胤见此，积极向世宗请战，结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举夺得了后蜀的秦、风、成、阶(在今甘肃成县、武都等地)四个州的大片领土，赢得了周世宗以及朝廷上下的一片赞扬。老牌将领、节度使、当朝宰相以及宗室贵戚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宾。
在结交好友、培养亲信的同时，他还注意打击敌对势力，除掉异己分子。如，逼死与其相对立的宰相王朴，借助周世宗杀害与之有利害关系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等。彻底扫清了自己争夺权力顶峰的障碍。
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因病去世，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这时的赵匡胤，从殿前都虞候到殿前都点检，掌握军政大权已达6年的时间，并且威望极高，基本上达到了“一声令下，余者皆从”的程度。眼下后周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自然为不甘寂寞的赵匡胤取代后周统治提供了极好的机缘。但他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世宗之死比较突然，在诸多关节尚未认真研究、部署的情况下仓促起事，必然遗留后患。再者，作为上任时间不太长的最高统帅，尽管赵匡胤威望很高，但毕竟根基不太牢固，如果匆匆夺权，也许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极可能引发的兵连祸结、相持难下的局面。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考虑到以上问题，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抓紧时间整顿部队，把一些主要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积极密谋策划，研究制定夺权的步骤和对策，以防出现任何不利的局面。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赵匡胤取代后周朝廷、建立新政权的大幕便徐徐拉开了。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朝廷上下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赵匡胤派人提供的假情报：北汉、契丹联兵南下，攻打后周。宰相范质、王溥借小皇帝之名，令赵匡胤统帅禁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领兵出城。当大部队行至离首都开封40里的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因天色已晚，赵匡胤便令军队驻扎下来。
大军扎营之后，士卒们东一伙、西一堆地窃窃私语着。有人说：“皇上年幼，我们冒死为国抵御外敌，又有谁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又有人说：“军队出发时，京城里的不少人都在谈论要改朝换代，点检就要做天子了，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不如迎合天意、民意，就立他做天子吧。”士卒的这些话，也把一些将领们的情绪煽动了起来，纷纷要求拥立赵匡胤。一直在幕后观望的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见此情景，心中大喜，便走到将士们中间，激将说：“改朝换代，虽说是上天有命，实则还在人心，这才是成败的关键。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共保富贵。”于是，大家更是群情激昂，颇有些迫不及待。幕僚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派人连夜返回京城通知赵匡胤的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准备，以便策应。
此时的赵匡胤心里非常激动，他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而流连于帐中，思考着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众将领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地环围在赵匡胤的帅帐四周，齐声高喊：“诸将无主，愿立点检做天子！”一遍又一遍，不绝于耳。赵匡胤装作吃惊的样子，披衣起床，刚打开帐门，就见一个将领，手拿象征皇权的黄袍，大步上前披在赵匡胤身上。这时，门外的将士齐刷刷地跪了下来，一边向赵匡胤磕头，一边高呼：“万岁，万岁！”
赵匡胤明白，兵变的帷幕已经拉开，登台亮相的时候到了。于是，赵匡胤缓步走到众将领面前，按照事先已经理好了的思路，镇静地宣布：“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于我则可，否则，我不能为你们的新主。”众人齐声高喊：“我们一定听从您的指挥！”这样一来，赵匡胤便按部就班地开始行使起皇帝的权力：先是发布军纪，严戒任何人抢劫公私财物，严禁杀害后周君臣和黎民百姓；派亲信潘美启程，向执掌朝政的宰相范质等人通报情况，以求合作……待一切安排停当，便率军回师京城开封。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率部打开城门，欢迎新主的到来，军队列队而人，井然有序，街道两旁的店铺照常营业，到处一派祥和，看不到改朝换代而带来的混乱局面。
后周君臣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集合百官，宣读匆匆草拟的“禅位制书”，将皇位让给了赵匡胤。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赵匡胤正式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就这样诞生了。又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