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面前要低调
能做大事的管人者不仅善于团结人，而且还善于把能力非凡的能人尽量多地团结在身边，让他们以其才能忠诚地为自己效命。这样的能人越多，你成就的事业就越大，当然所拥有的权力也就相应地越多。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将众多能人团结在身边的高明领导。
平定刘武周窦建德和王世充后，唐初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武德四年七月甲子，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一路上“至长安，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勋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真可谓春风得意，威武十分。李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三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
据史载，天策府的属官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隶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实际上是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随着机构的确立和地位的攀升，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就在平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借也。”李世民把此话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
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当“天子”的念头原本已经有了，而李建成因“立嫡以长”的惯例成为太子，当他看到、听到、察觉到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时，不能不“颇相猜忌”。
于是，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公开，李世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名正言顺，向长兄挑战的意图日渐明显。
对于李世民来说，欲为“天子”的思想一旦形成，接下来该做的事便是开始修路了。
李世民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团结尽量多的能人。关于这方面，其实早在晋旧起兵前，李世民便有所留心，在晋阳“密招豪友”，通过“推财养客”的手段，结交了一些地方势力，这些人对李世民“莫不愿效死力”。
如果说此时的李世民是为起兵反隋而团结人才的话，似乎是无可挑剔的，而在李唐政权建立、其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之后，李世民借统一战争之机广泛团结人才很难说绝无政治目的了。这一时期在他所搜罗的人才中有一名叫杜如晦的人，此人在隋时已被人视为“当为栋梁之用”的人物，平定长安后，李世民将他引为秦王府兵参军，不久又被李渊调离秦府，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记室房玄龄问李世民说：“府僚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李世民闻听大惊，道：“尔不言，只失此人矣。”李世民遂奏留杜如晦为府属。可见，此时的李世民已有“经营四方”的大志，而不甘于“守藩端拱”了。由于李世民对杜如晦、房玄龄等早期人才的搜罗，此风已开，一干才俊便逐渐开始形成了以秦王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又乘机团结了大批将才，使自己的手下有颇多名将。如在破刘武周时招抚的著名将领尉迟敬德，此人不但在洛阳之战中救李世民于单雄信槊下，而且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尔有上乘表现。又如屈突通，原为隋朝大将，其人性刚毅，好武略，善骑射，后兵败降唐，乃为秦王府行军元帅长史，并从平薛举，又讨王世充，功不可没。
这样的能人后来更多。如刘帅立，初为王世充的将军，洛阳平定后，本当诛戮，但因秦王惜其才，特免其死，为左亲卫，成为手下的亲信。张公谨初为王世充的治州长史，降唐后，因李世勋与尉迟敬德的推荐，被秦王引入幕府成为心腹。秦叔宝、程知节原从李密，后归王世充，但他们认为王世充“器度浅狭”，不是拨乱之主，非托身之所，故于两军阵前归唐，又如侯君集、李群羡、田留安、戴胄都成了李世民的心腹爱将。
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天下动荡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这种方略是在战争时期所通用的。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能由马上得之而不可在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才儒学之士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地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团结能人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玄龄自幼聪敏，在隋时就已被“伯乐”视为“必成伟器”的、有“王佐之才”的人才。李渊起兵后，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受到李世民重用，成为军中记室参军，他“每军书表奏，驻马之成，文约理赔，初无稿草”。可见其写作能力很强。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中拿典管记，对李世民忠心耿耿。
再如杜如晦，在李世民领导的统一战争中，他为李世民运筹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此外，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
李世民以武定祸乱，出入行走之时，跟随的都是骁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时，又建立弘文馆，招揽了诸如于志宁、姚思廉、苏世长、盖文达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便成了李世民的左右手，也是他政治上的决策团。可以说，将众多能人团结在身边的权谋成就了李世民的一番大业。
替上司背“黑锅”的方法
管理者孤独一人，手下的部属却可能为数众多，你若想亲自控制每一个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你就应该多动动脑子，借他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知道，一个由不同部门组成的组织，各职能部门必然有主次之分。对于想要固权的管理者来说，要害部门一定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样重要的是，管理者还要牢牢掌握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以达到用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效果。
对要害部门的掌握康熙皇帝始终高度重视，因为他深悉个中玄机。
清朝初年内廷设立书房。天聪十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后又改称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但性质不变，成为抵制诸王、加强皇权的有力武器。顺治十七年，顺治帝为加强自己权力，又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选翰林院官员分三班值宿，以备不时召见顾问，成为内廷书房之雏形。
康熙初年，内三院已逐渐成为辅政大臣结党营私，甚至侵犯皇权的工具，因此康熙在剪除鳌拜势力之后，立即废除内三院，重建明代内阁和翰林院建制，并选择翰林院官员入值内廷，创设南书房。
康熙十三年，沈荃外擢国子监祭酒，次年熊赐履升为内阁学士并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不久又因事夺官侨居江宁，南书房乏人。而此时正是平定“三藩”叛乱决战胜负的关键时刻，亟须补充水平更高的儒臣入值，以备随时咨询、应对。
内阁汉大学士李蔚、杜立德等人，随即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选送张英等翰林五人具奏。经康熙亲自筛选，确定侍讲学士张英入值南书房，食四品俸；书写之事只令高士奇负责，食六品俸。他们和励杜讷一起，均于皇城之内赐第。
自此以后，入值南书房的内廷翰林，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字，讲求学问，时备顾问，而且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从而使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要人物对于固权也异常重要。一旦能找到几个关键的“点”，并用恰当的手段将他们凝聚在自己周围，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控制大多数人，那整个“面”也便尽在掌握之中了。
雍正皇帝在其继位与统治过程中，靠的就是对少数几个重要人物的利用，才始终把局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
由于康熙帝在位时间过长(共计61年)，并两度废除太子的储位，致使那些希望能获得储位、继而当皇帝的诸皇子为争夺储位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斗，就是在康熙死后，雍正已经即位的初期，这种斗争仍然存在。雍正夺得皇位之后，通过确立隆科多、年羹尧等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打击朋党，稳固了政权。
雍正在位十三年，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压抑科甲出身的官员等措施，打击了官场上以师生之谊建立的朋党，比较有力地清除了康熙中后期形成的官场颓风。此外，他还通过改土归流等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满清政权的统治，为“康乾盛世”的前后相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贯彻实施又是与他善于发现关键人物，重用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大臣分不开的。
雍正皇帝生性好胜、刚毅，有时表现得比较急躁。他教诲臣下，办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片面地瞻前顾后，游移不决。他反对优柔寡断，办事不怕艰难，不顾阻挠，认准了就干。他的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例如，他为了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便大批地罢黜不称职的官员，同时破格引进几个真正起作用的人才，任用可用之人，别人为此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他也毫不在意。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坚毅的性格，他才有力地冲破了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施自己的政策。雍正帝在位时间虽不很长，却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这其中与他善于抓住重要人物是分不开的。
要害部门和重要人物是有效控制权力和掌控全局的重中之重，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局面也就尽在掌握之中了。
聪明面对外行领导
对下情茫然不知是固权的大忌，也是导致组织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管理者能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多一些“耳目”，不仅能让自己对下情掌握得更准确，也能由此对下属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掌握作为控制下属的途径。
雍正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他非常了解康熙后期臣子“报喜不报忧”给他父亲造成许多事情的失察。他登上了皇位，便不能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要更加牢牢地掌握自己的权力，便需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全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做到耳聪目明。为了这个目的，雍正对王朝的行政制度做了一些改革和创制。
清王朝的公文往来，主要是题本和奏本。皆由通政司送给皇帝，但是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由内阁看过了，因此这两种公文都是公开的。这样，便有许多局限。有些事情官员不敢公开讲，皇帝便无从知道。所以康熙年间便产生了补救的办法——秘密奏折。秘密奏折是皇帝最为心腹的人、最相信的人才能用的。所奏内容，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无所不包。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上台后，感到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他首先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令各省督抚皆有此权限。后来又给提督、总兵宫、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密折权力；一些中下级官员经过雍正特许，也可密折奏事；临时差往地方的官员也有此权。估计雍正朝先后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可达一千多人。
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因此，处理各类事情能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密折又起到了严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警自惕，兢兢业业，一心为公。
在野史中有雍正训练专为自己搜集情报的“血滴子”的传说，但也仅仅是一个传说，而明太祖大张旗鼓地建立特务队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明太祖朱元璋前期的亲信是义子，后期的亲信是特务机关锦衣卫。
一般被帝王引为亲信的人，或者是亲戚宗室，或者是那些经常接近帝王的人。但朱元璋少孤，兄弟无孑遗，亲人大多死于瘟疫或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几乎无亲族可用。为此，通过大收义子，他弥补了这一缺陷。
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和邓愈等人，也都收有义子，其中以邓愈最为荒唐，年仅二十便开始认义子。不过他们远没有朱元璋的义子多，朱元璋的义子据说有二十多人，除较为著名的朱文正、李文忠、沐英、何文辉、朱文逊、朱文刚外，见于记载的还有道舍、马儿、真童、金刚奴、保儿、也先、买驴、泼儿、老儿、王驸马等人。
这些义子都是从小就被朱元璋收养，当时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自幼受恩养，与他情同父子，而且感恩图报，这种亲情和感恩，就成为义子们对朱元璋忠贞不渝的保证之一。义子们长大后，朱元璋择才选用，令他们监军，事实上也就是作为他的心腹监视将领们的言行。在元末起义过程中，由于朱元璋身份的日益提高，义子们身份所具有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就算他们中有人没什么才干，诸将也不敢对他们过分得罪。他们监视着领兵在外的将领的言行，考察他们对朱元璋的忠诚，随时向朱元璋汇报将领们的一举一动，但有风吹草动，他们首先知觉，这就使朱元璋的耳目直接深入军队高层，控制军权。义子们几乎全都被他在军队中安插过，如沐英曾在镇江军中，道舍在宁国，马儿在金华，朱文刚、真童在处州，金刚奴在街州，朱文逊在太平等。
义子们所发挥的耳目作用带来的好处，是朱元璋对在外将领们的行为和忠诚随时有所得报，这就有了及时决策、调整、节制的依据，甚至可以了解将领心中的思想。
朱元璋后期，开始对功臣产生猜忌之心，这时他任用亲信的对象也开始改变，将他身边的亲随培植为特务，称为“检校”，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这些检校有的是文官，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蜕等，也有禁卫军官，如丁光眼、靳谦、毛镇等，甚至还有和尚。和尚身份特殊，可以借宣扬佛法之机走街串巷，出入于官员私第，朱元璋对这一点加以利用，在僧人中还挑选了吴印、毕克勤等人作为他的眼线。检校的足迹无所不至，勋臣小吏都在他们的监视范围之内，如邵荣作乱时举报的宋国兴，当初的身份就是检校。
有了这些特务，他对官员们的言行甚至私生活都了若指掌，国内动静莫不先知先觉，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此外，朱元璋还“以功臣有大勋，各赐卒百二十人为奴”，事实上，这些奴仆也是他用来监视大臣的特务。
继而，朱元璋设立了著名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在历史上，锦衣卫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多次策划一些秘密行动，是朱元璋后期最倚重的一支亲信部队，由他直接掌握，来调查官民行动。锦衣卫的诡秘程度，从一个传说中可见一斑：有一个在外省任职的大官，身边有名仆人，做事聪明，勤快，善解人意，多年来任劳任怨，从未做差过一件事。主人对他也日见倚重，凡事都征求他的意见。忽然有一天，仆人来向主人告辞，主人极力挽留，并问他为什么坚持要走，仆人见主人挽留意诚，被逼无奈，才说明真相。原来他本不是仆人，而是锦衣卫派来的密探。主人万万想不到多年来一直倚重的奴仆竟然是潜伏在身边的特务要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庆幸并没有说过什么不合时宜的言语，也没有得罪这个仆人。从这个故事中可见，朱元璋后期任用的锦衣卫，特别为他倚重，权势极大，分布极广，行动也极为隐秘。
朱元璋就是这样通过任用亲信，掌握一支军队，一个政权，进而掌握了全天下。
一个人的手再长也是两只，一个人的眼再利也只有一双，要仅靠主观判断，不依赖信任任何人，难免为人所蒙蔽。而要牢牢把握整个局面，自然非任用那些信得过的人才行。朱元璋任用义子、同乡、亲随、锦衣卫特务等拓展耳目，加强对大权的掌握，就是基于这种考虑。通过这些手段，朱元璋将天下玩于股掌，在历代帝王中，对固权之术研究得可谓最为透彻。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在不少组织中，一把手的身边，往往有那么一些人暗中发展成小集团，一有机会便会对一把手下手，欲取而代之。对于小圈子，管理者应该果断摧毁，毫不手软，否则走向坟墓的必是自己。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这“合群的自大”指的就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
某些中国人有拉靠山、找后台的倾向，如果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倾向，还只是为了稳住自己，顶多表现出自己没有“个性”，尚不至于损害他人。如果下属一旦联群结党，排斥异己，试图通过小圈子来发展个人私利，这就会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的发展，不利于客观公允地选拔人才，不利于组织的发展，更不利于你对其他下属的管理。
搞小圈子，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往往形成这样的现象：一群人为了使自己的小集团更壮大，就只选用自己的亲信，只选择“靠得住”的人，而排除“外人”。对于有德有能，而又不属于自己的“同党”的人则一律弃之不用，甚至百般压制。小圈子用人的标准不是凭个人的才干，更不会通过“公平竞争”，而是看对方是否是“自己人”，是否能认同小圈子中的信念，是否维护小圈子的利益。
小圈子一词中的“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群体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而言的。有时候，“小”圈子实际上人数众多，其成员大多占据要位，活动能量很大。
小圈子之于整个组织，就如肿瘤之于人体，一旦肿瘤恶性膨胀，就有吞噬整个机体的危险，就会形成癌症，威胁人的生命。所以，管理者绝不能容忍小圈子的变大。
一个人在组织中总会遇到合脾气的同事或是共同利益比较大的同事，这样他们会很自然地形成圈子。一个下属犯错误，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是一旦形成小圈子，批评的力度就会小很多，这也是人情网、关系网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小圈子也是一种关系网。
下属拉帮结派，目的无外乎是两个：其一是形成自己的派系打击其他的同事，积累更大的力量为自己谋利益；其二是经营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死党对抗领导，伺机取而代之。不论哪一种目的都会危害整个组织的团结，会威胁管理者的控制权。小圈子像恶性肿瘤一样有害，管理者绝不能纵容姑息，一定要把它割掉。一旦纵容小圈子的发展，任其势力膨胀而不加干预的话，那它就会变大，或割据一方，搞独立王国，或藐视领导，或公然向最高领导挑战，这种尾大不掉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处理了。这时，即使你发现了小圈子的存在，由于他们气候已成，处理时也不免投鼠忌器，难以下手。
你当初培养和提拔的下属，在一开始当然会对你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然而随着他的不断成长，翅膀硬了的他说不定也想让自己的翼下多一些追随者，于是便想方设法搞个人势力，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如此一来，如果不找到对方薄弱处及早剪除，势必要影响你的权力和组织的管理。
民国时期的袁世凯与其得力干将段祺瑞之间，就曾上演了一幕“大圈子”与“小圈子”的互制争斗。
段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又赴德国吃了一年洋面包，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崭露头角，被誉为“军事人才”，被袁揽入军幕，委以重任。段把袁视为恩师和知己，在新军编练中为之规划、操演。在袁的提拔、重用下，他很快就晋升为镇统制(师长)，并担任多所军事学堂的监督，声誉隆隆日上。到辛亥革命前，他任江北提督，加侍郎(副部长)衔。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他被重新出山总摄清政府军政大权的袁世凯调赴湖北镇压革命，又相继以武力胁迫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向袁交出权力，帮助袁抢夺了中央大权。
在袁世凯当政的四年间，段祺瑞连任八届内阁陆军总长，两任代理内阁总理，一任内阁总理。他忠实追随于袁世凯左右，助袁为虐，成为袁推行独裁统治的主要帮手。
段祺瑞为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己也在这一系列军政活动中乘机培植亲信，扩大权势，野心也随之日渐膨胀。他常常自作主张，像官吏的任、黜、升、降等要政，他也往往擅自裁决。他利用长期把持陆军部之便，呼朋引类，将亲信、门生，如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靳云鹏、曲同丰、陈文运、马良、张敬尧、陈寸藩等辈，先后加以提拔、重用，安插于要津。一个以段为首领的派系，已经呼之欲出。问鼎之心已难于掩饰了，他的目光逐渐盯着袁世凯身后的总统宝座。
袁世凯一生惯弄权术，阴毒专横，绝不容许部属结党擅权。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及其野心，正犯了袁的大忌。
袁为了使其子孙世袭国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步步夺回落入段手的军事大权。
袁世凯先以“统筹军事”为名，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一切大权收归自己，使段祺瑞的军权大为削弱。
接着，袁编练“模范团”，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不仅不能参与这样重大的军事措施，而且到后来连陆军部购买军火等权力，也被削去大半。
同时，袁氏父子又以批送“特别费”的形式，用巨款把陆军部办事的主要人物收买过去，使段祺瑞形同“光杆”总长。
1915年5月，袁世凯在“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的堂皇词句下，令颁人参四两和药费5 000元，准段祺瑞赴西山“调养”。随后袁下令免去段的职务。
不要以为袁世凯是卸磨杀驴，客观地说，这是固权的内在要求。作为管理者，你也应该学会这一手段。须知，苦口婆心是摆不平人的私心的。如果你对小圈子听之任之，那最终的结局将是你这个领导成为“光杆司令”。所以，当你发现手下有“小圈子”存在时，有必要用各种手段，果断地将之摧毁。
上司面前善做漂亮事儿
大权在握的部属，有可能会擅权，这无论是对管理者自身还是对整个组织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一旦权力过重的部下起了二心，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认识到制服大权在握的部下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轻举妄动，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巧妙将其制服。
随着年幼的康熙逐渐长大，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康熙以“辅政臣屡行陈奏”为由，经皇太后同意，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的大权。而且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甚至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乐、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依附于鳌拜。
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不料想皇帝准备亲理政务，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但他又不愿归政，拉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所行，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不甘心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隐退念头，遂于康熙亲政后的第六天，以身患重疾为由上疏要求“往守先皇陵寝”，并含蓄地提到自己迫不得已的处境。此举自然也有迫使鳌拜、遏必隆辞职交权的意图，因而更引起鳌拜的不满。他矫旨指责苏克萨哈此举，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然后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夕统领白尔赫图等亦斩决。康熙“坚持不允所请”，而鳌拜强奏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绞刑，其他仍按原议执行。这使康熙又一次受到震动。
这样，在上三旗中，鳌拜已占绝对优势，镶黄旗全部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而宫廷宿卫则完全由上三旗负责，康熙处境困难。
而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朝班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而且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在康熙面前也敢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等因不肯在议事处附和鳌拜即被逐出会议，而鳌拜的亲信即便是王府长史一类的小官，也可以参与议政。更有甚者，鳌拜可以公然抗旨，拒不执行。如其亲信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鳌拜竟不执行，仍予谥号，在此情况下，康熙决计除去鳌拜，只是鳌拜势力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计擒之。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建议革除朝政积弊，并把矛头指向鳌拜。此疏深为康熙赞同，但康熙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打草惊蛇，便斥之“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予以处罚，借以麻痹鳌拜。而暗地里，康熙却在悄悄部署捉拿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
鉴于鳌拜在侍卫中影响较大，原有侍卫不足依靠，他特地以演练“搏击之戏”为名，选择一些忠实可行的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另组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并请在上三旗侍卫中很有威望的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一等侍卫索额图为首领。
为了保证捉拿鳌拜行动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康熙还不露声色地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京城，以削弱其势力。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十六日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并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过。随即以议事为名将鳌拜宣召进宫擒拿。当时鳌拜全然没有觉察到异常情况，一如往常那样傲气十足地进得宫来，甚至于看到两旁站立的善扑营人员时也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而将善扑营人员聚集宫中看作是康熙迷恋摔跤游戏的一种表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阶下囚。
康熙待拿下鳌拜等人后，亲自向议政诸王宣布了鳌拜的有关罪行：营私结党“以欺朕躬”；御前随意呵斥大臣，目无君上；打击科道官员，闭塞言路；公事私议，“弃毁国典”；排斥异己等。总之是“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勘问。
以康亲王杰书为代表的议政诸王，原本不满鳌拜的专横跋扈，现在见皇上已擒拿鳌拜并令其勘问议罪，所以很快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三十款大罪，议将其革职立斩，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后披甲当差。
处理意见上报康熙后，康熙又亲自鞫问鳌拜等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历数其“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行后，宣布：鳌拜从宽免死，仍行圈禁；遏必隆免重罪，削去一应爵位；畏鳌拜权势或希图幸进而依附鳌拜的满汉文武大臣均免察处，并于六月七日降谕申明：“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俱从宽免”，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株连，稳定了人心。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职者均平反昭雪，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世职爵位予以世袭。因而此案的处理颇得人心。
议处鳌拜、废除辅政大臣体制后，重要的批红大权收归皇帝之手，康熙从此便坚持自己批阅奏折，“断不假手于人”，即使年老之后也是如此，从而防止了大臣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