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是人定的。人是历史的人，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定“制”的人有局限性，“制”也自然有局限性。因此除了要让能人在定“制”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也要发挥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使“制”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一）人是定“制”的主体
“制”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人们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发现管理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利用这些规律为管理实践服务，以利于管理实践目标的达成。为了使对规律的认识固化于管理实践中，人们以“制”的形式将这些内容以条文规定下来，作为管理行为的准则。
说人是定“制”的主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制”的内容本质上反映的是客观规律性，但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转化为“制”的操作者是人；其二，人定“制”的目的没有别的，只能是为人实现特定目的开辟道路，或者说人是“制”的服务主体。
上述两层意思，在哲学意义上说，一方面反映的是人在定“制”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定“制”过程的客观制约性。
从主导地位和能动性方面讲，人要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加深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过程的认识，并适时地把这种认识用“制”的形式记载和固定下来，并用于指导实践。从客观制约性方面讲，“制”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人服务，也就是说人要利用“制”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人时时要以是否能服务于人的特定目的为准绳去衡量和反思“制”，并且根据这种衡量结果及时去调适“制”。当“制”不能很好地为人服务的时候，当“制”有悖于人的合理期望的时候，人就该考虑修改和完善“制”。
“制”是人的产物，“制”不可避免会带上人的烙印，凡是人的特性在“制”中都会有反映。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来自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在历史长河的不息流淌中，人类可以向绝对真理的彼岸接近。对于特定的人类个体和群体而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只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和很有限的空间中进行，实践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实践有局限，认识当然也有局限，以认识为基础而产生的“制”也是有局限的。对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定“制”者，这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定的“制”，到现在看，就发现有许多十分幼稚的地方，记得那时，有不少单位做了“上班时，不准穿牛仔裤，不准留披肩发”的规定。再过十几年、几十年，那时的人也许就很难理解今天的“制”为什么做了这样的规定。对于定“制”的同一主体，今天定的“制”，过一段时间后就发现有局限性，发现有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总感觉“制”在快速地变化，对一项“制”尚未适应，新的“制”又要出台了。
人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类文化的积淀越厚，文化对人的决定作用就越大。毫不夸张地说，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特定的人所定的“制”，一方面难免打上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特定的“制”只适合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运行。从“制”是客观见之于主观这一特性讲，人在定“制”时应该广泛地吸纳人类认识的一切成果，特别应该吸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切成果，这就是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如果人定的“制”，符合了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这种“制”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提高；若这种“制”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那么这个“制”以及定“制”的人就会因为妨碍生产力发展、使社会倒退而被广大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淘汰。中国历代皇朝的灭亡，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无不说明这一道理；从“制”与文化相关讲，没有放之四海皆合适的“制”，定“制”不能对舶来品生搬硬套，要考虑是否适合国情、企情。“制”的成果不像科学技术成果那样，可以跨国界地、不加修改地应用。定“制”需要借鉴学习，但学习必须是结合实际的学习。置文化差异于不顾去定“制”，去推行“制”，往往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当然，文化也不是截然不变的。有时候为了推行新“制”需要改变现有的文化。一项新“制”推行的时间长了，就会成为文化因素，成为新的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一项“新制”会对现有文化产生冲击，那么推行这项“新制”时，就需要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前导。否则“新制”的推行必将受到极大的阻力。
人是追求利益的理性动物，“制”是调整利益格局的工具。定“制”的人的利益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制”的内容中去。也正是这一点可能导致“制”的局限性，甚至使“制”出现不公平合理的内容。好的“制”应该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正当的根本利益，反映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的利益的倾斜。
（二）能人在定“制”中的特殊作用
以人定“制”的人，不是指所有的人，也不是指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定“制”的人，主要是取得“统治地位”的能人。这里所说的“统治地位”不是狭隘地指掌握了正式权力的人，还包括那些虽然没有正式的权力，但是其思想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一生也没有掌握过正式的权力，但对中国几千年“制”的影响比任何一个皇帝都要大；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本主义“制”横空出世的序幕，而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导者都是那些没有掌握正式权力的思想家、学者。取得“统治地位”的能人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如何改造社会的意愿来定“制”，并用“制”来统治和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因此，能人在定“制”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能人是人类实践中处于实践活动前端的人，他们往往从事探索性的和创造性的工作，有较高的认识能力。能人群体，在世界范围里讲，他们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和社会认识水平的代表；在一国范围内讲，则是一个国家认识水平的代表；在一个单位范围内讲，是这个单位认识水平的代表。“制”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应该由认识水平较高的群体在“制”中体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及对组织内部关系的调整，这是确保“制”的水平的不二之途。能人定“制”可能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来长久的利益，也可能带来灾难。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定下了总统有限任期的“制”，并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与总统有限任期的“制”有直接关系。而希特勒法西斯定下了要统治世界的野心，定下了除日耳曼民族外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的歪“制”，最后他们的结果只能是被世界所唾弃。
“制”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当“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这种“制”或迟或早将被改变。但是，“制”与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两者是否相适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决定什么时候该改“制”，改什么“制”都需要依赖高水平的认识能力。一般来说，只有能人才能有超过常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改“制”的发动和改“制”的实施就落在了能人群体的肩上。当中国“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思想大行其道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并且以大无畏的革命家气魄，冲破思想上、观念上的重重阻碍，发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被延缓。中国的经济状况将是何局面？可能还在发粮票、布票，定量限量供应。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也许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徘徊。
能人群体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他们定的“制”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代表时代的特色，同时也使他们在这种“制治”下能充分发挥其能量。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能人又是人中之精英，他们思想最活跃，具有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能人群体利益的实现，将大大促进全社会利益在总量上的扩大。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因为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能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调动能人积极性的政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等提供政府特殊津贴；给有特殊贡献的人（如“两弹一星”功勋者）以重奖。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对能人的肯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释放蕴藏于能人身上的智慧和创造力，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示范作用。
（三）定“制”要注意几条
1. 定“制”要集能人群体的智慧
定“制”要体现民主性，定“制”的过程常常是由领导授权几个“笔杆子”起草，然后由领导“拍板”定的。因此这几个“笔杆子”和领导就成了定“制”的主体。显然，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因为任何出类拔萃的能人也不是完人，其个人的智慧和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及所代表的群体意愿都是有限的，光靠少数人定的“制”很难具有科学有效、切实可行的特点。因此非常有必要集体研究、集体决策，发挥“定制集体”的群体效能。
定“制”主体在定“制”前还应经常作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广泛听取、吸收广大群众的意见，特别要听取那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博采群芳，集思广益，然后定“制”主体的人，可在此基础上作理论分析研究，确定“制”的内容。
对于那些关系到广大职工利益的“制”，也可将最后的“拍板”权交给集体，也就是说不仅仅听取群众的意见，还可以将最终是否“定制”和定什么样的“制”的决定权交给群众，而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领导（或领导集体）拍板。近年来，一些组织采取重要问题由职代会讨论通过的做法即属此类，事实证明，这样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
2. 定“制”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
“制”的体系确定组织的利益格局，组织的每一个人的利益都与“制”相关。人的组织的事情总是大多数人的事情，大到社会，小到企业都是如此。“制”不可能使每个组织成员的利益都最大化。在需要个人利益作为工作推动力，组织成员之间又存在能力差异时，“制”对利益格局的规定还会有倾斜。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个要对组织目标的达成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制”，永远不能违背大多数组织成员的利益。因此，“制”不能只代表少数能人的利益和表达他们中先进分子的意愿，更不能代表少数落后分子的利益和表达他们的意愿。例如，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如果只考虑少数先进分子，他们对物质的需求欲很低，可以做到无私奉献，而对于少数落后分子，他们的物质需求欲很高，最好少做事，回报越大越好，贪得无厌。这两种人都不能代表人群的大多数。这可以说是一条铁律，谁违背了谁将受到惩罚。
为了保证“制”不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定“制”的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采用集体研究、听取群众意见、职代会集体讨论表决，举行定“制”听证会等都是从正面保证“制”的合理性和普遍利益性；有时也规定定“制”的边界条件，从反面来起到保证作用。它不是从正面直接说明某“制”应如何如何，而是间接地指出某“制”不应如何如何，或者一旦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情况时应如何纠偏。
3.“制”的执行需要大家认同
“制”通过设立准则和程序约束人的行为，使众多人协作劳动时能做到行为有序，志向相同，力量集聚。“制”主要靠能人制定，但是其价值最终取决于组织全体成员对它的遵守和执行情况。“制”属于“硬”管理的范畴，其执行主要表现为外力的强制，如来自法律、纪律等。也就是说，无论组织成员是否理解或愿意，“制”都必须得到执行或遵守，否则，违反的人将受到事先设定好的惩罚。
但如果仅仅把“制”的执行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那无疑是片面的。“制”的作用要有效地发挥，需要组织成员内在自愿性的配合。一方面，“制”不可能天衣无缝，做到适合每个成员的意愿，要做到每个成员自觉执行“制”，还要对成员进行法律、道德等教育，提高其素质；另一方面，不仅对“制”要一丝不苟地执行，还需要各个成员能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罗勃托·米切尔斯曾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专题“权力”中说：“权力无论来源于个人还是组织，都由公众观点创建和维持，而公众观点又取决于情感、性情、崇敬或宿命。即使当权力仅靠武力维持时，对它的接受与否也一样遵从这些规律，虽然接受也许只是由于害怕暴力。”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在研究权力问题时发现，在组织中违反命令的情况十分普遍。他对这一情况的解释是“哪些具体法令会被公民个体遵守或不遵守，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组织成员的认同，代表权力的“制”是很难推行的，更谈不上让群众心悦诚服地自觉遵守。
也许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可以解决使组织成员自觉自愿并创造性地去执行“制”，但是，“制”的制定过程如果被组织成员看作是一种异己的过程，那肯定是不利于组织成员在实施过程中去自觉自愿执行“制”的。在“制”的制定过程中注意其民主性，适当地听取广大组织成员的意见，让群众有机会和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制”的制定过程，他们会更容易对这样的“制”产生认同感。
4.“制”要能约束定“制”者
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本特点是“人治”，历代统治者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实际上他们定“制”的目的是作为他们统治别人的工具，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些法律、制度只为少数统治者服务。封建社会的这种糟粕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社会。综观如今的企业管理，“人治”现象可以说相当普遍，有权就有了一切，有的企业领导置职工利益于不顾，从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为所欲为；同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普通职工则要求苛刻，动辄就找个借口用某条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人制管理思想强调所有人必须置身于所制定的“制”的约束之下，不存在特殊身份的人，因此“制”中应用明文规定，所有人（包括定“制”者）处理事情都必须严格按照“制”办事。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脑力劳动在劳动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重要性也越来越显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企业职工的平等意识随之提高，超越于规章制度之上的“理事”行为难以为职工所接受，也不可能带来好的管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