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候有一个滥竽充数的寓言：齐宣王好大喜功，喜欢群竽合奏，每次演奏的时候有300只竽一起吹奏，蔚为壮观。南郭先生虽然不会吹竽，但是他装模作样地混迹于300名乐手之中，一直也没有被人们发现，也体面地在宫中混碗饭吃。后来齐宣王驾崩，齐湣王即位。齐湣王继承了老爸的爱好，也喜欢听如丝如缕的竽乐。但是他的喜好又不完全与他的老爸相同，他不喜欢合奏而喜欢独奏。这回南郭先生混不下去了，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经济学上把南郭先生的这种行为叫搭便车。
在合奏的情况下，人们很难辨别出每一个乐手的水平，所以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可以搭便车混迹其中；在独奏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辨别出每一个乐手的真实本领，谁也不可能浑水摸鱼了。所以南郭先生这种靠搭便车混饭吃的人只好失业了。
搭便车在公共领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令人挠头的一件事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合奏的竽乐相当于公共物品，独奏的竽乐相当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产权不清晰，我们很难分辨出300名乐手中每一个人的吹奏效果；私人物品产权明确，我们很容易判断每一个人吹奏效果的优劣。
我的哥哥曾经在农村插队，他给我讲过当年生产队劳动的情形：他们刚刚到农村的时候，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所以社员们很照顾他们，也不给他们分配任务，干多少是多少。所以他们也和南郭先生一样，每天出工不出力，大夏天里站在地里都直冒汗，根本就没有力气干活，他们拿着锄头一边聊天一边开玩笑，根本就不干活。可是晚上却拿和社员一样的工分。刚去的时候还可以，时间长了社员们就不干了，因为知识青年不干活，年底却同样分走了农民的收入。最后只好将社员和知青分开核算，那个时候知青居住的地方叫青年点，知青的领导叫点长。他们的点长和齐湣王有同样的喜好，他不喜欢大家捆绑在一起劳动，每一天他都把需要完成的活计具体落实到人头上，个人干个人的。这下好了，知青们每天完成的工作既多又快又好。
还是这么些人，只是制度发生了变化，结果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观。
它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公共物品的效率低，私人物品的效率高。
公共物品的效率低是因为搭便车的人大量存在，由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产权不明晰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最后导致了公共物品的低效率。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个人干个人的活，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的收益，干活的效率就会显著地提高。
对这种搭便车现象的研究，最早是从分析英国的灯塔开始的。
早期的英国灯塔是由私人建造和管理的。由于海域中存在着很多暗礁、浅滩，给船只的行驶带来很多事故。当时由于导航技术还不够发达，海上行驶的船主只有依靠灯塔的指引才能保证安全行驶。但是灯塔建造起来之后，人们发现，管理却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过往的船只虽然通过灯塔的指引获得了行驶的安全，但是他们却躲避交纳费用。而灯塔建造者和过往的船只之间又没有契约和法律的约束，建造者也没有惩处的措施和权力。时间久了，大家都不交费，灯塔建造者入不敷出，疏于管理，最后灯塔只好关闭。
有灯塔大家方便、安全，但是大家都想搭便车，最后导致了灯塔的关闭；没有灯塔大家都麻烦、危险，虽然大家都期望有灯塔，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从中我们看到了公共物品的特点，它具有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就是说，人们无法将不交纳费用的人排斥在使用公共物品之外。确切地说，商品的生产者和购买者不可能或者需要高额的成本才可能把他人排斥在获得该商品的利益之外。比如街上的路灯，它是为纳税人服务的。但是逃避税款的人照样使用，我们不可能在街上安排人员检查过往行人的纳税情况，如果那样的话，想一想我们需要支付多少检查人员的工薪，我们要增加多少高额的检查成本。
公共物品的另一个特征是非竞争性。当增加消费一单位某商品时，社会所需要增加的成本等于零，比如街上的路灯，增加一个、两个、十个，甚至更多个使用者，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成本。
灯塔的建造和管理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一些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实施建设和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难解难分的怪圈：公共物品是低效率的，私人物品是高效率的。但是公共物品又只能依靠政府提供，也就是说公共物品的低效率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不同意上述观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服公共物品的低效率，科斯专门从美国来到英国，对英国的灯塔制度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分析。他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并不是私人灯塔制度本身效率不高，而是政府相关的制度提供工作不到位。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使高效率的私人灯塔制度最终被低效率的公共灯塔制度取代了。其实，政府可以鼓励私人灯塔经营者进行招标，从而避免灯塔因独家垄断而收取高额费用。同时通过产权界定的手段赋予私人灯塔拥有者以适当的权利，并且通过国家强制力对这种权利予以保证。
后来，科斯的观点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同。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就吸取了科斯的理论。
比如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向私营企业开放，像自来水净化、城市污水处理、城市卫生维护、有线电视传输，以及私营企业参与高速公路（属于准公共物品）的建设和管理等，它们都是按着科斯的模式进行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可以想象，只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到位、有国家的法律制度保障，并没有什么事情是私人不能完成的。权利是国家的，但是通过制度、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将这个权利赋予私人、社会组织、法人。这样做是一石三鸟的美事，国家减轻了负担，社会提高了效率，私人获得了利润，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