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所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以广州“三·二九”起义最悲壮、最感人，影响也最大。广州“三·二九”起义是同盟会“最重大的一次举动”，是同盟会“筹备时间最长，用款最多”，同时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起义”，它所倾注的革命骨干力量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起义都不能比拟的。孙中山曾叹息“吾党之精华，付之一炬”。胡汉民亦说此役流的是“许多纯粹革命同志的血”。海外华侨在这次起义中的重大贡献，值得称颂。
一、华侨与“三·二九”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同盟会成立之后，多次领导武装起义，但屡遭失败，损失了大批革命骨干，经济也面临许多困难，致使一些革命党人情绪低落，对前途失去信心，“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而另有少数革命党人，如汪精卫、黄复生等在激愤之余，便不顾革命大局之利害，去进行个人冒险的暗杀行动。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孙中山充分表现出他的革命坚定性。他常开导同志说：“惟积极始有善恶可言，消极则有恶而无善；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余惟继续奋斗耳”。于是，孙中山积极谋划，以图再举，得到了华侨的大力支持。
早在1910年3月，孙中山先后于14日发电报、28日致长函到香港给黄兴，提出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5月13日，黄兴复函孙中山，谓各同志读到来电提出的广州再次发动起义计划，“靡不欢跃之至”。黄兴在函中汇报国内运动情况，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等项意见。5月30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决定东返就近领导国内革命运动。6月16日，孙中山在东京召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举行会议，讨论统一各省革命团体行动、发动起义时机以及通过美国人波司之手筹措经费等问题。7月11日，孙中山抵新加坡，随即函约各地革命党人前来会商，以便决定今后革命之方针，随后由新加坡赴槟榔屿。1910年8月孙中山发函南洋各地，指导同盟会组织整顿工作：为便于开展活动，推广在盟书上改署“中华革命党党员”的做法，为扩充组织，取消新会员缴纳入会费的规定；对各分会主要干部发薪等。此举大大调动了广大革命党人的积极性。10月至11月上旬，孙中山又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分析形势并提出重新组织起义的任务。指出：“乃者时机日逼，外面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10月28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说：“弟今另有所见，必须足下牺牲数礼拜之时日，亲来商助，事望可成。见信之日，无论如何匆忙，必请早临为祷。至急！至要！余容面谈。”
会议在1910年11月13日秘密举行，到会的除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还有孙眉和槟城南洋支部代表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以及怡保分会代表李孝章，芙蓉分会代表邓泽如，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的代表李燮和等，共计53人。会前，孙中山针对一些革命党人因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感气馁、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豪壮地表示“一败何足馁”，指出过去屡遭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而当前“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哀，财用一层，吾当设法”。举行会议时，他继续鼓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强调只要作“充分之筹备”，革命便可成功。会议经过统一思想，决定积极筹集款项，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择革命党人五百名充当“选锋”（后改为八百人）。计划在广州得手之后，“立即分遣三军主力：一军出湖南趋湖北，黄兴统之；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赵声统之；一军留粤为后援。俟南京、武昌光复后，即会师北伐”，直捣清政府。具体领导这次起义的是黄兴、赵声和胡汉民。从中不难看出，华侨是酝酿、决定“三·二九”起义的重要参与者。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香港，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月底，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于跑马地三十五号，以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设调度、储备、文通、秘书、编辑、出纳、调查、总务八课。并分派专人负责发动新军、防营、巡警，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美国归侨李煜堂将自己在港经营多年的金利源药材行作为秘密机关，负责接收海外党部的汇款、捐献的枪支弹药等，然后转运国内起义地点。统筹部陆续在广州城内外设立办事、联络、藏军械、制炸药等秘密据点几十处，其中河南溪峡徐公馆及万福里178号等隐藏炸药、武器的秘密机关以华侨徐宗汉、罗及妻女为联络员；华侨李德山、黄鹤鸣等分别在芙蓉里4号旧仓巷、甘家巷西湖街8号等秘密机关负责。
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电邀抵香港，共商联络各省策应广州起义之工作。次日，谭人凤离港赴湘、鄂行事。此外，统筹部又派郑赞臣联络江、浙、皖三省，方君瑛等联络广西。各地同盟会负责人如宋教仁、陈其美、居正、孙武、焦达峰、方声涛等都奉命作响应起义的准备。黄花岗起义所用的枪支弹药多由华侨从国外购运。日本、越南、暹罗等地华侨参与购买武器及向香港的运送工作。黄兴长子黄一欧，自幼随同父亲参加反清革命，14岁便经孙中山和章炳麟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革命者。1911年初在日求学的他冒宫崎龙介之名，身穿和服，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与同住宫崎寅藏家中的日本浪人黾井一郎一起，将50支驳壳枪、20支勃朗宁、万发子弹，分装四口皮箱，搭乘外国邮轮，顺利将这批武器运抵香港统筹部。此后，黄一欧又成功接应了两次运抵香港的军火。越南海防华侨刘岐山、马祺、刘济川等参与组织由香港向广州转运武器的工作；马来亚、新加坡华侨周之贞、郭汉图、广妹（女）等将武器装入梳妆台及花盆等运到广州；华侨杜凤书更发明了将弹药装饰成颜料、罐头报关的办法运到广州。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越南等地共购运各种枪支780多支，以及一批弹药。华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购运武器，为发动起义提供了保证。
为组织起义力量，统筹部一面派人回国做清朝新军的策反工作，一面在国内外挑选优秀青年组成敢死队。南洋华侨对起义态度积极，纷纷报名参加“选锋”。他们“争先返国效力，甚至因人数过多，由抽签以决定回国参加者。越南各地另有一批侨胞，三十余人组织一敢死队，由陈有率领回国，只因陈有等乘搭之船只中途遇雾，延期抵港，致此批敢死队同志，未能赶及参加”。据统计，回到香港集中准备参加起义的南洋华侨至少有500人。
积极支持孙中山酝酿再举起义，长途跋涉回国秘设起义据点，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为起义购运武器，“争选返国”参加“选锋”……华侨为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发动做了许多工作。
二、血染黄花岗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重要会议。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已组成一支拥有800人的“选锋”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38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已大致联络就绪。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广州发难，拟订了十路进袭的战斗计划，并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因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在统筹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刺杀了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此举使广州清军严加戒备，兼以国外饷械尚未到齐，故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5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进行作战部署。旋因内奸告密，全城戒严，敌人四处搜捕，许多“选锋”队员和军械也未能按计划从香港进入广州。在重重困难的处境下，黄兴等于26日集议，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改订作战计划，定于次日举事，下午五点半发难。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下午五时半，黄兴率120名“选锋”队员，臂缠白布，足着黑白胶鞋，手执枪械，按时起义，由小东营指挥部进攻两广总督署。然而，起义的关键时刻，只有黄兴一路发动，其他三路或观望或按兵不动未服从调遣，新军、防营、警察、会党等也没有如期响应，致使黄兴一路孤军奋战，四面受敌。黄兴一路行至总督署前，起义军枪弹并发，号角高鸣，击毙卫队，冲入总督署，分头进行搜索，知总督张鸣岐已逃走，便放火焚烧总督署。出东侧门，遇李准卫队，起义军牺牲了七八人，黄兴亦负伤。黄兴便将部队分为三小队，一队出小北门，拟与新军取得联系；一队去攻督练公所；黄兴自己率一队出大南门，拟与防营取得联系。黄兴等行至双门底（今北京路），和防营数百人相遇，且战且走，奋战彻夜。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起义军牺牲过半，多人被俘而陷于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返港。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方声洞等共80余人。4月28日，顺德、南海两县会党起兵响应广州起义。其中一支队伍曾于30日攻入佛山，不久退出。坚持战斗约一个月，失败。
此役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敛了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所以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十四名烈士，共八十六人。其中明确是华侨的有二十九人，还有一两人可能也是华侨，所以有人说是三十人或三十一人，占全部烈士三分之一左右。另有八名日本留学生。
这部分华侨从职业上看有工人、商人、教师、记者、店员、教徒，而以工、商最多；从年龄上看，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其余多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从地域上看，除韦云卿、李德山原籍广西外，其余原籍均为广东。侨居越南的最多有18人，其次为新加坡、马来亚、暹罗等地。这说明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华侨阶层较为广泛，但以工商界为多，参加起义的多为风华正茂的爱国青年，这也说明华侨是“三·二九”起义的主力之一。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和广大华侨在起义前夕以及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黄兴曾给予其高度评价：“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其万一。”在革命前夕，不少革命党人为了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抱必死之决心。如黄兴致南洋同志的《绝命书》、方声洞的《别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等，他们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人为之动容。
在黄花岗起义中献身的华侨烈士个个英勇壮烈，视死如归，其事迹催人泪下。如马来亚华侨李炳辉起义前夕回国参加“选锋”，适逢其母生日，促其回家团聚，他即复信言不能归，并附诗云：“回首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由此可见其爱国热忱。在起义中，他随黄兴攻入总督署，力战而死。
又如，新加坡华侨印刷工人李文楷得知即将起义的消息，兴奋地表示：“我报国时机到了。”临行前慷慨激昂地对为他饯行的朋友说：“现今祖国局势，一天危急一天，我辈均为汉族男儿，必须为国家作一番惊天动地事业，以救国家危亡。此次回国，乃抱着此一愿望，与诸君为最后一次聚首！”他回国后参加“选锋”，在起义中与清军巷战一小时之久，毙敌多人，身中数弹，仍奋力向前，血流如注，卒以重伤扑地而死。
再如，李晚立志革命救国而到南洋加入同盟会，起义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哥哥写下一封诀别信：“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无济，只有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愿毋我念。恳兄代告余妻区氏一言，苦守韬儿，他日继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别。”起义开始后，李晚随黄兴进攻总督署，力战而死。马来亚华侨郭继枚、余东雄的事迹也很感人。郭继枚生在南洋，稍长回国，见祖国内忧外患，愤慨至极，认为“必须推倒满清，才能救国”，旋回国参加革命。父亲欲为他订婚，郭继枚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但父亲一再坚持，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国。4月23日，他们给马来亚怡保同盟会领导人写信表示：“弟之生命，早已置诸度外……异日奋身杀贼，当推为先锋。弟既属克强君指挥，无论如何猛进，一往向前，誓无返顾”；即使失败，“虽战剩我继枚东雄二人，或受千枪百创，手无寸铁，犹必奋臂杀贼，死而后已”；“视死如归，弟之素志，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从此或与先生长别！此函请作最后之永诀观可也。倘以弟言为可采，以留示吾党后起，弟虽死犹生矣”。为革命虽死犹荣，其献身精神由此可知。起义打响后，郭继枚和余东雄跟随黄兴进攻总督署，奋勇争先，双双战死。余东雄15岁即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经他再三恳求，方才批准，其爱国精神堪称楷模。可以说，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作战中英勇献身的华侨英烈，都有一番感人的事迹，上面介绍的仅是几个典型。
华侨在战场上勇敢战斗，在刑场上宁死不屈。如马来亚华侨罗仲霍起义前回香港参与筹划活动。这时离别近10年的妻儿远途跋涉赴港看望他，但他无暇陪伴妻儿一叙天伦之乐或共度一个美晚良宵，仅给一点钱便打发他们回家。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随即默默地回广州参加起义，在攻打总督署时左脚受伤被俘。在狱中刑场上他还大谈革命，慷慨就义。缅甸华侨李雁南在南洋本来有温暖幸福的家庭，但他毅然偕妻带女回国参加起义，中弹受伤被俘。在审讯时，他慷慨陈词地说：“中国要有救，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清！只恨身中两枪，不能再战。今日被捕，只求速死。”临刑时，厉声对清兵说：“请用枪从口击下！”遂张口饮弹而死。其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清兵为之骇然。越南华侨罗联是黄花岗起义华侨诸烈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起义爆发后，他从总督署转战至小北门，因寡不敌众，被俘入狱。当其弟来探视时，他表示：“吾必舍生取义，望诸弟能继吾志。”临刑时他奋力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勿中馁云。”其至死不渝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简要的结论：第一，华侨参加了广州“三·二九”起义的酝酿、筹划、捐款、购运武器及起义的整个过程，始终是起义的主力之一。他们在这次“碧血飞溅”的起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在起义作战中，华侨勇猛向前，义无反顾，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刑场上，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大英大烈、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华侨在起义中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爱国献身精神永垂不朽，在中华民族爱国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第三，华侨在人力、财力、组织和舆论诸方面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口皆碑，他们支援的“三·二九”起义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缩影。
三、“三·二九”起义的重大意义及其对华侨的影响
“三·二九”起义后，广州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的政策造成了血腥恐怖的气氛。但革命党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广州的活动，他们改变了斗争手段，由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改为隐蔽的、小范围的暗杀活动，在广州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虽然，起义失败后，革命的中心逐渐转向长江流域，但在广州，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一份报纸上所说：“谈革命于昔日，迂旧者方闻之而却少，今乃一闻革命军三字，居民且将稽首以迎之，此远因在三月廿九之役也。”同时，陈其美与宋教仁也对以前的多次起义进行了反思，认为过去“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的同盟会已经处于涣散状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就成为当务之急。“三·二九”起义的失败，使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加快了组建中部同盟会的进程。
这次起义“影响于全世界及海外华侨非常之大”，有力地鼓舞了华侨的革命信心。孙中山在致南洋同盟会会员谢秋的函中赞扬了广州之役起义者“勇敢英烈”的表现，指出“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后又致函邓泽如等，提及连旧金山致公总堂中“顽固老朽之辈，亦因而感奋”。因此，该堂“数月之前，犹反对同盟会之筹饷”，现在却有转变，“已设立筹饷局”。他满怀信心地预言：革命“成功之期，决其不远”。“三·二九”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广大华侨继续以新的热情投入到全国革命的洪流之中。
四、响应武昌起义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7月底同盟会中部总会宣告成立，开始在新军中多方进行艰难细致的发动工作，国内革命时机逐渐成熟，孙中山指出：“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早之望云冤，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积极筹划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公推蒋栩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当时，文学社、共进会已有会员数千人。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药不慎爆炸，清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起义机关遭破坏，刘复基等遇害。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营兵士纷纷响应，合力攻打湖广总督署。10月11日，起义军于清晨攻陷总督署，正午占领武昌全城。当晚占据汉阳。湖北革命党人同日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
从整个革命过程来看，武昌起义是以往不断爆发的革命起义之细流的总汇流，是历次反清起义的总爆发。三·二九之役成了武昌起义的前奏曲。正如孙中山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黄珍吾也指出：“武昌起义之成功，是因为南中国之革命起义，再接再厉，如火如荼，愈来愈盛，清吏大都丧胆，民心归向革命，而后获致者……由于黄花岗一役之伟大影响，使得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因为黄花岗一役，震撼全国……使清廷丧胆寒心，情甘退位。”同时他也认为，武昌起义是香港统筹部积极谋划的结果。“吾人与其说武昌起义之导火线，是四川争路风潮之起，清廷将武汉三镇新军，调到四川，两湖革命机关，得以发动起事。毋宁谓武昌起义之原动力，是香港统筹部（黄花岗起义也由其策划，笔者注）根据“南洋庇能”会议，所决定之大计，所募来之经费，早在武汉有所运动，预为策划，适时发动，为较允当。”
武昌起义也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积极响应。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密令各地革命党人迅速响应；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亦通电香港同盟会组织，发动海内外同胞参加作战。在香港的70名海外归国侨工响应同盟会号召，立即组队前往武汉参战。这些侨工，多是外商轮船上的现役海员，自动辞去现有职务，大家公推同盟会会员马超俊任领队，于10月30日搭乘海轮启程赴上海。在上海又集合了20多名曾在英国军舰服役、通晓战术的粤籍归侨，于是定名为“广东华侨敢死队”，推举马超俊为总队长、马伯麟为副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推举凌定邦、严兆聪、刘元兴为分队长。全体队员皆抱着“捐躯报国，毁家纾难的决心而来”，所需经费和枪弹都是由队员共同捐献的。11月10日，敢死队到达汉口，以海员身份登岸。在汉口又吸收了数十名广东青年参加敢死队，整队赶到汉阳昭忠祠的民军总司令部报到，黄兴亲自点阅，将广东华侨敢死队列为正式番号，并传令各军“广东革命青年同志已不远千里而来，足见各省革命同志必将络绎会师”。此令一出，军心大振。
广东华侨敢死队的队员“都具有革命热诚、牺牲勇气”，作战非常勇敢。11月17日，敢死队随总司令黄兴参加民军反攻汉口战斗。敢死队队员们初次上阵，如出山之猛虎，人人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十。11月21日，清军炮攻汉阳兵工厂，黄兴急调敢死队驰援坚守。敢死队总队长马超俊曾在汉阳兵工厂工作，策动工运，鼓动革命，不少工人也自愿加入敢死队的行列。进厂后，敢死队分别布置，扼守险要；又同学生军一起据守工厂外围的伯牙台和梅子山一带，与清军血战五昼夜。敢死队虽伤亡甚重，却打退了清军多次进攻，取得了以寡敌众的辉煌战果。11月25日，清军再次发动攻势，汉阳危急，敢死队据守兵工厂重要据点，坚守了四昼夜。清军强力猛攻，分队长严兆聪等人捐躯殉国，敢死队队员死伤过半，一直坚持到最后撤离。敢死队潜渡过江，至江中多只船艇中弹沉没，船上队员葬身江水，牺牲者竟达十分之八，只有20余人生还。汉阳保卫战巩固和发展了武昌起义的成果，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时间，造成全国普遍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着全国各省的光复、独立，为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该战中广东华侨敢死队的英勇表现激励着广大革命党人继续前进。
武昌起义爆发及胜利的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无不欢欣鼓舞，反应热烈。旅日华侨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横滨和神户的华侨纷纷剪掉自己的辫子，以示和清政府决裂。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华侨莫不如此。一些过去反对革命的华侨富商、守旧派、保皇派以及同孙中山有矛盾者在革命潮流的裹挟下纷纷放弃原来的立场，转而拥护革命。
同时广大华侨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募捐活动。各地中华街的商店、餐馆到处张贴着革命胜利的消息，华人社区燃放鞭炮，召开庆祝大会，遥庆革命胜利。菲律宾同盟会的《公理报》也应运而生，适时介绍国内革命的进展情况。各地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专门报纸宣传革命。侨办普智阅书报社在马尼拉歌剧院上演革命先进事迹题材的戏剧，观众塞道。11月10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召开了千余名华侨参加的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和募捐等活动。紧接着槟城、吉隆坡、关丹、金宝等地也进行了类似活动。11月26日，700多神户华侨聚集在中华会馆成立统一的革命团体声援革命。清政府在海外的领事馆也遭受冲击，横滨领事在武昌起义后变卖领事馆的家具逃遁，马尼拉的某华侨团体迫使清领事撤去领事馆。
武昌起义胜利后，华侨继续募捐，支援各省起义。雅加达华侨募捐2万多盾，并“派代表吴伟康携款到香港参加革命”。新加坡华侨，发起筹办广东救济保安捐，在新加坡总商会设立会所，举罗卓甫为该会总理，廖正兴为副总理，干事则有陈楚楠、张永福、黄耀庭等，陆续筹款20余万元，作为广东光复后的经费。新加坡华侨同时发起福建保安捐，先由张永福、陈楚楠、陈嘉庚等筹款两万元，汇福州黄乃裳应急。随后在天福宫画轩开会，推举陈嘉庚为总理，陈顺善为副总理，以陈现进、张永福、陈楚楠等为干事，也陆续筹款20余万元，以应光复诸事宜。马来亚各部推举陈新政等人为代表，缅甸推举庄银安为总代表，回福建“赞襄光复事业”。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书报社派代表携款回国“助内地响应之需”，他们先后为福州、厦门光复拨款作为兵饷之需。柬埔寨华侨在武昌起义前就在胡汉民的主持下成立总机关兴仁社，发动筹饷大会，委任各地侨胞为劝捐员。不及两月，兴仁社筹款已达数十万元。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各地侨胞精神更为之兴奋，输将更为热烈，于是再筹得20万元，悉数汇回祖国，以裕军需。缅甸华侨，筹集巨款协助云南光复。据估计，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
更有不少华侨选择回国参加革命，为其他各省的光复做了许多工作。如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在武昌起义后，多次介绍侨胞“回国效力”。马尼拉商界华侨还组织了习武队，至10月底有100多名华侨青年参加。12月上旬，横滨、神户、长崎等地的华侨组织了一支110人的敢死队回国参加革命。新加坡、马来亚各地有2000多名华侨直接回国参战。马来亚华侨黄乃裳，武昌起义时任福建三个书院的教务长，获讯后将三个书院部分学生编组为“爆弹队”，为光复福州作准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华侨参与福建泉州、厦门、漳州及上海等地的光复活动。印度尼西亚归侨李柱中为上海光复作出了积极贡献。美国旧金山华侨、同盟会会员梁少文在武昌起义后回国，参加和协助陈其美光复上海的斗争，并募集军费8万元，后又率其部属数百人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暹罗华侨纷纷参加光复广州、滇西及福建等地的斗争。其中暹罗振兴书报社的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军的达300多人，其中有80多人加入华侨炸弹敢死队，随军北伐。武昌起义一个星期后，归国华侨达900人。
越南华侨主要参加了广东的光复活动。曾在中越边界跟随孙中山领导西南起义的越南华侨王和顺、关仁甫、黄明堂等，也纷纷回粤组织民军响应武昌起义。王和顺在惠州组织民军3000多人，顺利光复惠州，后率所部十七营会师羊城。关仁甫组织1000多人的“仁字营”，在惠州、海丰、河源等地起兵响应。黄明堂在江门、新会组织“明子顺军”起兵响应。越南华桥工人石锦泉回到广东，参与领导建立了一支2000多人的石子营民军，参加了广州光复的活动。
其他各地的华侨也积极参与广州等地的光复活动。华侨谢良牧积极策划广州光复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华侨王肖中组织民军在宝安县起义，加拿大华侨胡汉贤在东莞一带组织了300多人的昭字营军响应。新加坡华侨林义顺等还在香山组织了3000多人的香字顺军，林义顺任总司令。广东光复后，华侨周达率领100多人的炸弹队参加了北伐，“立功甚伟”。檀香山华侨宋居仁自参加乙末广州起义后，一直在广东、港澳一带从事反清斗争，其子宋绍殷、宋绍奎也追随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深圳至东莞一带招兵响应。长子宋绍殷带领敢死队员23人冲进新安县城，与知县谈判，和平光复新安。次子宋绍奎则带领300人攻克东莞县城。
缅甸华侨主要参加了云南的光复活动。1911年10月26日，缅甸华侨同盟会会员张文光率千余人在腾越（今腾冲）起兵响应武昌起义，先后光复腾越、永昌、龙陵、顺宁、云龙等地，因功勋卓越，后被都督蔡鄂任命为“授协都督”兼“大理提督”。腾冲光复时，缅甸同盟会还专门派出两个先锋小队赶来支援，10月30日，又发动会员组织两队“义勇军”，回国报效。武昌起义后，华侨在海外开展的一系列声援活动，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推动了革命党人在国内进行的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不少华侨千里迢迢回国参加革命，诠释了其宝贵的爱国精神，同时推动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