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辛亥革命而言，华侨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给予辛亥革命大力支持，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孙中山所领导的各次起义之中，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但是，革命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海外华侨对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可以从不同华侨阶层、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地区这三个维度来观察、理解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对革命的反应。虽然整体上海外华侨社会对辛亥革命予以很大的支持，但在具体表现中，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还是有所差别的。
一、华侨各阶层对革命的反应
海外华侨社会虽然是一个整体，但也分成不同的阶层。针对东南亚的华侨，有人指出：“南洋华侨，隐然有三大分野，殷富者多染保皇臭味，中产阶级多属革命党，劳动阶级多归中和堂，与三合会渊源最深，尤列实为领袖，其言论行动，表同情于同盟会，立于同一战线以敌保皇党，惟迄于革命成功之日，中和堂始终未与同盟会合并，此其同而不同者也。”总的来说，华侨上层阶级对革命始终抱着冷淡或者观望的态度，最下层的华侨经历了由回避革命到积极支持革命的心理状态，而华侨中产阶级是最早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参与其中的。华侨之所以会产生态度的分化，与不同阶层的生活环境、自身的利益及革命思想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缘于以上因素，华侨一开始对革命持一种观望态度，直到随着革命宣传的深入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才开始发生分化。
1.华侨上层
这里对华侨上层的界定，主要是指华侨大资产阶级和华侨社会的上层领导，即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侨。其中，以新加坡为例，在当地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多为当地的土生华人，以新加坡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为代表。而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华侨大资产阶级，则是新移民的华侨，以新加坡的“中华”商务总会为代表。虽然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但是对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冷淡或不支持。
属于前者的华侨，多为大商人、律师、医生、建筑师等，这样的华侨主要居住在东南亚。东南亚距离我国沿海最近，早期移民与当地人通婚、杂居，不谙华语，受当地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因而在政治上他们与当地的殖民政府合作，甚至效忠于当地的宗主国。由于与家乡联系不多，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感兴趣。无论是对维新派还是对革命派都未表示过太多的关心。
属于后者的华侨，多从事制造、出入口贸易、银行、实业、橡胶等行业。他们大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且与国内联系紧密，对国内政治较为关注。在晚清转变对华侨政策的过程中，富有的华侨是清政府拉拢的对象。他们只要向清政府捐纳一定的数额，或者在国内投资一定的数额，就可以获得一官半职。清政府甚至将鬻爵的标准刊登于新加坡《叻报》、《中兴日报》上，供华侨选购。这种做法受到华侨大资产阶级的欢迎，连不是很富有的华侨商人也向清政府购买较低级别的官衔。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的仕途和光宗耀祖观念的影响。商人在传统的社会中，只位于社会的最底层，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都会慷慨解囊，采取捐资办学、捐官等方式，以获取社会地位，从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此外，大多数移民来自国内贫苦的家庭，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认为捐官能提高他们在当地社会的威望，从而巩固他们的领导权。据颜清湟先生研究，在新加坡和马来亚，除甲必丹以外，其他公认的侨领和“中华”商务总会执行委员都曾捐官鬻爵。通过此举，清政府与华侨富商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华侨富商对革命运动抱着冷淡的态度也是可以预见的了。如马来亚大资本家陆佑，每次面对革命党的宣传时，他总是回答：“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此为华侨大资产阶级不支持革命的原因之一。
其二，华侨大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此他们会将财产的安全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十分舒适满足，因而不愿与现行的政治制度相对抗。如东南亚的富有矿主姚东生，在富有之前是革命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富有之后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此外，华侨大资产阶级为其利益着想，更关心当地政府对清政府的态度。而当地的殖民政府出于国家利益，也更愿意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因而，依附于殖民地政府的华侨大资产阶级对革命敬而远之。
其三，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在国内，孝悌、贞节、敬老和忠君等传统观念主要是由士绅阶层维系的。而到了国外，没有士绅阶层，维系传统观念的责任便落在了华侨大资产阶级身上。因此，一方面，他们深受封建文化的影响，不易从中解脱出来。他们只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清政府派驻该国的公使或领事人员来往密切。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极力拉拢他们，想借此“管束”当地的华侨，早期的“中华”会馆便是典型代表。正因如此，华侨社会风气闭塞，保守势力强大。越是在受到当地政府欺压的时候，华侨大资产阶级便越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和清朝官员身上，他们与革命也渐行渐远。
其四，维新派保皇思想的影响。由于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百日维新”得到过许多华侨的支持，因此“救圣主以救中国”的保皇思想对华侨大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保皇会在海外迅速发展。各地华侨都纷纷加入，尤其是极欲攀附权贵的大资产阶级，这就使得各地均笼罩在保皇思想之中。加之各国政府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礼遇有加，甚至视其为清政府的代表，而对革命派的宣传多加阻挠，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当然，仍有为数较少的上层华侨支持革命。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华侨大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经济上十分富足，但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使得他们仍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侮辱，他们急切地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第二种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华侨大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多向国内投资建厂，因此对国内局势十分关注，当革命派日渐占据上风时，便转头支持革命，因此他们对革命的积极性也就无从谈起。此外，根据颜清湟先生对新加坡支持与反对革命的华侨大资产阶级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年龄与所受教育的形式也是决定大资产阶级对革命态度的因素之一。根据他的统计，新加坡和马来亚十大富商出身的革命派领袖陈楚楠、张永福、林受之、邓泽如、谭扬、沈鸿柏、陆秋泰、陈占梅、郑螺生、吴世荣，与支持维新派的十大富商邱菽园、胡子春、陈云秋、张弼士、谢荣光、梁碧如、戴喜云、吴寿珍、李清渊、黄亚福相比，前者平均年龄为32岁，后者为48岁，年龄相差了16岁。因而，颜清湟先生认为正是这一代沟造成两派富商对待革命态度的差异。年轻的一辈可迅速吸收新观念，同时，接受过一些华文教育的富商，他们对革命思想的接受较为容易，因而更容易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海外华侨，他们对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连最初对革命有抵触情绪的华侨大资产阶级也纷纷参与中国的建设。如苏门答腊巨富张耀轩曾担任过甲必丹，与清政府关系密切。但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统治后，他以南洋“中华”商务总会的名义号召捐款，自己也带头捐出了巨款。
2.华侨中产阶级
华侨中产阶级包括当地的店主、小商人、教员、店员等，其中从事商业的多为中间商和零售商，相对于大资产阶级而言，他们的经济地位并不稳固。他们在国内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远渡重洋到国外后，虽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依旧受到当地政府的欺压。在这种双重压迫之下，他们希望改变现状却又无可奈何的处境决定了他们更关注中国的现状，更希望中国能尽快强盛起来。因而，在革命思想的感染下，他们成为革命中最激进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前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的捐款大多来自新加坡、马来亚的中下层人士，黄花岗之役牺牲的16位新加坡、马来亚华侨烈士也都是中下层华侨。
较之于国内中产阶级，华侨中产阶级觉悟更高，对革命认同更快。这与华侨中产阶级的组成、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国内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来自于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华侨中小资产阶级的来源除了商人，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工人。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成为中小资产阶级。如马来半岛的华侨资本家多为车夫或苦力出身，马来亚巨富陆佑初来马来亚时也仅是一名佣工。其次，华侨中小资产阶级与国内的封建势力及当地的殖民政府的关系都不密切，甚至受到双重剥削。因此，他们与当地殖民政府、晚清政府矛盾更为突出。在西方殖民者的排挤下，华侨只能充当中间商和包卖商，或是经营中小型的农产品加工工业。而他们与宗主国相互竞争的时候，只能在殖民控制相对薄弱的行业谋求发展。再次，由于华侨生活在国外，他们比民族资产阶级更直接、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思想文化，更能体会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爱国情绪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1905年国内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华侨纷纷响应。最后，华侨民族意识增强。正如前文所述，在各种条件催生下，到了19世纪，华侨的民族意识日益浓厚，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此外，华侨中的大部分人参加了美洲的洪门、南洋的中和堂等社团。这些社团本是天地会的不同分支，以反清为主旨，因而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尽管华侨中小资产阶级觉悟较高，但在最初，并非所有华侨中小资产阶级都对革命抱着支持的态度。他们到居住国时间较短，与家乡联系紧密，尽管对清政府有所不满，但受传统文化影响，在心理上还是忠于清政府的。例如，新加坡的“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时，不向英殖民政府申请核准豁免注册，却向中国农工商部呈请备案。当清政府有钦差大臣路过时，居住国的华侨都予以热烈的接待。由此可以看出，华侨中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仍比较倾向于支持清政府，这就间接地抵制了对革命派的支持。此外，中产阶级也一度支持过维新派。
维新派同革命派都志在改变中国的现状，但两派所采取的方式大相径庭。维新派志在用改革的方式，以君主立宪制挽救中国。革命派则志在以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正因如此，两派在国内都无法生存下去，被迫在华侨中寻求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宣传保皇思想的过程中，常被邀请到文化社团讲学。借此机会，他们也积极鼓励华侨组织工商业会社、筹建孔庙、开办华文学校等，并派遣自己的学生前去讲学。现在东南亚的许多华文学校都是在那时打下了基础。而革命派在初始阶段，只一味地宣传革命，甚至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如在毛里求斯，为了在当地华侨中博取同情和支持，进行了一些带有惩罚性的活动，包括暗杀活动。同时，维新派还不遗余力地通过报刊等方式对革命派发起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华侨中产阶级自然对革命派的作风不甚满意。在维新派的宣传之下，连原本的兴中会会员也加入了保皇派，这在夏威夷最为典型。夏威夷本是革命派组织兴中会的发源地，在保皇派渗入后，几乎成了维新派的天下。
面对这样不利的环境，除演讲等方式以外，革命派主要通过上街派发革命书籍、小册子等来唤醒华侨。《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亡国恨》等书中激烈的措辞刺痛了华侨中产阶级在国内外所受到的屈辱，引起了华侨对清政府的愤恨，这成了华侨中产阶级支持革命的初衷。中产阶级在了解了革命的必要性后，便积极投入到革命的宣传和起义之中。其中，东南亚的华侨中产阶级除热心捐款、出资组办书报社、剧团等外，还在同盟会内担任低层的领导职务。例如，在新加坡从事印刷业的杜冠雄，便组团成立了“大中华”剧团，专门在马来半岛各地巡游公演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无声电影。在美国，孙中山建议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到各地进行革命宣传，“每次演毕，鼓掌吹口之声，震动檐壁……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美国华侨除从经济上支援革命外，许多人也投身于革命之中，如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的华侨飞行队。爱国华侨容闳，早年留学美国，后曾任清驻美副公使。他积极支持维新变法，在返美定居后仍积极支持康、梁维新派，为他们筹集捐款，曾两次陪同康有为会见美国总统。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容闳逐渐醒悟，并转变态度，认为孙中山是“最可信赖”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群特殊的华人，便是海外留学生。虽然他们中间有部分是贪图享乐的富家子弟，但大部分是抱着振兴中华的目标而留学海外的。他们是当时思想最为先进的一批人，因此最早认识到变革中国的必要性。当得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后，便积极与他联系。1905年，留欧学生邀请孙中山赴欧，并资助了7000法郎用于孙中山由美赴欧宣传革命、建立革命团体之用，4000法郎以备他在巴黎的外交活动所用。孙中山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期间，与留欧学生贺之才、史青、朱和中、魏宸组等人共同商讨了组织革命的相关事宜。此次欧洲之行，与留学生的讨论促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表示“今后将改革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做领导人”。而后，留欧学生以宣誓的方式成立了革命组织，这就是欧洲同盟会的前身。1905年6月，孙中山赴日寻求更多留学生的支持。在程家柽、宫崎寅藏的介绍下，孙中山与黄兴等留日学生见面，并于8月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有了以黄兴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的革命基础和对孙中山的积极支持，才有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而在成立之初，89.6%的成员都是留学生，这就足以证明留学生对革命的支持程度。留学生对革命的支持，除了他们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外，他们之中有部分人在国内已经是激进分子，被政府强行派遣出国，如贺之才、史青等。而留学日本的学生，由于特定的处境，决定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特别关注，他们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为激进的群体。
与华侨上层相比，中产阶级觉悟更高，是华侨中最早支持革命的。但与华侨下层相比，中产阶级支持革命的彻底性则略为逊色。因为中产阶级毕竟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革命过程中容易左顾右盼。
3.华侨下层劳动群众
华侨下层劳动群众大多来自国内社会的最底层，包括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工人、被卖作奴隶的“猪仔”、破产的小商人等。他们在国内受尽压榨，流落异乡后仍饱尝艰辛，从事着采矿、做苦力、拉车、沿街贩卖等职业，甚至沦落为乞丐和娼妓。可以说，他们只有少量的仅用以维持温饱的生活积蓄，或者一贫如洗。因此，他们每天都在为温饱四处奔波，无暇顾及其他。连温饱都无法得到保障的群体，更谈不上拥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尽管他们在国内受清政府的压榨，出国后受当地政府和殖民政府的欺凌，但是他们无法知觉这种不幸的根源。在平时的闲暇时间里，他们将生活的不幸转嫁到参加社团、赌博、抽大烟、逛妓院等方式之中以麻醉自己。由于生活贫苦，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而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难以察觉。虽然他们对清政府颇为不满，但是对现状也无可奈何，更谈不上革命推翻清政府。他们出国时间较短，与家乡联系紧密，受中国传统的忠君观念影响较深，认为支持或参加革命就等于是杀头的死罪，对革命自然望而生畏。因而在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之初，下层劳动群众皆视其为天方夜谭，反而对维新派更感兴趣。
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下层群众自身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革命派初期将上层华侨作为革命宣传的首要对象。由于革命需要大量的财力，而华侨上层阶级的财力足以解决革命派所面临的财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革命派各领袖对于争取华侨上层的支持，都竭尽全力。而华侨富商对革命支持的只有少数，且不彻底，这一直制约着早期革命的发展。直到革命派意识到这一点，才将革命宣传的中心往中、下层华侨中转移。事实证明，宣传目标的转移，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华侨中产阶级相比，下层华侨大多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甚至是文盲。因而革命派针对中产阶级实行的派发革命书籍、小册子等方式，在下层华侨中收效甚微。而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提议创办华文学校，四处讲学，反而对他们影响更大，这些做法使得更多的下层劳动群众加入保皇会。为了转变革命形势，革命派开始针对下层华侨的特点，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宣传方式：一是创办了书报社，以演讲、集体讨论、看书等方式向他们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如在缅甸，黄日初、饶潜川公开设置了一个觉民阅书报社，以“开通民智，联络华侨，了解国内外时事”为宗旨，除提供革命报刊和书籍，还每周举办一次演讲会，演讲的多为革命内容，如《华侨要投身革命》、《救国必先革清政府之命》等。二是成立剧团，以舞台剧的形式，将革命思想形象生动地传播给华侨。1905年，香港革命领袖陈少白和李纪堂帮助程子仪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剧团——“采南歌”剧团。剧团开始在香港、澳门演出具有革命气息的新戏，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而后相继成立了“优天”、“振天声”剧团。“振天声”剧团还先后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进行访问，“进一步在不识字的华侨群众中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宣传”。此后的“泛爱班”和“民铎社”是在华侨社会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两个剧团，他们演出的戏剧主题多是宣传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毫无疑问，革命剧团对革命思想的宣传是很有成效的；他们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比印刷品或正式演讲更能深入到华侨社会的底层群众。”三是组织巡演，将革命题材的无声电影向群众展播。如新加坡华侨成立的“大中华”剧团，专门在马来半岛巡游演出带有革命意识的电影，如《拿破仑革命史》、《华盛顿革命史》等。革命派通过多种途径，激发了下层群众的爱国热情，也扭转了下层华侨对革命的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在海外的工作，参与到国内的革命之中，而选择留下的工人也尽量捐献款项支持革命。除了工人，小贩、黄包车夫、妓女、乞丐等也对支持革命不遗余力。美洲、非洲等地的华侨在受到革命的感召后，也慷慨地为革命捐款。自1910年美国致公堂筹饷局成立之后，广大华工热情为革命捐输，到年底捐款便已达40余万美元。由此可见华侨下层群众对革命的积极性。
革命派的宣传之所以能迅速点燃华侨下层群众对革命的热情，其根本原因在于华侨下层群众的爱国情感和自身的遭遇。首先，大部分华侨下层群众都是新近出国，他们出国的目的在于赚钱贴补家用，并不打算长时间在侨居国生活，因此较之其他阶层，他们更关心家乡的状况何时才能改善。其次，他们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侨居国，都饱受欺凌，对清政府及侨居国的压榨有着切身的体会，这就为他们埋下了革命的种子。最后，他们大多在国外孑然一身，没有家庭的累赘，除了一丁点的财产，不用担心其他。因而，华侨下层群众一旦走上了支持革命的道路，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与上层华侨和中产阶级相比，下层华侨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们没有财产可以牵挂，与清政府、当地政府都没有太多的联系，因而对革命的支持更加彻底。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暗杀高级官员而奉献生命，有的则回国参战，有的留在海外继续募捐，动员更多的人支持革命。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海外之后，非洲华侨也加入了积极捐输革命的阵营之中。华侨对革命的支持之势，也一发不可收拾。
总而言之，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命运，迫使清政府打开了国门，迫使清政府重新重视海外华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商业、投资办学，在海外开办华文学堂等，无论其动机如何，清政府在劝诱华侨投资捐纳的过程中，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情感。加之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在备受当地殖民政府压迫，备受歧视的时候，更期望能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依靠。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热忱正是华侨后来热情支持革命的根源。尽管在革命思想初起的时候，华侨大多抱着观望的态度，甚至避而远之，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救中国的理论是当时最有远见的，通过成立革命组织，采取论战，组织书报社、剧团等方式对华侨各阶层进行宣传之后，华侨上层社会部分人支持了革命，华侨中产阶级成为革命中最激进的力量，而华侨下层劳动群众则是支持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不同时期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态度
海外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侨对革命活动的态度越来越积极，支持革命活动的地域范围也逐渐扩展。
从时间上看，1894年至1905年的兴中会时期为革命的初步发展时期；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武昌起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建立，是革命高潮时期。
1.革命初步发展时期
在兴中会时期（1894—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不久，兴中会便在横滨、南非洲、越南河内、旧金山及中国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但是这些地区的革命组织人数较少，发展非常艰难。
1895年，兴中会在香港与辅仁文社并组之后，党务工作有所发展。但是到了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后，“兴中会元气大伤，党务殆陷于完全停顿”。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前往日本，在横滨建立了兴中会。次年，孙中山从日本前往檀香山募集资金以图卷土重来。孙中山离开日本后不久，横滨兴中会“各会员供给月费者渐少，镜如等以经费无着，遂将会所取消，凡有会务均假文经商店二楼开会决之”。康、梁在国内推动“戊戌变法”后，“横滨兴中会会员多趋向保皇党旗帜”。当旅日华侨发起创设学校后，该华侨学校亦被保皇派所控制，将学校校名定为“大同学校”。“故自大同学校成立之后，兴中会势力日见衰退，及总理于戊戌年春自欧洲再渡日本时，会员中能宗旨一贯历久不变者，寥寥十数人耳。”以后倾向革命的，以留日学生为多，日本华侨居于少数。越南虽然设有兴中会组织，但“以会员不多，未设会所，每次开会均假座隆生公司”。檀香山本是革命的发源地，孙中山在此地亲朋故旧人数众多，但1903年重游檀岛时“相距已有八载，党员寥落，面目全非，诚不禁今昔之感矣”。海外其他有华侨居住的地区也设有兴中会的组织，但是作用很小。总的来说，在兴中会时期，革命组织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发展过程极为艰难，支持革命的人数较少，影响力也不大。
从武装起义方面来看，兴中会时期，革命派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三洲田起义。广州起义由于信息泄露，未及发动便以失败告终。惠州三洲田起义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发动，海外华侨对起义的捐助和支持也不多。
兴中会时期，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捐款也很少。蒋永敬指出：“第一、二次起义，是在兴中会时期，其经费之来源，除由少数革命党人出资外，华侨资助者，仅檀香山一埠，所占比率亦低，不到百分之十。”
兴中会时期，革命派在海外创办的报刊仅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的《图南日报》等几种。这些报刊在这一时期发行量不大，发展可谓困难重重，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最早的宣传革命之“喉舌”。“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未敢公然大倡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群至报社求助，报社财政大受影响，每感不支，赖同志侨商李纪堂源源供应，及各地华侨有所接济，得免歇业”。《檀山新报》虽然创办较早，但“当年华侨思想尚极闭塞，故此报全属商业性质，毫无革命色彩。己亥年康有为派梁启超、陈继俨（仪侃）到檀开设新中国报，大倡保皇，此报绝不敢向之抵抗”。1903年，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后对该报进行了改组，并亲自撰写文章批驳保皇派的谬论，革命宣传工作才有所起色。《图南日报》于1904年春开始出版，“是时风气未开，各商店咸视为大逆不道，严禁子弟夥友购阅。出版一月乃减印一千份，然长期订报者仅得三十余份，半载后，人心日渐归附，乃递增至二千数百份”。后因亏损严重，资金周转不灵，艰难维持两年后关闭。由此可以看出，在兴中会时期，革命报刊的创办很少，发行量也不大，革命宣传的影响力有限。
2.革命迅速发展时期
在同盟会时期（1905—1911年），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力度迅速增强。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建立后，共在海外建立了四个支部，革命组织扩展较快，加上革命报刊的宣传，华侨逐渐觉醒，对革命支持的热情也逐渐高涨，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革命组织迅速增加。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人在海外建立了很多分会，其中重要的有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同盟会、暹罗同盟会、新加坡同盟会、越南西贡—堤岸同盟会、英属七洲府同盟会、越南河内同盟会、缅甸仰光同盟会、南洋荷属同盟会等。美洲主要有檀香山同盟会、旧金山同盟会、温哥华同盟会等。此外，其他地区也相继成立了一系列同盟会组织。总之，这一时期，革命组织的数量较之兴中会时期有了很大的增加，规模也比兴中会时期要大得多，参与革命组织的人数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第二，发动武装起义的次数增加，规模越来越大，华侨对革命的捐款也迅速增加。同盟会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发动了八次影响力较大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华侨亲自参加武装起义的人数逐渐增多，对武装起义的捐款也越来越多。蒋永敬指出：“第三至第十次起义，是在同盟会时期，各次起义经费之来源，以华侨之资助为主，分布地区亦广，所占比率约百分之八十。尤其第十次起义经费，百分之百来自华侨的资助。”因此，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外华侨支持革命的热情也逐渐增加。
第三，这一时期，海外创办的革命报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盟会时期创办的影响力较大的报刊主要有南洋地区的《中兴日报》、《仰光新报》、《华暹新报》、《槟城新报》、《光华日报》、《星洲晨报》等，美洲地区的《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少年中国晨报》、《大汉日报》、《国民醒报》等。这一时期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不仅数量增加了很多，在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
3.革命高潮时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海外华侨的革命热情也迅速高涨，踊跃捐款支持国内革命。“华侨捐款之踊跃，实当革命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时”。
荷属南洋之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捐款情形，广州“三·二九”之役，该社捐款数为5000余元，善后捐款1500元，计为6500余元。武昌起义后到民国元年一月，其捐款为67000元，另1700盾（每盾约合1.3元，约合2200元），又购公债5万元，计约12万元，较之“三·二九”之役的捐款为18倍以上。
新加坡华侨在“三·二九”之役中的捐款为3530元（其中沈联芳独捐1000元），武昌起义后，该埠粤籍华侨即筹广东救济保安捐20余万元，闽籍华侨亦筹闽省独立费120余万元，两计140余万元。较之“三·二九”之役捐款在百倍以上。
美国各埠华侨“三·二九”之役捐港币14000元，善后捐港币20000元，连同过去各次起义捐助者，总数约为港币50000万元。武昌起义前后为时不及3个月即捐美金144130.41元。其他各埠的情形也大都类似，海外华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越来越积极和踊跃。兴中会时期，革命活动虽然困难重重，革命派仍然以其坚定的信仰和海外华侨的支持，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初步发展；同盟会时期，革命运动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海外华侨的民族民主意识逐渐觉醒，成为革命派的坚强支柱，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建立的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推动革命呈现出燎原之势。正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所指出的：“兴中会自民国前十八年甲午十一月在檀香山创立以来，迄民国前七年乙巳六月同盟会创立时止，其致力革命工作之期间共为十一年……海外各埠先后成立之分会，仅四五处，然亦旋起旋蹶，只有一香港《中国日报》为确定不易之永久机关耳。统计此十一年间之兴中会员，人数亦颇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约计总数不满三百人。与其后同盟会之逐年兴盛，殆不可同日语。”
三、不同地域华侨的表现
虽然总体上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是大力支持的，但由于各地侨情不同以及受侨居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对革命的支持力度和程度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使得革命中心在不同时期有所转移。兴中会时期革命的中心在檀香山和中国香港，同盟会时期则在南洋和北美地区。
檀香山作为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地方，在最初阶段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其他国家的华侨对革命的了解还很少。孙中山曾尝试在美国等地发展革命势力，但收效甚微，各地加入兴中会的人数只有三百来人，革命活动多处于秘密状态。在兴中会时期，革命派基于发动武装斗争的便利，将香港作为进入广东起事的桥头堡和后方阵地，使香港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兴中会时期的革命中心。
到了同盟会时期，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同盟会南洋支部也设在此地，新加坡成为东南亚革命的中心。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华侨人数众多以及英国当局未对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限制政策。本来，越南西贡也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西贡堤岸两埠同志对于粤桂滇三省革命军事，均先后醵助巨款，为他处侨商所不及。”孙中山将越南当作进入西南边境地区发动起义的前沿阵地，多次在越南活动。可是后来法国殖民政府改变政策，对革命活动进行干涉，并驱逐革命党人，因而越南逐渐失去了在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但荷属印当局一直对中国革命运动持敌视立场，革命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新加坡以及后来的槟城成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中心。从1906年至1910年7月，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1910年7月，南洋支部迁往槟城后，革命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槟城。
1910年7月，孙中山自日本抵达新加坡，根据对当地形势的评估，决定把南洋支部迁到槟城。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槟城作为南洋支部的新基地，颜清湟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南洋支部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联络中心，一方面负责联系本地区的其他分会，另外则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和中国香港、上海等分会相联络。这就必须要有良好的邮政和金融条件，槟城在20世纪初在这两方面较马来亚其他各城市更为优胜。其次，槟城作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与新加坡实属于同一英国殖民政府，新迁移的南洋支部无须为适应新环境而作出重大的变更。最后，同盟会槟城分会像马来亚北部各分会一样，较少受到陶成章、章炳麟分裂分子反对运动的影响。
槟城革命派创办的《光华日报》逐渐取代日益陷于困境的《中兴日报》，也为南洋地区革命的中心从新加坡转移到槟城提供了条件。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城召开了重要的“庇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筹款发动新的大规模的起义，即后来的广州“三·二九”起义。这次会议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也奠定了槟城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总之，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兴中会时期（1894—1905年），海外华侨参与革命人数较少，对革命的支持有限，但革命运动仍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这一时期（1905—1911年），海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力度迅速增强，革命运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建立（1911—1912年）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对革命的支持也达到高潮。从地域上来看，兴中会时期，革命的中心在檀香山和中国香港。同盟会时期，革命的中心在南洋和北美地区。而在南洋地区，革命的中心开始了从新加坡向槟城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