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支持，他们在舆论上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思想武器，创办革命报纸，出版革命书刊，制造革命舆论，启迪民智，发动群众，海外华侨的革命宣传活动对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无论形势如何险恶，条件如何艰难，海外华侨社会始终是革命宣传的中流砥柱。
在清朝统治下，革命宣传活动在国内始终受到严厉的围剿。于是，革命党人在海外建立了舆论宣传阵地，以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并向国内渗透。如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集资翻印《革命军》5000册，改名《图存篇》，托人带回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嘉应州等地散发。他们还根据掌握的地址，向国内寄发《图存篇》，上至清朝翰林院、总理衙门，下至各省府州县的缙绅。兴中会时期，海外华侨社会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香港、北美及檀香山、日本、东南亚四个革命舆论宣传阵地的格局。
一、香港
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积极准备广州起义，另一方面以香港为基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谢瓒泰和杨衢云是早期兴中会在香港开展革命宣传的主要人物。
谢瓒泰（1872—1938年），广东开平人，其父谢日昌早年到澳洲谋生，在悉尼埠开了一家“泰益”号店栈，专门经营进出口货物。谢日昌流寓海外，心怀桑梓，夙以反清兴汉为宗旨。1887年，谢瓒泰与其家人抵达香港，进香港皇仁书院学习，后与杨衢云等在香港设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1895年，孙中山与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谢瓒泰成为兴中会总部的重要负责人，“每次会议恒参与机要”，并负责兴中会的外交事务工作。
杨衢云（1861—1901年），福建海澄人，14岁到香港皇家船厂学习机械。他目睹了中法战争中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举，深为不满，因而立志推翻清朝政权。1890年，杨衢云在香港与友人谢瓒泰等16人组成辅仁文社，并被推选为社长。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杨衢云担任首任会长。
为了利用香港出版的西文报刊制造舆论，争取中外同情者，杨衢云、谢瓒泰联络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请他为广州起义起草宣言书，并取得香港《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编辑的暗中支持。这两家报纸的编辑之所以支持广州密谋，据说主要是受到何启的影响。5月30日，《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同时刊登了谢瓒泰致清朝皇帝的******，信中警告光绪皇帝“必须仿效西方进行改革，否则要面对种种后果”。据说，这封信在新加坡和远东其他报纸上也得到发表，并通过英国和其他外国报纸广为传播，以探测海内外国人的意向。10月9日，何启、谢瓒泰、英人黎德、高文四人起草起义军对外宣言，“要求承认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但是，这次起义事未发已泄密，加之内部步调参差以致失败。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人被迫流亡国外，谢瓒泰留港善后。后来，谢瓒泰任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助理编辑，他利用在香港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安顿余众，接洽联络，以图再举。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谢瓒泰感慨风云、悲愤时事，特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以下简称《时局图》）。在这张《时局图》中，以熊代俄国，犬代英国，蛙代法国，鹰代美国，日代日本，肠代德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以此来控诉清政府腐败卖国的罪行，抵制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激发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报纸则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舆论工具，“提倡革命，非借报馆为喉舌不可”。兴中会时期，华侨整体上的政治觉醒尚未到来，但是个别华侨革命党人，或是对革命抱同情之心的爱国华侨明了“党的主义在先”，于是在孙中山革命理论影响下自发办报、集资办报，或将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报纸改造为革命报刊。
1.陈少白与革命派报纸的开创
早在1895年，孙中山制定的《香港兴中会章程》就把“设报馆以开风气”定为兴中会的一个“志向”。但在1900年之前，孙中山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革命宣传未能深入是败因之一，因此决定在香港办报，利用报纸来宣传革命道理。陈少白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开革命派报纸的先河。
陈少白（1869—1934年），广东新会人，1890年从广州格致书院转到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与孙中山同校，结为知己。兴中会成立后，他明确走上革命道路，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早追随者。在辛亥革命早期，他处理兴中会事务、联络会党、策划起义，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的最大成就还是在革命报业方面。他认为文字与革命的关系不可分，革命要成功，“非济以文字不可”，而就如何发挥文字的力量，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字之道为何，则仿西人之新闻纸行之”。
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义。从1900年1月到1906年8月这段时间里，陈少白一直是《中国日报》的主笔和总编辑，他文思敏捷，辩才无碍，“兴中会初期缺少文士，文告多出少白手笔”。陈少白是一位善于开创新局的人，“从前各地中文报纸排印具用直行长行……独《中国日报》始仿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是亦报式之革命也。此报除日报外，兼出十日刊一种，定名《中国旬报》”，《中国旬报》是中国报纸副刊之****。
在内容上，《中国日报》“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1901年，曾在日本发刊《开智录》的郑贯公被聘至《中国日报》担任记者，郑贯公在报上介绍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持论新颖，在社会上广受欢迎。1902年，洪福全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鹗大放厥词，痛诋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拥护革命的《中国日报》与之笔战，产生广泛影响，粤垣志士纷纷投稿声援《中国日报》，革命书报一时大销。1904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保皇主义，《中国日报》痛下攻击。在鼓吹民主思想、推翻清朝统治上，《中国日报》起到了革命喉舌的作用。
《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报纸，还是海内外党人联络活动的据点。陈少白曾在报社多次接待革命义士，为他们提供临时避难的场所。国民党元老邹鲁评价说：“香港《中国日报》为革命机关之元祖，自己亥以迄辛亥（1899—1911年）此十三年中，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借此报为唯一之喉舌，中间遭遇无数之风潮及重大阻力，均能独立不挠，奋斗不懈，清、英二国政府，均无如之何……”足见该报地位之重要。
《中国日报》是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陈少白、冯自由等革命党人有筹办、主持之功，同时《中国日报》也得到了爱国华侨在经费、采编发行等方面的支持。
（1）经费。
报纸创立初期，经济拮据，香港富商李纪堂服膺革命思想，对报馆度支时有担负。1904年，《中国日报》因维持困难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改组，李纪堂出资五万元助成其事。1906年，文裕堂印务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宣告破产，李纪堂、冯自由等人出资购买该报，使之免于被拍卖。当时李纪堂虽家道中落，但仍然将储存于文裕堂的三千元拿出来充作《中国日报》的股本。冯自由回忆“《中国日报》赖以维持不坠也，李之力为多焉”。
（2）采编发行。
《中国日报》前后办了近14年的时间，社址屡经迁移，人员迭经变化。早期编辑人员有洪孝充、陆伯周、杨肖欧、郑贯公、陈春生、黄世仲、陈诗仲等人，继之有王君演、卢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选、廖平子、卢信等人。由于资料所限，不能逐一列出个人履历，但其多数为兴中会早期活跃分子，多为华侨应属实。例如：
洪孝充（1862—1934年），广东番禺人，世居香港，熟悉香港掌故，毕生从事新闻事业。早年曾主《中外新报》与《循环日报》笔政，1900年协助陈少白办《中国日报》，1904年与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晚年患病致瘫，右手不能举笔，乃以左手为各报撰稿，1934年病卒。
黄世仲（1873—1912年），广东番禺人，因居乡不得志，到南洋谋生，曾在吉隆坡充任赌馆书记，以其能文颇受华侨各工界团体的礼重，曾先后在新加坡《天南新报》、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担任记者、编辑和主笔。
廖平子（1880—1934年），广东顺德人，少年聪颖好学，工于诗文，尝为《中国日报》撰稿，为社长陈少白赏识。1903年，任《中国日报》记者，负责主编该报副刊“鼓吹录”。1905年秋，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与卢信等人在东京创办《大江月报》，力排君宪言论，宣传革命思想。
卢信（1885—1933年），广东顺德人，少时受反清思潮的影响，拒绝参加科举考试。1903年，任《中国日报》记者。两年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东渡日本攻读政治学，得以经常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先后在《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报》任职，参与檀香山革命组织的创建，建立华侨学校，培养革命人才。
2.郑贯公与《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
香港为辛亥革命宣传重地，继第一家革命报纸《中国日报》诞生后，郑贯公又陆续创办三家革命报纸：《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
郑贯公（1880—1906年），原名道，字贯一，后改字贯公，广东香山人。少年“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名”。16岁时因家贫辍学，东渡日本，在其族人所在的洋行当帮工。工余时间常借阅《时务报》、《知新报》等维新书报。后入横滨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就读，初步接触了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受到平等、自由、博爱和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思想由维新转向革命，在日本创办革命报刊《开智录》。
1901年3月，经孙中山安排，郑贯公来到香港中国日报社任记者、编辑，后因与陈少白意见不合，从《中国日报》辞职。1903年12月29日，郑贯公与崔通约、谭民三联合在香港创办《世界公益报》，任总编辑，经费主要靠富商林护资助。在郑贯公的主持下，《世界公益报》公开提出“变****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号召“投袂而起，光复中国”，“于宣传革命亦甚有力”，世称“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郑贯公还将文艺副刊扩大为附刊随报发行。后因刊发《扬州十日记》龙舟歌，招致当局告诫，部分股东怯于情势，而郑贯公坚持原则，意见不合，遂辞职离去。
1904年3月31日，郑贯公邀集同仁李大醒、黄鲁逸、黄世仲、陈树人等筹资创办另一家大报——《广东日报》附刊《无所谓》，自任督印人兼总编辑。在内容上，《广东日报》仍沿袭《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的革命传统，但其言论更加开放，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暴力革命，实现共和政治，是为“香港革命报纸之第三种”。可惜该报因资金不足，无法维持，1905年5月转让给李汉生。又维持一年后，因内地禁止发行而停办。
1905年6月4日，郑贯公又邀请开智社同仁，以集资的方式另办一份小型文艺性革命报刊《有所谓报》，仍由郑贯公任总编辑兼督印人。《有所谓报》比前三家大报，内容更加激进开放，形式更加生动活泼。该报创刊词——《开智社有所谓出世之始声》开宗明义：要“以语言塞异族****之胆，以批评而递夺一般民贼之魄、政界之荆蓁，培民权之萌蘖”，“抒救时之策，鸣惊世之钟”。《有所谓报》融雅俗于一体，曾在“拒约运动”和坚决抵制美货斗争中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1906年夏，郑贯公因染时疫病逝于香港。郑贯公从20岁到26岁一共主编6个报刊，其中4个是自己艰苦创办与主编的，虽办报生涯短暂，却为革命报刊宣传作出了卓越贡献，是革命派中为数不多的杰出报人。
二、檀香山与北美地区
1.程蔚南与《檀山新报》
《檀山新报》是檀香山地区第一份革命报纸，由侨报《隆记报》改组而成。《隆记报》创刊于1895年，创立之初为一纯粹商报，毫无革命色彩。创办人程蔚南，广东香山人，早年在火奴鲁鲁经商，与孙中山有戚谊，是檀香山兴中会第一批会员，并被推选为兴中会总部文案。主笔许直臣，广东香山人，有语言天赋，1891年到夏威夷，与当地人相处数月，学会夏威夷语，后回火奴鲁鲁，他是受邀出席女皇丽莉奥卡拉尼（Liliuokalani）登基加冕礼的华侨代表之一。许直臣也是最早的兴中会会员，任副书记。
《隆记报》的改组与20世纪初檀香山的革命形势关系密切。檀香山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檀香山华侨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早追随者。但由于保皇党势力的渗透，檀香山兴中会遭到严重破坏，1903年，孙中山重回檀香山时，发现“会员投身保皇会籍者颇不乏人，正埠及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中会之名则久已不复挂人齿颊矣”。梁启超等人在檀香山创办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还大肆攻击革命言论，演说保皇宗旨。面对如此猖獗的保皇烈焰，孙中山决定加强革命宣传，改组《隆记报》，与保皇党进行舆论斗争。
孙中山改组《隆记报》的提议得到程蔚南的响应，他还支持孙中山聘请革命同志赴檀担任《隆记报》主笔，以加强革命宣传。孙中山凭借此报亲自撰文《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与保皇党的《新中国报》大开笔战，揭露梁启超借名保皇而行革命的欺骗性，号召爱国华侨“大倡革命，毋惑保皇”，肃清檀香山华侨保皇思想，“夏威夷各岛侨胞自有此报鼓吹革命，耳目为之一新，于是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檀山新报》改组为革命机关报，停顿多年的檀香山兴中会因此复兴，“程之力为多矣”。
2.美国华侨与《大同日报》
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华侨聚集地，华侨人数仅次于南洋，是孙中山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区域。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美国华侨会党势力强大，全美华侨中，洪门致公堂成员占总人数的十之八九。《大同日报》是1902年洪门致公堂（又称“义兴公司”）在旧金山创办的党报，1904年后，《大同日报》易帜倡言革命，成为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派在美国的唯一喉舌，洪门成员黄三德、唐琼昌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同日报》的创设源于保皇分子欧榘甲的提议，当时欧榘甲应康有为的指派在美国主持该党机关报——《文兴报》，与致公堂黄三德、唐琼昌等人往来密切，“旋游说黄等创办致公堂机关报为洪门喉舌，黄等从之”。《大同日报》的创办资本主要出自旅美富商朱三进，华侨律师唐琼昌被聘为总经理，欧榘甲任总编辑。此外，徐甘棠、蒋梦麟、廖云翔、刘恢汗、梁菊东先后任编辑、著译者。
《大同日报》的创办宗旨有二：一是“改良义兴本党之组织，由私会而升为公会，由民党而进为政党”；二是“联合义兴会外之各会，凡有志于救中国者，不论其会之大小、其党之众寡，皆联络之，以期收提携之益、响应之功”。欧榘甲在报上经常发表文章，议论时政，也经常著论排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04年4月，孙中山从檀香山赴美，准备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由于保皇党徒和清朝驻旧金山领事的告密与陷害，孙中山抵旧金山时被移民局官员拘禁，幸得爱国华侨《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司理伍于衍、旧金山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人营救。他们延聘美国律师，并出具保证金，帮助孙中山安全登岸入境，还替孙中山翻印邹容著的《革命军》一万一千册，伍盘照免收排印费，黄三德负责邮费，“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以广宣传”。这部书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广为散发，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品之启导，不半载，知识为之大进，此书之力多焉”。孙中山赴美给保皇党的活动带来冲击，欧榘甲遂在《大同日报》发文攻击，诋毁洪门尊重孙中山是不智行为，激怒了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唐琼昌，欧榘甲被逐出报社。洪门请孙中山推荐他人来代替总编职务，孙中山遂介绍留日学生刘成禺赴美继续主持笔政。
《大同日报》自刘成禺任主编后，“旗垒为之一新，渐渐发挥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易帜后的《大同日报》，宣布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致公堂新章程，刊登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说，大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
三、东南亚地区
在檀香山、香港、日本相继点燃民主革命思想的星火之后，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也汇聚了一批革命党人，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此背景下，华文报界出现了革命报刊，并在革命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洋革命报纸的鼻祖为新加坡的《图南日报》。
《图南日报》创刊前，新加坡已有《叻报》、《星报》、《天南新报》等华文报纸，分别为保守派和维新派把持，保皇思想在华侨中广泛传播。惠州起义失败后，尤列及其他兴中会会员到新加坡避难，在华侨界宣传革命思想。一部分华侨知识青年在比较和思考中首先觉悟起来，认识到保皇派的真面目，转而革命，代表人物有陈楚楠、张永福等。
陈楚楠（1884—1971年），福建厦门人，世居新加坡，经营橡胶、木材及罐果业。受新学书报的熏陶，对政治颇有兴趣，起初思想倾向维新改良，后明白革命、保皇之异旨，逐渐萌生革命思想。
张永福（1872—1957年），广东潮汕人，其父亲早年到新加坡谋生，经营绸缎布匹。张永福青少年时期十分爱好中国历史，思想活跃，常聚集三五好友，纵古论今，关注时局，为一有志之士。
陈楚楠与张永福有着共同的志向，私交甚好，曾结成小桃园俱乐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常以国家大事民族政治相探讨”，1903年，鉴于南洋没有宣传反清、倡言革命的报纸，两人合资创办了《图南日报》。《图南日报》于1904年春出版，陈楚楠任总经理，《中国日报》前记者陈诗仲任主编，尤列任名誉编辑，另有黄伯耀、康荫田、何德如、邱焕文、胡伯骧等人分任编辑、译述。
《图南日报》的宣传目标是为华侨社会内的全体华侨立言。“图南”是接近南洋的意思，目的在于接近所有居留南洋的华侨与华工，“这种无视阶级性的立场，正可反映出革命策略在寻求所有华侨的支持”。
根据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保留的两份报纸原件，可知该报采用石印技术，报面年号有西历和光绪年号两种纪年方式，文字、插图见“独立”、“光复先声”、“自由”、“国民”等字样，是革命要旨的宣传阐发。《图南日报》是南洋第一份革命报纸，当时革命风气未开，各商店视之为大逆不道，“严禁子弟伙友购阅”，“长期订报者仅得三十余份”。《图南日报》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由此也造成了其内部经济危机，某些职员因此而深感灰心，但陈楚楠与张永福仍再接再厉，想出许多办法以吸引读者，如免费赠送宣扬种族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黄帝魂》，并趁华侨祝贺新春佳节的机会，印行一种彩色日历，分赠华侨，以资宣传，两侧书写对联：“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经过半年的坚持努力，报纸销量增至两千余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南日报》还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他曾移书尤列，查询报纸为何人组织，并在自欧洲东归途中致电尤列，“嘱介绍《图南日报》诸同志相见”，及相见后，“对楚楠等赞扬备至，并以振兴南洋党务相嘱托”。
1905年冬，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报纸被迫停刊。《图南日报》在资金来源、社会大环境都不利的状况下维持两年实属不易，停刊后，陈楚楠与张永福复谋募集资金，另创《南洋总汇报》，接续《图南日报》的革命宗旨，惜不久沦为保皇派的机关报之一。革命思想的宣传行动再受挫折。
《图南日报》为革命宣传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之为发端，其后缅甸、槟榔屿、菲律宾、爪哇等处党人相继组织报馆，“鼓吹革命，收效殊巨”。
兴中会时期，革命侨报在香港、东南亚、美国等地的萌生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积极宣传的结果。尽管革命报纸的出现晚于保皇派报纸，数量也比保皇报纸较少，但是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华侨社会风气闭塞的环境下，革命侨报通过与保皇报纸的对峙和小范围论战，宣传了革命思想，澄清了保皇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区别，促进了华侨思想从改良向革命的觉醒，扭转了革命形势。
革命侨报在发展初期呈现出以下特点：
1.创办者、编辑者多为华侨知识分子
革命侨报的创办者和编辑者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有着良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陈少白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天资聪颖，少年时已阅读多种西学译本，了解国际形势，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青年时曾就读美国传教士哈巴牧师在广州创办的“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后在香港西医院读书，与孙中山同学。因其长相俊美，才思敏捷，有“风流才子”之称。郑贯公幼时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东渡日本后，工作之余常向友人借阅《时务报》、《知新报》等新学书报，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后，他又系统地学习了欧美各国革命史，以及希腊先哲与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学说。黄世仲少年颖悟，怀才不遇，到南洋谋生后，业余常投稿给新加坡《天南新报》，自1902年7月18日至1903年3月25日，他在该报发表政论多达68篇。唐琼昌出生于广东恩平世家，毕业于旧金山肯特法律学院，不仅精修英文，而且对中国文学、历史及文化之学习亦非常认真，是中西学造诣极深的爱国华侨。正是有了若干思想敏锐、文笔流畅的革命报人，革命侨报才能在海外华侨社会崭露头角，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2.某些革命侨报旋起旋灭，生命短暂
1903年，郑贯公在香港相继主编、主办了三种革命报纸，其中两种都只是维持了一年就被迫停刊了，新加坡《图南日报》出版不到两年停办，继之而起的《南洋总汇报》1905年冬创刊，转年春天已落入保皇党手中。革命侨报之所以昙花一现，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出资办报的多为中小侨商或下层华侨，他们的经济实力有限，在华侨社会风气不开化的条件下，报纸经营入不敷出，很难长期坚持。第二，清政府驻外领事馆和保皇派分子的阻挠破坏也导致华侨办报之路困难重重。但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仍有部分华侨不畏艰难，越挫越勇，坚持实践自己的办报理想。比如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等先后三次创办革命报刊，黄世仲随同郑贯公两年内创办三种报纸，表现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屡败不馁的办报精神。
3.编辑群体狭小制约了革命侨报的规模
与保皇派报纸在日本、东南亚、美国、加拿大、香港遍地开花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革命侨报只在若干地方燃起星星之火，除去革命党人先期的忽视和经济实力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外，编辑群体狭小也是很大原因。兴中会成员中擅长舞文弄墨者很少，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位报业风流人物之外，再难找出其他人，与保皇党能文者众相比是很大的劣势。1905年，孙中山致陈楚楠信中谈及西贡“已有同志欲创一报馆于此，以联络各埠之声气。惟不知办法，及欠人员”。寥寥几个报人要在海外支撑一个舆论宣传的阵地，难免有捉襟见肘之感。比如陈诗仲先后担任过《中国日报》记者，《图南日报》总编；黄世仲先后担任过《中国日报》记者，《世界公益报》记者编辑，《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编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