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留学”主要是指在国外特定一地居留一定的年限，系统学习各类专门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留学生与华侨是近代中国的两大留洋群体，由于同处异域，同感弱国子民的屈辱，在近代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同演着“边际人”与“过渡人”的角色，因此，近代留学生与华侨之间存在着较深的认同和毗连，在民间和官方文书中也常把留学生囊括在华侨这一群体中。
一、晚清留日运动的兴起与高涨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官派留学主要分为幼童留美和欧陆求学两个分支，但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给“尔岛国”日本，刺激国人将留学的目标从西洋转向东洋。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1898年，张之洞写成《劝学篇》，在其中《游学》一节，张之洞明确发出游学日本的倡导并详细阐发了理由：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同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这些意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清政府在政策上也对游学日本给予了肯定。
1896年6月，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13名留学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和清政府商定增派留日学生，“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但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吏顽固守旧，风气未开，最后只有湖北派出20名，南洋公学派出雷奋、章宗祥等6名，北洋大学派出王宠惠、金邦平等14名，浙江求是书院派出陆世芬、吴振麟等6名，此外尚有两名自费生，共48名。1899年，福建派8人赴日留学，湖北派78人往日本，1900年，又有14人被派赴日留学。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以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生为主，对学生资格如年龄、学历等无严格限制，到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有161人。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内容包括“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9月17日，谕令各省广派游学。从中央到地方，大批青年相继被选派赴日留学，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留日大潮。此外，政府还简化自费留学手续，鼓励自费留学，自费生人数逐渐超过官费生。据统计，“1902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10000人，1908年30000人”。
二、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的形成
留学生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夙夕求存图强以挽救“神州之陆沉”、“四万万之沦胥”；另一方面他们亲受“欧风美雨”之浸润，肩负着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并将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的启蒙任务。但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他们并没有形成明晰的改制、改革认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取向。正如黄福庆指出，“1896年以后，中国学生陆续东渡，他们最初的目的，纯然是吸收新知，俾于学成为国效力，毫无革命与立宪的意识”。
那么留日学生的革命意识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找到原因：
1.日本繁荣强盛的国势带给留日学人的文化震惊
1853年之前，日本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国，但是1868年建立明治政府以后，明治天皇宣布“破除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提出了一系列维新变法的纲领性方针，其总体目标是以西方为楷模，把日本建成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在这样一个目标下，日本明治政府先后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措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初，当中国学人踏上邻邦的国土后，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们不得不震惊于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进而在理智和情感上产生倾慕之心。正如李宗棠所说：学生未出洋时，若告以“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或以为是谀词，及抵其国门，“目之所见，身之所接，始叹前言非为溢美，不觉向者狭隘之心，化为恢弘矣；偏视之见，化为大公矣；非特知识因之而增，即爱国爱人之心，亦因而发展”。仰慕赞叹之后是反思，接着是奋起，研究强国之所以强的原因，学习强国的知识和本领。留学生对留学所在国的观感实际上是其文化选择的指导思想，左右着其留学动向和归国后的社会行为。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师法西方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两个阶段的发展，但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朝野上下对于如何学习西方重新进行反思，“语言、文字、制造、器械”都是“西学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徒学一言一话一技一能”，“天下安得富强”？日本明治维新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教育、学术思想、科学技术、军事技艺等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全方位的学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因此，中国要想走西学致强的路也要像日本一样，体用兼学，更张法令，革除锢习。这体现在留学动向上则是留日学生中学习法律政治和社会科学的比例，远远高于学习科学技术的。据统计，1901年至1911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共有2831人，其中公立、私立法政科的学生就有1366人。他们“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从书本上得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留日学生的文化取向。正如梁启超回忆“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而张继回忆“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自滋”。
2.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压迫和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催生了革命思想
19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方的侵略，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寄身异域的留日学人在踏出国门后比在国内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作为弱国子民所受的屈辱和歧视。1903年2月，日本大阪博览会发生侮辱中国人事件，3月弘文学院变相强索中国学生费用事件，4月成城学校运动会不挂中国国旗事件……这些都激发了留日学生的愤慨以及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唐宝锷为最初赴日留学的学生之一，他曾表示“自己就是因为到日本留学，才产生排日之感，因为在日本所受的耻辱，毕生难忘”。对祖国落后的痛感和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危亡意识是留日学生共同的思想基础，但是由于留日目的、学费来源、思想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如何对待晚清政权的问题上，留日学生中存在不同意见，有主张激进革命者，有主张维新改良者，有主张先改良后革命者，也有接近官场者。总体来看，初期保皇思想占据主流。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日本侨界有很大影响。但随着晚清政府日益腐朽，甚至沦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得到越来越多仁人志士的同情，留学生中的革命力量逐渐冲破保皇改良思想的影响，勃然而兴。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以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在组织上，留日学生先后成立了“广东独立协会”、“青年会”等学生团体及各地同乡会，并在1903年掀起拒俄运动，成立军国民教育会等组织；在思想上，他们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攻势，以出版刊物、集会、游行、演讲、论战等各种形式，捍卫和阐发孙中山的政治纲领，特别是此间留日学人在日本创办和主办的数十种期刊，为辛亥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正是在他们的策动下，民主革命思潮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日本也因此成为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根据地”。
三、留日学人革命宣传的初始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思想界及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被留日学生广泛接受，但自立军勤王运动失败以后，一部分人开始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圣主贤臣上，而主张由人民掌握国家的命运。加之自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以来，革命思想在留日学生中得以小范围地传播；到1900年，日本留学生中的个别人已有“主张光复主义”者，革命思想在留日学界创办的刊物中显现。
1900年至1901年，留日学界创办的刊物共有三种，即《开智录》、《译书汇编》和《国民报》。
《开智录》、《译书汇编》差不多同时出版于1900年的下半年，《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以政论性文章为主；《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以翻译性文章为主，两种刊物的风格不同，影响亦不同。《译书汇编》是我国知识界较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刊物，曾逐期登载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约翰穆勒《自由原论》、斯宾塞《代议政体》等，除编译外，该刊同仁还以单行本的形式作为增刊，发行过《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菲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对国人了解世界大势，探求西方诸国兴衰的原因，认清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本性，具有积极意义。如果说《译书汇编》的精神侧重在“取法日本欧美之制度以为我国政体改革借鉴”，“融爱国感情与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为一炉”，那么《开智录》则已初步表达了反清革命的倾向。
《开智录》发刊于1900年11月1日，由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郑贯公、冯懋龙、冯斯栾在横滨创办，为半月刊，以《清议报》为发行及印刷机关，随《清议报》销流各地，因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在各地尤其南洋群岛华侨中颇受欢迎。
《开智录》以“开民智”为宗旨，“倡自由之言论，申独立之民权，启上、中、下之脑筋，采中、东、西之善法”，它虽然在出版和发行上要依靠清议报馆，主编郑贯公同时又是《清议报》的编辑，但它抛开“尊皇”宗旨，不用帝王或孔子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在内容上，《开智录》除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及独立运动的学说和历史外，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给予了揭露，“彼国等我国也，毋夺他人之土地而并之，彼民等我民也，无精杀人之具以戮之。平其不平，等其不等。俄碍于平等，而须归还我旅顺口、大连湾；英牵于平等，而须让回我长江一带、九龙新安，德制于平等，而须还我胶岛船坞，法阻于平等，而须舍我广州湾；日本拘于平等，而须璧我二万万之款，台澎之地”，等等，然而作者也觉得无法实现：“呜呼，狼顾五洲，鹗视万国，其能一一率行乎？”《开智录》中明确提出反清革命思想的是刊载于第5期的《论支那之真元气》一文，作者尖锐地抨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并指出：“夫支那人苦于虐政也久矣，如倒悬之急，水火之危。盖亦欲脱政府之羁轭，奈事与心违，百唱不和，孤掌难鸣，欲起而建业者，陷身于死窟之中，故相戒不敢前耳。”“支那人除八股顽固党外，有不仇视政府者，则吾不信也！夫今日支那人之愿揭竿而起者，岂止一人哉，直千百万人也。徒以人心未合，众志不一，往往以此败事……若训以革命之义，大揭革命之旗，配以革命之运，则人心划一，众志成城，所谓支那人者，孰不秣马厉兵，大奋鹰扬之志，以争杀满洲人哉，则支那维新，可立而待矣！”
《开智录》的历史地位，在于它是我国报刊史上革命思想潮流的第一个体现者。
《国民报》创刊于1901年5月10日，是一份月刊，由先主张改良后主张反清革命的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联络留学生中思想新进者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等人发起。内容分八栏：社说、时论、丛谈、纪事、来文、外论、译编、问答。文字由秦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执笔，篇末附以英文论说，由王宠惠执笔。该刊的特点是措辞激昂，大倡革命反清学说，是留日学生中一份倾向较为激烈的报刊，曾经载有秦力山《暴君政治》不日出版的英文广告一则，列出该书基本内容：中国必须彻底革命；叙述满人虐待汉人的历史，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证；批评清朝九代谕旨；清朝刑罚之残酷；暴虐政治之史实；满洲详纪；中国人之特性；自传，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的主旨昭然若揭。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革命刊物。
《国民报》出版四期后因资金困难被迫停刊。其发起人戢元丞在上海发刊《大陆报》，仍旧“鼓吹改革，排斥保皇”，可视为《国民报》在内地的延续。
四、革命思潮的高涨
1902年以后，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进入快速发展期，主要表现为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并举，集会、结社、办刊、著书等多种形式被运用。
1.集会与结社
新政以后，留日学生日渐增多，为了彼此联络感情、砥砺节操、针砭时弊，留日学生出现团体结合的趋势。最早成立于1900年的励志会，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学术与修身团体，次年，广东籍学生发起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留日华侨入会者大不乏人”，说明留日学生已经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进步团体的结合汇聚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力量，使革命宣传的声势日益壮大。
1902年，青年会成立，它“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是“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曾编有《法兰西革命史》、《中国民族志》等多种新学书籍。1903年，“为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留日学生趁俄国进兵东三省之际，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青年会会员多从事拒俄义勇队的工作。
除了结社外，留日学生还通过沙龙、集会等形势宣传革命思想。1902年，章炳麟与秦力山等10人发起纪念明朝灭亡258周年纪念会，章炳麟起草了二千余言的纪念会宣言书，内容以各地抗清名将为号召，激发留日学界的反清革命情绪。虽然由于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阻挠，纪念会未能召开，但此事在留日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后来香港《中国日报》又将宣言书刊发，“香港、澳门、广州各地人士闻之，颇为感奋”。
2.报刊宣传
报刊宣传的最大变化是留日学生纷纷以各省同乡会为主体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等。
《游学译编》，1902年12月由湖南留日同乡会在东京创刊，是第一个由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的刊物。开始时，刊物“全以译述为主”，“不著论说”，最后几期则以译述为主兼刊政论、时评和通讯，1903年11月停刊，共出12期。
《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由湖北留日同乡会在东京创刊，是第一个以省名命名的留学生革命刊物，所刊登的文章内容并不以本省为限，对各省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详细报道。刊物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第6期起改名《汉声》，提出“扬民族之风潮，兆汉祀于既绝”，1903年9月停刊，前后共出8期。
《直说》，1903年2月由直隶河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月刊，每期60余页，4万余字，出版不久即停刊。刊物名称《直说》是取“直隶人所说”和“直言不讳”双重含义，以“输东西文明、开内地风气”为宗旨，锋芒直指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政府。
《浙江潮》，1903年2月在日本东京创刊，浙江留日同乡会主办，月刊。刊物名称《浙江潮》是革命大潮汹涌的象征，“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刊物每期百余页，约8万字，于阴历每月20日定期出版，每期印数5000余册，最初几期还重印过多次，1904年出至第12期停刊。
《江苏》，1903年4月创刊于东京，江苏留日同乡会主办，月刊，每期50余页，共出12期，1904年5月停刊。发刊词声称，创办宗旨是“谈腐败”，其目的是“去其陈，谋其新”，即通过揭露腐败的清廷，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表明与清廷决裂，该刊从第3期起不用光绪纪年，而改用干支纪年。
随着1903年“激烈民族主义”真正成为思想界、知识界的一股洪流，这些刊物都将反清作为一个明确的宣传目标。如《浙江潮》第8期刊出的一篇文章，名为《那拉氏之借款庆寿》，第一段即开口大骂慈禧太后：“那拉氏者，一淫贱老妪耳，在中国为公敌，在满洲为亡国妖孽，其一身之外无长物。万寿宫、颐和园，其辉煌陆离者，借以自娱也；借外债、增租税……亦借以自娱也。此老妪者，惟自娱之是图，于借款庆寿又何吝？”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表明了作者蔑视清朝统治者，并与之决裂的坚定立场。在连载长篇传记《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中，作者大力歌颂明末反清英雄郑成功，寄希望于降生新英雄人物，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3.著书
留日学生还撰写出版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一系列革命宣传作品，这些宣传作品风行海内外，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利器。邹容在《革命军》中全面论述了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由此，他大声疾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正式“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这两部著作中，以炽烈的爱国热情、通俗的形式、明白易懂的语言，宣传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救亡反帝和反清革命。“日本侵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湾，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作谋反叛逆的杀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
20世纪初，当海外华侨社会的革命思想尚未全面觉醒之时，留日学生掀起的革命思潮显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海内外华人社会思潮由改良向革命转移，日本成为革命早期宣传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