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要对谁，以一个适当的方式，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讲一个普通的故事。而我现在，已经找准了说这些故事的调子。
有谁愿意听一个女人的上个世纪呢。时间过得这么快，人们这么忙乱，哲学这么多，人们生存的技术和艺术每天都在变化。
每次我看到他们的笑脸，我都迟疑。他们的脸今天是笑着的，也许忽然某一天，像一首诗里说的，就会扭过头去，情人也会变作仇人了。
黄昏还没有开始，天阴着，一个散漫的午睡刚刚醒来—就像我，抽一支烟，把腿伸长了，靠在沙发上看天花板。有时候人会在生命奔跑的瞬间忽然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所认识的人，爱的和恨的，被伤害的和所伤害的，过去了的和必须守在身边的。人生陷入某一种僵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有时候你必须听从某一种宿命，那是一种怨也怨不得、躲也躲不开的惯性和定数。
窗外正是新世纪第七年的六月的夏天。20年以前，如果也选择在一个六月的夏天俯看北京，其实是一幅暗蓝色的风物图—中轴线上的帝王建筑散发暗金光芒，显得触目惊心。街道呢，像鱼脊骨一样向双边辐射，双边的高低轮廓是一些不起眼的老槐树，像一张宣纸被洇湿了边缘。被辐射的老旧房屋，带了新装的生分、掺了虚假的华丽—那里面曾经有多少风流韵事、男欢女爱呢。不知名的人，一代复一代，一个个生老病死了。他们和我们，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地方前仆后继……终究，在时间面前，人们永远的同命相怜哪。
一
那个背对着门、穿着白底子黑圆点的无袖小衫、晚饭后坐在走廊里的人就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夏天，北京的小区一片挨着一片，火柴盒的楼房一座挨着一座，全部是灰蒙蒙的，仅有绿意是楼前的草坪。草坪上总有打羽毛球的男孩子。他知道我母亲是医生，远远地冲我喊：“从小是吃卫生球长大的！从小是吃卫生球长大的。”或者：“自来卷，吃花卷！花卷不如自来卷！”我小尖脸，肩膀消瘦，锁骨突出，梳两根辫子的发梢卷曲，油润乌亮。我面无表情地瞥他一眼，根本不答理，然后掉头走开。
我常常记起那个夏天，楼下的孩子互相叫嚷起来。从他们的角度仰头在天上寻找，或许可以看见二楼的阳台上垂着一条晾干的大花裤衩，中间的那个男人的开口正在我头顶。如果他们的眼神好，还可以看见我的涂抹着紫药水的膝盖，短裤管下是两条茁壮的腿。我因为暑假总去游泳，腿晒得特别黑。
那一年我究竟是十几岁呢，15岁还是17岁？那时候的夏天是清香的。下过雨以后，空气中弥漫着榕树花被打落一地的冷湿气。我的耳根边上，有六月的过堂风汩汩吹过。几捋头发腻在脖子上，我懒得拿手巾，用肩膀子胡乱一抹。…
电影院正放美国电影《爱情故事》。女主角叫什么我忘了，我房间的饼干筒上就是她。每一次我吃饼干，都梦想着有她的化妆—戴着塑料耳环和涂口红，指甲上染着亮色。风子就有一支很好的口红。她家住得离我很近。她姐姐读大学，经常带回《未名湖》诗刊给我们看。我们唱着卡朋特的《什锦菜》和《世界之巅》，也常常读那种叫做“诗”的分行的句子，唱罗大佑的《春天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诗，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周末去她家时，她姐姐站在高处，煞有介事地说。风子傻呵呵地笑着。我看着她姐姐的嘴巴，不敢说话。我梦想着以后的某一天，我也成为好为人师的大学生，和男朋友揽腰走在街上、在腰身打扮得妖娆，穿高跟鞋，吃冰激凌。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每天做无聊的习题，六点以前按时回家。晚了我父亲会训我。我的生活方式还包括每个周末骑很远的车去补习英语，在我的作业本的边缘偷偷摸摸地画一些秘密。
那些夏天真热。我桌上高考的练习题永远做不完，我就把它们翻过来作白纸。我拿一支铅笔永远画一幅图画—狐狸脸，一只眉毛高挑上去，锁骨下面是胸，两只叫做乳房的秘密，永远翘着，呈现一股蓬勃向上的生长。我愣一会神，看阳台对面树上的一群鸟。它们在晚饭以后，突然呼啦啦飞起，一群一群的，在压低的灰云底下飞去飞来。
有时候我去王府井美术用品商店的一个角落里看那些半胸石膏像。胸像上落了很多土，很脏。我知道欧洲女人的胸部是圆满的，她们的卷发烫了，优雅地盘到脑后去。有时候我也去百货商场悄悄地观察那些内衣柜台。偶尔可以看见一个大妈，用白色胸衣比画在衬衣外面，将自己胡乱一围。“合适！就是它了。”我听见她操着京腔说，我的脸莫名其妙地红起来，仿佛那个众目睽睽下的人是我，立刻转身逃走—在20世纪80年代，大妈和姑娘们从里到外都是下垂的。有时候我也注意她们裙子下面的腿，在众多的大象腿中，记住那些流畅修长的线条，和它们的健康轮廓。
我父亲回家的钥匙声一响，我就立刻逃回到房间里去。我在上中学以后，就很少跟他谈话了。在党政机关的宿舍楼里，所有的家长都长得一样。他们提个皮包，不苟言笑，在家里也惯用一些社交化的词，毫无亲切感，简直让人畏惧。
“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要抓住时机，更上层楼。”
“听大人的话。他们见的人多，人生有经验。懂不懂？”
“大人说得不对，你就不听了吗？”
这是我父亲最常说的三句话。平常，如果我、我母亲和他一同出门走路，我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调整位置，让我母亲走在中间。我知道他严厉的腔调。我听着，点着头，又恐惧又紧张又窃喜。他并不知道，在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裸体画：躺着的，坐着的，站着的。我在她们的身边画各种我能想象的花朵、叶子和枝蔓。她们永远裸露上半身。关于胸部，只要在肩膀下部，勾画两个均匀而饱满的圆就可以了。有时候画乳房的细部，就在大圆里面，再画一个句号一样极小的圆，代表那个秘密和秘密的尖端。有时候也把两个圆重叠起来代表侧影。极少的时候，我在下部画几根毛发，代表一个女性身体的俯身姿势。在一个女孩的理解里，女人的身体就是几个饱满的圆形加上一丛细密的毛发。
“叫叔叔阿姨。”有时候他们在院子里遇到熟人，对我说。我低着头，脖胫细长，身体细瘦，听话地说：“叔叔好、阿姨好。”
“这姑娘这么乖，长得像你们俩谁呢？”他们边说笑着，拍了我的肩膀。“别驼背啊，小姑娘挺直些！”那人说。棉布衬衣底下的青涩的生长，却被那些成年人轻佻地说破，我觉得他简直是一个不要脸的流氓，耻辱蔓延开来。
很多时候我在作业本的边缘，用铅笔画上一只眼睛。永远是一只向上挑的眼睛，有睫毛，有眸子，嘴唇用铅笔的明暗表示弧度。也有时候是一只肥白的手，翘着兰花指，指甲的轮廓清晰可辨。她们有各种表情，沉思的，侧着头的，用一只手拿着纸扇的的，或者面无表情的表情。画完了，再用橡皮擦干净。王叔晖的《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啊，头上的发簪，衣服的皱褶那样经典，它简直把我迷住了，照着画了几幅，却总是不像。我有时候先画好仕女，再画一盏灯，写好“福星高照”四个字，然后几道笔触表示四射的灯的光亮。
我父亲常常开开我的房门突击检查功课。我头也不抬、面无表情地说一声：“爸爸回来了，我做作业呢。”一边迅速把作业本覆盖在画幅上边，然后刻苦地耸着肩，做出努力思考的样子，不时用铅笔括括额头，若无其事地嘟囔着嘴。大人们都是很好糊弄的，看看情况没有异常，也就和我相安无事了。
“满足于前十名不行，一定要进前三名。”我听见他们说，就点头称是。
“这孩子，太内向，心事重，太不爱说话！怎么才能开朗一些呢？”他们一筹莫展。而我已经放弃了和他们的辩论。他们，我是说那些大人们，永远是对的。我知道真理永远在他们那边。
那一天终于来了。“她怎么变成这样啦！”我听见他们嚷起来。在我的绘图的陶醉里，一只手，突然从后面伸了过来。我惊恐地回头，看见一张暴怒的脸，更多的是鄙夷。“你学坏了！”我父亲说。我的半张脸挨了一击，热了起来。那些画上的眼睛分裂开来，变成碎片，纷纷落下。我的心像几颗豆子，骨碌碌地滚远了。像一些种子，滚落到田野里去了。他们听不到，一个少年心脏失事的轰鸣。正如家里不小心跌落的一只瓷碟子，无可挽回地掉下去、掉下去。跌落迅速得来不及接应，就触地了，摔得粉碎。我看见摔碎的瓷片像水花迅速开放、四散飞溅，我就弥漫在这颗透明的花朵里。四周顿时黑暗下去，一扇窗子缓缓地关闭了。
那些仕女的衣服的皱褶是多么美妙呢。几百年以前的她们，不过也跟我一样，在屋子里偷偷地发芽，身体里带着干净的香味，被父亲母亲严厉地管教和呵斥。她们的窗外，是饱满的夏天，花朵们随风摇摆，暗暗地滴露。有多少花朵，自己开放，自己凋零，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过。一百年也像过着同一天。
人生的一次羞辱来自父亲。我的嘴微笑着，但是眼眶却是热的。我相信监狱长一样的严厉来源于爱，我像犯人一样地无处申辩却因为被爱—这是一个家庭里的令人痛心的悖论。我只记得我把自己反关在房间里，背靠着门，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暗蓝色窗帘的皱褶一鼓一鼓，勃发的青春在瞬间就冷却了。
“你爸爸是为了你好，家长都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画的画像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老师会怎么看你？同学会怎么看你？”晚饭的时候，我母亲到我房间，伸手拈掉我嘴角的一丝头发，我脸一偏。“你爸爸是为了你好，哪能跟你父亲记仇啊。你大了就懂事了。”
我侧过头去，看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直直地分披下来掩住小窄条的脸，两条细眉毛高挑上去，两只眼睛不调焦距地张着，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坚硬的冷气。有时候我知道完全是自己的敌对姿态惹来事端，但这种情形绝不是一天两天了，每次我简直忍不住。我理想里的自己是白雪公主，但是现在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倒像是白雪公主的后母。我对着自己的脸，看见它一点一点地变形，然后就模糊了。
那天晚上我赌气地往嘴里塞在白米饭，低头不跟他们说话。肠胃旺盛地运动，嘴巴保持了沉默。我听见他们说：“这孩子变成什么样子，她成天总是画这些东西，应该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我把心事和饭一起囫囵咽下去，然后开始胃痛。
大人们！仿佛他们生下来就是长满皱纹的40岁，孩童的年代都在吃擦屁股的马粪纸，生活像皮鞋盒子一样乏味。而那些我画纸上的娇美的女孩子啊，我的青春跟她们一样，慢慢地发芽，慢慢地散发着香气，然后又慢慢窒息。又有谁能阻止青春的发芽呢。就像现在，我扭过头去看窗外，天慢慢地黑了。只有夜色，能够使一个孩子变成成年人—月光的水淋浴了她，她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有小提琴一样的歌旋，有小小的绽放的花，有单纯的气味。她自己热起来，她让冰凉的镜面贴住身体，梦想着一个人的笑容如同缥缈的月光，遥远地穿透她的窗帘。
二
星期天，我乘坐117路公共汽车一个多小时到紫竹院公园。我穿一件宝蓝色棉布衫和白色布裙子。在售票处一摸裙兜，发现只带了月票，忘记带钱包了。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天空澄明，树木高大。自行车像燕子一样一群一群飞过。街边的房屋没有那么密集，以砖木结构为主，楼房的质地也没有那么硬。三环路还没有完整形成。街道的汽车很少，忽然开过一辆，带起一阵尘土。风子在英语角等我。那个年代没有手机，连呼机也没有，我怎么进门呢？
一辆自行车“忽”地曲线滑过，骑车子的男子回头看我一眼。
我眯着眼睛看远处的街道，想起了一则智力游戏题。一个小游击队员过桥，桥上每隔三分之一处有士兵阻拦，但他们会间隔着打盹。他怎么过桥呢？标准答案是：他先朝一个方向走，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再佯装往回走……结果被拦截返回，正合了自己的意。
我走到售票处的门口，微笑道：“叔叔，劳驾，我是刚从公园里出来的，东西忘在英语角的亭子里了……得进去取一下。”那个被称做叔叔的人看了看我，翻翻白眼。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或许一个头发自来卷、梳辫子、小尖脸的女孩子正给他无聊的上午提了神。他怎么能断定她在撒谎呢，他只有不耐烦地朝里一努嘴。
我进门的时候简直笑得打迭，像一个老人咳嗽不止。旁边路过练气功的老太太莫名其妙地斜着我。亏得现在风子不在边上，否则我会立刻迫不及待地炫耀我的聪明，两人笑作一团。夏天的中午一丝风也没有，竹林完全静止，湖水中央有一群鸭子。我跃上一级石块，挺直脊背，双手背后。表面上是看鸭子，实际上正豪情万丈地得意于自己。那天我恰恰穿着人造棉的宝蓝色碎花衬衫，一条柔白裙子。头发是把两根辫子扭转起来一盘，别到脑后去，脖子根底下垂下几缕碎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女孩子。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很多年以后我想起来，仍得意于自己—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得意于自己。在很多年以后，我为我的虚荣吃了那么多亏，我的毛病也还是改不了，这就是女人的通病。
“蒙人还挺自然，嗯？北广的吧？”我忽然听见旁边有人说。
我吃惊地回过头去。那一个瞬间，旁边快速晃过一个人恍惚的影像。他走过的一刻，侧着头，朝我笑笑，道：“一个人傻笑什么哪—女人笑起来像鸭子，女孩笑起来像鸽子。”
那是一个成年人，高个儿，头发根根竖起，穿着一条乱七八糟的牛仔裤，浑身上下透着不正经，正歪着一张嘴从左笑到右。我小时候觉得20岁显然就是一些老人了，像那些前辈英雄，20多岁，组织过无数场战役，历经腥风血雨。现在我再过两三年也20岁了，真是可怕的事情。偏巧我那天出门时，刚刚跟大人们闹别扭取得了胜利。他们不让来，我偏要来。我真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对年龄也忘记了挑剔。
我来不及回答，他也没想听回答，就快速走过，消失在岔道上。
那时候北京的英语角，其实就是山坡上一片庇荫的小树林。很多戴眼镜的学生、老师，或者自由知识分子们，手臂下夹着书，互相以英文招呼，几个人围成一圈，郑重地说着人生和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人们那么单纯和认真。他们还不懂得消费和享乐，他们还在为理想而苦苦追寻。这种地方，偶尔来一个老外是非常稀罕的，立刻就有一群人围上来，听他的发音，抢着说话，谈各种见闻。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发音好、口语流利的女大学生。她们不仅可以谈话，还可以使那些心怀鬼胎的男学生们在英文学习的名义下，递进社交，愉悦生活。
“不许随便和男人说话，那里要是有坏人呢！”我母亲说。她的原则是不赞成我干任何事。所以我基本上寻找女性谈话者。现在事隔很多年，经过了那么多事，我还是无法判断，我少年时代的恋人究竟是一个穿牛仔裤的好人呢，还是一个戴眼镜的坏蛋。
远远地我看见风子了，她英文口语很好，正在参与一圈人的谈话。
“最近中国的环保问题严重。”她说。
“美国最新的片子是《脱衣舞娘》。性解放已经过时，欧洲家庭日趋稳定。他们最看不起暴发户一样的美国人，麦当娜当然是一个骚货。”
“法国的心理电影《红》、《白》、《蓝》看过没有？冗长、沉闷、但是很艺术化—欧洲的片子都很艺术化，好莱坞在制造垃圾商品而不是高贵的艺术。”
“国际高度评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他们也批评中国的官商腐败。”
那些问题很宏大，我的语法说不清那么复杂的句子，但是我能够努力听懂。风子的表达能力比我强，正在口若悬河地说她姐姐的《未名湖》诗社和西川、海子还有骆一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那些人微笑着，不知什么时候，忽然转过头去……”
他们也说各种新鲜趣闻，美术展览、电影资料馆放的陀耶托耶夫斯基的电影，朦胧诗，柯布西耶的建筑，领导人的儿子在国外等。也说彼此的TOFEL成绩，哪个国家签证比较容易，交换最新的GRE考试技巧。
到这里来的不全是学生，很多是热爱英文、追求时髦的中年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出国热潮，他们来这里是要学习生存技巧。其中有设计院的研究人员，有老师，有医生，也有文化处的工作人员。那些夹着“某某摄制组赠”皮包、穿皮鞋留平头的男青年，多是报社记者。“我毕业于山东，这个公园的管理怎么这个样子？！西方的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我在美国吃麦当劳，从用料到服务到管理模式，他们全国所有的规格都一样。”那时候似乎记者的地位高于一切，他们常常俯视全球，提出现实问题，指评江山。其中有很多生词我听不懂。
他们乐于看见熟悉面孔就点头招呼，然后自我介绍结识新知。场景仿佛是国外电影里常见的开沙龙的绿草坪—绅士和名媛贵妇们正喝着鸡尾酒，谈最新见闻，风流韵事在空气中默默酝酿。远处，居然有人热情拥抱。“肯定是驻外刚回来的。”我听见有人说。以现在的眼光看，拥吻是一个常见的街景，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些超凡脱俗的意思了。特别在这里，大家似乎被某一个氛围笼罩。人们可以躲在英文里，做一些电影里常见的事，说一些电影翻译片里才能听见的话。
“你从哪来？我很荣幸认识你。”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问风子。大约他是南方人，个头不高，戴着眼镜，有点结巴。我不喜欢这种小男生。
“Senier…School。（高中）”
“你看起来很有魅力。你听《美国之音》吗？”
“不，我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Redio…Beijing。”她说。
“你呢？”他忽然转向我。
“Me…too。我也是。我们喜欢英文歌……比如《Contory…Road》和吉他曲《爱的罗曼史》，但遗憾的是我们不会伴奏。”
我说着，努力使自己发音准确，语法无误。但是我发现那小子的眼光上下游移。他的眼光侵犯了我，这讨厌的家伙。
隔了那么多年，我记不清那些谈话了。我只记得不远处的密集竹丛随风摇曳，把更远处的一潭湖水遮避了。风从那边吹过来，在我的皮肤上轻柔地滑过。我的身体里仿佛装着一个敏锐的雷达，我以它判断那些男人的近疏。如果有人站在我的身后，我也会感受到他的热力，从而判断他的位置和动机。
“那你一定更喜欢做智力题—喜欢小游击队员过桥的故事吗？”那人走过来说，我一眼认出他来。他比我刚才看见时更像一个中年人。个子高大，松松垮垮，脸上戏虐地笑，双手插在裤兜里，浑身吊儿郎当的不经意。在我认出他的一刻，我的雷达立刻反应出，这正是我大人们不让我答理的那种典型的坏蛋。
风子不明所以，以新学会的句型抢答道：“我们当然喜欢各种智力游戏题，比如，一个猴子怎么……”
“那你可以把小游击队员的故事复述一遍吗？”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歪着嘴一张脸从左笑到右。
“什么小游击队员的故事？”记者问，“游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感到十分好笑，但又要努力忍住。一个中年人本不在我的视野里。我完全可以不理他，婉转地拒绝他、敷衍他。像电影舞会上那些漂亮的公主，袅袅地站起来，因为显而易见的优越感，俯视单腿跪地的贵族浪子。现在事隔多年，我回想起来，也许因为刚读完英文版的《巴黎圣母院》，我想起了爱斯米拉达给卡西莫多喂水的镜头，那情节里有一种一个十七岁女孩子所崇尚的居高临下的审美。所以我回答：“对你，我可以选择说不回答吗？”
“那是你的特权。”他歪着嘴笑道，“那换一个话题：你是北广的吗？北广的学生最擅长随机应变—当然了，‘随机应变’这个词有时候也可以叫做‘说谎’。碰巧我在门口时看见有人‘随机应变’了。可以问你有多大吗？”
周围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记者和大学生转向了别的话题。他把我当成大学生了，这让我心中窃喜。我说：“我可以先知道你的年龄吗？”
“女士优先哪。”
“女士优先！并不是女士优先说话，而是女士优先聆听……”跟他说话，我感到自己思维顺畅，表达迅捷。我愿意在他面前卖弄，惹他不高兴。
他果然嘎嘎地笑起来，笑声像一个脚下装两个筢子、爬上电线杆子修理电线的小青工似的没有规矩。嘲讽道：“你是想表现自己智商很高吗？”
旁边有许多人来来往往。那个报社的记者凑过来胡乱听听，赞可道：“嗯，语感不错，发音不错。”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他们不知道在一个夏天的不经意的时刻，一个十七岁女孩的人生正在他们眼皮底下慢慢开启。我被他尽收眼底，这让我不好意思。急忙防卫道：“你是想表现自己理解力很强吗？”
“看来你和我一样聪明。”他说，他用了“as……as”的句型。“告诉你，因为我是北广的老师，你像我那些不听话的学生。”
他说：“中文的许多妙处英文是表达不出来的，比如我想说—你很轻曼，很有悟性，英文就无法表达。再比如我还想说，我这个人是大愚若智—注意，不是大智若愚，也无法表达。可见母语的表达可以直抵内心，是学习任一门语言也永远无法企及的。”他没说完话，我已经捂着嘴咯咯笑起来了。
“女孩笑起来像一只鸽子；女人笑起来像一只母鸡。所以判断一个女性的年龄，应该听她们的声音。”他道。
“你知道国外称一位女性是某小姐还是某夫人，是由她的腰围来决定的！小于一尺九才可以被称为小姐……”他又说。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记者这次完全听懂了，于是在旁大声指责道：“你不认为你的诠释非常主观吗？称小姐是英国人最先的发明，按照在18世纪的传统的一种文明……”
但他对辩论没有兴趣。“我要走了。”他对我说，“刚才已经测试了你的智商，现在测试一下你的记忆力吧。62012309，记得住吗？”
我看着他过身去。他走路时大大咧咧的，肩膀有点晃。
三
那一天，我往远处看过去，天空的正中有一只风筝，高高低低地。天空是青蓝的颜色。那风筝没着没落的，忽然飘到远处去了。“你看，你看！”风子嚷起来。我眯着眼睛看远处，风正把我的头发撩起，头发丝被吹到嘴唇里去。在那一个瞬间，忽然，我心里的某一个角落“嗤”的一声被一根火柴引着了。
“钢镚儿，你口袋里有硬币吗？”我对风子说。
“钢镚儿？要它干吗？”风子奇怪地看我。
我把硬币往天上一扔，暗自猜测我的未来。麦穗的一面是去找他，五星的一面是不去找他。
所有的十七岁都是淡蓝色的，有一点忧郁，有一点狂。命运在四边的草坪中躲着，偶尔跳出来，会吓人一大跳。
那个夏天很漫长，转眼秋天就到了。我哥哥上班了，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风衣。“穿上风衣，你看起来像十九岁。”我哥哥说。
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一个普通周末的普通故事。在那个周末的时候，两个女孩子偷着结伴去英语角和游乐园。太阳很大，她们玩了一个项目又玩第二个，所有的项目都是在旋转，旋转。她们俩在巨大的大转盘顶峰看北京的风景。世界没有变，城市也没有变，她们看起来，也都没有变。只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暗处，一定有一朵花暗自地开了，花瓣伸展开来，开出了蜜糖。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一天的气息。
转眼过去了很多年，也许是20年吧，我后来又遇见了那个广院的老师。现在，等我再去看那些风筝、游乐园和钢镚儿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平庸的妇女—平庸、淡然，无聊，头发丛里有一根白头发，会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拔出来。对那些饭桌上男人们的扯淡玩笑，我也应对自如，从容不迫。
有一天我开着车，路过一条满是树林的小路。对面走过来两个细瘦的孩子，大概是早恋的初中生吧，小心翼翼地牵着手，躲躲闪闪的眼神。女孩子大约穿着白色的戴着风帽的毛衣、牛仔裤，一条红黑格子的丝绒围巾。他们像风中的一张糖纸，很快地飘过去了。我开出去很远，还在反光镜中看他们的背影。然后我忽然看不清楚远处的路了，我居然情动于衷，哭了起来。开始还是试探性地，小小的抽泣，慢慢地居然涕泪滂沱，呜呜地哭着，眼泪把眼影和口红润湿、模糊掉。
我一边歪着嘴一边开车。路过红绿灯，我把车停下。一辆出租车距我很近，那司机转过脸来冷漠地看我。他一定看见了我扭曲的难过的脸，他也一定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