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晖
马君武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翻译家和诗人。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二次革命”中均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从分析马君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言行入手，探讨马君武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揭示马君武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这不仅对于研究马君武个人的历史有作用，而且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马君武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马君武（1881一1940)，原名道凝，字厚山，嗣改名同，游学日本后又改名和，字君武。祖籍湖北蒲圻，到其祖父马光吴时，流寓广西桂林。
马君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度过的，中经中法、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少年时代的君武，家境贫寒但勤学不辍，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拯民的志向。
马君武的曾祖父马丽文，是清道光进士，曾任福建道御史，为、官清廉，中英鸦片战争中，因专折参劾琦善误国而遭到迫害，死于广西思恩府任上。君武“幼时尚看见家中遗下的奏折草稿”，其继祖母吴氏又经常提醒他“切记不要忘了你曾祖的勤苦”。曾祖父的正直爱国，满族官吏的祸国殃民，在幼年君武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他今后的人生旅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君武年仅九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从此一家人靠母亲为别人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生计。但君武的母亲诸淑贞知书达理，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想让子女辍学，而且她对子女管教非常严格，常说：“铁不打不成好钢，孩子不打不成好人”。君武白天在馆读书，晚上要在母亲跟前背诵，“背错了一个字，头上至少挨一板”。君武十二岁时，为生活所迫，母舅诸嵩生将他带到阳朔读书。他童性未改，离开了母亲的管束，便每天偷偷外出游山玩水，摘果子，斗蟋蟀，甚至赌博。诸嵩生只好将他送回桂林，诸氏恨铁不成钢，将君武痛打一顿，君武悔恨交加。从此“便下了一个很坚定的决心，就是拼命读书和立志做人”7在慈母的严督之下，君武从此勤学苦读，每天手不释卷，至十四岁，便读完了《诗经》、《唐诗》、《史记》、《汉书》等历史要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君武正在外舅祖陈允庵家就读，陈是当时广西府署的首席幕僚，交游很广。在此，马君武“常由诸位表舅谈话，听到战争情形”。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乃至近四十年后（1932年），他在写自传时，仍以专章清楚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对战事失利的“愤慨”，对李鸿章卖国求荣的“痛骂”，对割让台湾辽东的“义愤填膺”，对台湾人民英勇抗日的“兴髙采烈”，对抗日英雄的推崇，对最后战败的“痛惜”。后来，他又从台湾归来的桂林人讲述的抗日故事中受到启迪。由此，民族的灾难、祖国的危亡在少年君武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培育了他爱国、救国思想的根苗。
促成马君武立志救国的另一关键是结识抗日志士唐景崧。唐景崧，字微卿，桂林人，台湾割让日本后，曾一度担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导台湾人民抗日，失败后内渡家居。唐景崧籍隶桂林而坚持抗日，被当时的桂林人引为骄傲，“一般长辈见面时都以他作谈话资料”。当时正在陈府读书的马君武从这些谈论中了解到唐景崧的抗日事迹，认为他“真是当时的英雄”。后来又见到了从台湾内，渡返桂的唐景崧，心中涌起御敌救国的激情。1899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呈请设立广西第一所新式学校~桂林体用学堂，分中学、西学两科，并聘请唐景崧主持其事。马君武于学堂首次招考时便以优异的成绩录取人堂，尊唐景崧为“恩师”，中西学科，兼习并重，唐主讲经史及策论。在课堂上，他常常议论时政，马君武更进一步了解到国内外局势，更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危亡，从而坚定了立志救国的决心。在他的住房里，“齐壁揭橥格言以为常”。他还经常对同学讲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立志“学为圣促”。
怀抱经国济时大志，亟待脱颖而出的马君武，在决心苦学报国的同时，又开始以敏感的嗅觉探寻救国门径。1897年至1901年秋，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马君武的思想主要是崇信改良，其救国拯民的政治活动也主要围绕这一思想而展开。
1897年1月，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等人发起组织“圣学会”，设立“广仁学堂”，刊行《广仁报》，在尊孔子、传圣道的旗帜下，向民众宣传改良思想，培养变法人才。当时马君武年仅16岁，虽未正式人康门，但经常与康氏弟子况仕任、龙泽厚等人往来。况、龙主办《广仁报》，是“圣学会”中的活跃分子马君武经常从他们那里获知康有为的讲学内容，又常去旁听，并借阅康氏弟子在各地刊行的《时务报》、《知新报》等类刊物。同时看到西方传教士在华刊行的各种书刊严从而了解到中外大势。马君武被康有为的维新救国学说深深吸引，他钦佩康有为，称其为“维新魁杰”，高度赞扬他所宣传的维新思想，“理道探诸教，兴亡洞各邦。慈悲演新学，谈笑解愁肠”。他从康有为及其学说中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乱离公可恃，支那不全亡”。他对康有为所构想的国泰民安的大同世界无限神往，改名为“马同”，并以“马恫”为笔名，投书《广仁报》这可说是马君武思想趋向维新之肇始。
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1900年，具有维新思想的马君武参与了康有为策划的勤王保皇之役。维新志士被镇压时，马君武正在体用学堂就读，他与同学邓家彦、秦力山等人既痛惜变法运动的失败，又对守旧派的行径非常不满，便在日记中评点朝政得失，此事被学堂提调知悉，便以“犯上”、“违禁”为由出示惩戒，并张榜公布被惩学生名单，马君武等人对此非常愤慨，便撕毁告示，出走香港。邓家彦、秦力山二人转赴澳门，就读于“储才学堂”。马君武则独自一人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谒见康有为，执弟子礼，参与康有为进行的政治运动。1900年，康有为以“衣带诏”号召天下勤王。计划“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命唐才常举义武汉，徐勤袭取广东。在广西，除借助会党武装起事外，还欲倚重唐景崧秘密联络广西官绅作内应。马君武是唐氏高足，因此，康即委君武以入桂重任，伺机大举。君武慨然应命，赋诗言志：“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但事与愿违，君武还在奉命疾归途中，唐才常在武汉事泄失败，光绪皇帝避走陕西，维新派武力勤王的计划破产，马君武所参与的维新变法运动再次受挫。
马君武在勤王之役失败后，并未再回新加坡追随康有为，而是出桂求学。1900年冬，在漓江夜航的孤舟上，他慨然长叹：“夜深短艇思往事，茫茫前路我何之？”这说明他开始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不愿再回到社会改良的老路上去，但前路漫漫，此时的马君武并未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从1900年冬到1901年夏，君武先后到广州、上海苦学法文，并翻译出版《法兰西革命史》、《代数学》等着作。马君武这一时期在刻苦的学习中苦苦探索，其思想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
马君武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思想上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早在1899年，马君武的“革命思想已在此时萌芽”；有的认为在1901年马君武翻译《法兰西革命史》时，“其革命思想，亦犹朝曝东升矣”还有“1902年初”之说。笔者认为，马君武的这一转变是从1901年秋开始的。
如前所述，1899年马君武还是一个变法运动的追随者，无从说已有革命思想。1900年勤王之役后，他虽对保皇改良发生怀疑，但并未做出背离保皇的选择，其间虽翻译过《法兰西革命史》，并不能说明他本人巳有革命主张。但是，到1901年下半年，君武身上发生了值得引人注意的变化。（1)1901年秋，他结识并推崇张竹君女士。张竹君为广州的一个女医生，崇尚西学，主张男女平权、众生平等、君为民役，认为“今日主张革命者，诚豪杰”。马君武多次听其演讲，对其推崇备至，称赞她“诚中国之女豪杰”并让自己的母亲到张竹君所办的女子中学任教。（2)1901年冬，马君武得到广东东莞县知县刘德恒的资助，“出香港，剪了辫子，买了一套很薄的洋服，搭三等舱到了横滨”，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活。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时的马君武在得到资助后，为什么不去新加坡见其老师康有为，而是留学日本；二是马君武为什么会推崇不仅重西学而且赞成革命的张竹君女士；三是他去掉了标志清朝皇上臣民的长衫和辫子。从以上这些事实至少可以看出，从1901年下半年开始，马君武基本结束了前段时间的苦闷彷徨，开始背离他过去所信奉的尊君改制之道，选择一条崭新的道路。
1902至1903年，马君武虽然曾与梁启超交好，但其思想已不属改良的范畴。
《新民丛报》于1902年4月创刊，“梁启超于此报出版第一、二年内，阐扬民族主义，不遗余力，所着破坏论尤为激烈，影响国内思想至巨”。此时的孙中山亦“与梁启超常有往还，私交甚好，梁任公到美国，总理给他写了介绍信”。因此，1902至1903年，马君武为《新民丛报》撰稿与思想上倾向革命并不互相矛盾。而且，据记载，“马君武虽与梁启超同社，而志趣绝异”。君武所敬重的，仅仅是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非凡文采，及其对自由、平等学说的宣传，梁启超纵有如椽巨笔，亦无法使君武回到保皇改良的老路上。
从马君武这一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诗作内容看，其思想已远远超出了梁启超“新民”学说的范畴，包含了鲜明的民主革命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抨击君主专制。1902年4月，马君武在《（法兰西今世史）译序》一文中指出，中国自夏禹传子，废止禅让制以来，“民贼代兴”，“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专制制度造成中国国民“脑筋尽断，血液尽冷，生气尽绝，势力尽消”在这里，马君武不仅对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提出严厉的控诉，而且指出造成中国国民愚昧的原因为君主专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新民”学说的改造中国国民道德的空泛宣传。在《论赋税》一文中，马君武更是把批判矛头指向君主专制，指出：“专制之国，君主使人民死，人民不得不死”，痛骂“不肖之君吏，营私侵吞，其罪与盗贼无异。”(2)倡言革命排满。君武指出，在专制国家里，要改变君民、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必自革命始”。他引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指出文明之国民，一旦丧失权利，便不惜用流血革命的手段来争取。当今中国，人民饱受专制之苦而心安理得，无怪乎。美国学者十弥时称中国人没有公共心。(3)向往共和。马君武把共和制和君主制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取舍。他指出，革命前“法国人民之困苦与吾中国今日之地往无异也”，中国实行君主制造成国弱民衰，而法国实行共和制，成为“欧洲文明开化最早之域”，“天下最安宁之国，莫若共和国者”。君武称赞法人所着《共和原理》一书“鼓吹共和主义，中多明白痛快之论”。其向往共和，溢于言表。⑷倡言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本是“新民”学说的主要内容，但在这一点上，马君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并未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宣传上，而是更进一步，冲出改良的范畴，指出获取自由的途径。在他的《自由》诗中说：“西来黄帝胜蚩尤，莫向森林问自由。为奴岂是先民志，纪事终遗后史羞”。在这里，君武将满清比做“蚩尤”，告诉人民要获取自由，绝不能寄希望于满清政府的给予，而只能像黄帝胜蚩尤那样，推翻异族统治，才能获得民族的复兴。这样，君武将自由学说和排满革命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具有了民王革命的显着特点。同时，在其平等学说中，君武把争取共和与争取男女平等摆在同样重要位置。他指出，在专制国家里，“人民为君主的奴仆，女人亦为男人的奴仆”，要改变这种状况，“必自革命始，必自国中之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平等之公权始。”这样，君武把革命对专制国家政权的冲击扩展到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以便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树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风尚，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醒时之论。
马君武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也一步步脱离了改良宗旨，倾向于激进的革命。
1901年底，马君武经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介绍，在横滨见到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与孙晤谈后，他常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这表明，马君武在见到孙中山后，将孙和康、梁进行了认真比较，也在革命和保皇之间做了明智的抉择，开始服膺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
1902年4月，马君武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一起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会”。该会以纪念亡明为名，鼓吹反清革命，章太炎亲自撰写宣言书，历数明末各省官绅军民反抗满清入治的史实，“措词激烈”，“深明排满革命之大义”。此次纪念会遭到清政府与日本当局的干涉，梁启超等一些署名赞助人惧祸退出，发起人中也有数人反悔，最后仅剩十人，即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和（君武）、王家驹、周宏业、朱萎溪、陈犹龙、李群、王思城。3月19日，纪念会在上野精养轩召开，孙中山从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到会。”支那亡国纪念会”是留日学界开展最早的革命运动之一，它在留学生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自是以后，革命排满成为世之所趋，留东学界，断发以示革命者，大不乏人”马君武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消息传到桂林，“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都非常激动，对淸廷渐渐从反感而至仇视”，在对待排满革命的态度上，马君武与梁启超截然不同，反映他在行动上已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