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在论述当时内政时详细罗列了清廷“有心误国”的四条罪状：“焦滇之分卑，戮之所以惩人民之异志；阿瞒之官贵，容之所以表政府之同情”；“苟可以供政府一日之挥霍，则虽尽斩绝我民命国脉以为殉，而无所于恤”；“内外厚薄之计较业既了了于吾心，凡百之倒行逆施，皆视为吾分定之事，彼舆论者何物，而能摇夺吾万一乎”；“国可亡，民可弃，而孤寡专制之政体永永不可变易而已”。这样，便造成了清政府统治下，一面是贵族和大小臣工“酣歌醉舞”，一面是政府制造“无一”日惑息”的“癌疫水火兵戈的惨痛局面。对于清廷官场的黑暗，于右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只有几十个字的《元宝歌》：“一个锭，几个命，民为轻，官为重；要好同寅，压死百姓。气得绅士，打电胡弄。问是何人作俑，樊方伯发了旧病。请看这场官司，到底官胜民胜？”寥寥数语即活生生地刻画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读后使人有痛快淋漓之感。他还对“瘦郎”先生写的《傀字官场》一文进行评论，借以揭露官场之黑暗。原文说：“客有善诙谐者，或问之曰：今之官场，其现像如何？客不答，提笔书一傀字。或问其故，曰：傀字从左边看是人，从右边看是鬼，不人不鬼，半人半鬼，合凑起来实成为一傀儡的傀字。岂非今曰官场之现像？大风曰：然则今日之官场，皆吾民之催命鬼乎！”此文发表后，在读者中反响很大。有的说书人，甚至将其改为《聊斋新编》在茶坊市井里广为传播。
当许许多多人还沉浸在清廷立宪“新政”的美梦中时，于右任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无情揭露清政府所上演的立宪丑剧，以此来清除人民对清政府的幻想，号召人们“以自力救国”，推翻清朝政府。
其中《中国改革谈》、《敬告希望政府之国民》、《天乎血》、《论国民最近之心理与今后之责任》等文章就是这种革命宣传的代表作。如早在1907年于右任就一针见血地戳穿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性，写道自预备立宪之声一出，以宪政之浮文，蒙专制之实体。政府以预备立宪四字颠倒部臣疆臣，而其昏庸泄沓贪污淫酷也如故；部臣疆臣以预备立宪四字矜炫国民，而其昏庸泄沓贪污淫酷也如故。然而政府则岸然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位，盖用立宪俱天下，而以一切新政涂民耳目，其威可以卫，而其术可以不穷也。夫如是，则政府立于不受监督之性质，所谓根本政策，所谓行政行为，皆非吾党所能赞一词！”当举国上下立宪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于右任再一次告诫民众：所谓“立宪”，不过是清政府“朝三暮四之手段”，“仅持有一二虚文以饰耳目也”；自“预备立宪”以来，“官吏昏暴于上也如故，人民僬悴于下也如故，外人之恣肆、言论之摧锄也，亦无不如故”，“吾然后知政府之所谓改革者，不过欲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为党人所煽惑”。还征引波斯(今伊朗）、暹罗(今泰国）等国改革的实例，借以证明中国也必须“效法泰西，与平民以自由，祛专制之恶习”，乃至不惜“激战”而“卒夺专制政府”。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结果只能是“臣民未受宪法大纲之利，先受宪法大纲之害”，“以四万万人托命之宪法，而国家篡定无一代表，其权利义务之不平也可想”。因此，他认为国民要“享宪法之幸福”，只有“先摧毁旧日误国病民、抄袭不通之宪法草纲，而后真宪法始有可望”，并号召人们都来研究宪法问题。
作为北方革命党人的于右任，对陕甘酷吏更是不遗余力痛加鞭挞。例如《神州日报》登载了许多来自陕甘的“通讯”。这些通讯披露升允在西北地区横征暴敛、滥杀无辜以及焚禁新书等种种罪行，称他是当今的“秦始皇”、“活阎罗”，并代西北人民悲愤呼号：“长夜漫漫，果何日旦？”“天乎！吾西北何日去此害也！”《民呼日报》创刊时，适遇甘肃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对此格外关切，连续排发消息和评论，严正控诉以升允为首的西北酷吏们无视民众的死活，长期匿灾不报，却苟征依旧，敲骨吸髓，直接导致了赤地千里、饥民相食的惨像，并倡议开展募捐救灾工作。于右任主动邀请旅沪陕甘同乡会的头面人物刘定荣、李岳瑞等，组织甘肃赈灾所，办公地址就设在报社内。但西北清吏不仅侵吞赈灾款项，反诬于“假赈营私”。《民呼日报》也因此被迫停刊。
于右任还针对当时瓜分之议再起、清王朝与列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情况，指出：“今兹瓜分秘议之结果，显言之，则为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土地之像；微窥之，实即我残忍不道之政府与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四万万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局也。”于右任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揭露清王朝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他认为，以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为界，此前清王朝与列强间基本上是侵略与抵抗而后投降的关系，此后基本上是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宰割中国人民。尤其“丙午以来，俄而曰立宪立宪，俄而曰国会国会，朝三暮四，无在而非伪为，盖在政府之心目中，固久巳指定一瓜分以后之小朝廷为息壤，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成见，确乎其不可拔。”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立足点既不是国家社稷，也不是民众，而是它自己，如“观于此次瓜分之密议与政府对于此密议之态度，可知外人之为吾朝廷计者，固远胜于为吾国计；朝廷之所以自为计者，更远胜于为吾民计。”于右任一再提醒人们，在清政府统治之下，政府已与人民无俱存之理，只有追随革命党人进行反抗斗争，才能摆脱被残杀的命运。他说瓜分定议之日，即吾民与政府恩断义绝之日。昔之政府所以能制我民死命者，固实利用我民之团力耳，一旦恩断义绝，则以曩日扞卫政府之力，移而为扞卫自身之力，在吾所凭藉者已厚，彼残忍不道之政府，即欲与列强私相授受，其率亦不过自取覆灭而已，而吾民挟此固有之力，以与列强自为战，衡以近世历史之公例，要未有不能制胜者也。”并例举波兰、朝鲜和泰西近世历史论证之，作者还用“人民以迫于外患而离政府以立国者，有之矣，以脱离政府而罹外患，以亡国者，则未之闻”的历史事实，鼓舞习惯于专制统治之下的人们脱离政府、反抗政府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清廷“有心误国”，而“预备立宪”不过是清廷苟延残喘的幌子，所以“今日之望政府能立宪者，殆不啻与狐而谋其皮也”。人民必须“离政府以立国”，以武力保护自己，“与其束手以就天下之戮何如冒万死以求一生之为幸乎”，于右任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廷。同时他认为必须将全国民众联合为一独立团体，自奋自立，革命才能成功。“但知人民与政府必联合以御外患，不知外患既迫，政府不可与共利害，则人民不得不图自奋。盖吾民今日之存亡生死已与政府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政府自为计，则不恤乎卖人民；人民自为计，亦何惮于离政府。故今后之人民与政府无俱存之理，亦无俱尽之理，胜负成败，惟力是视。”要而言之，“结合公共之大团体以从事根本救国之术，则吾国其庶几矣。”
于右任宣传的反清革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为武器的，这从他早年的《署中狗》一诗中可看出：“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而且反满与反帝是相联系的，所以“为我国民今曰欲保存固有之权利，不可不先破坏外人之权利；欲破坏外人之权利，尤不可不先破坏独夫民贼之权利。盖外人尚间接以亡我，而政府则直接以亡我者也。”也就是说，它不仅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而且反对清朝政府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统治，这无疑已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
(三)相信民力、振奋民族精神是于右任民族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