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国内战争。一时间天空中乌云滚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制定了打败蒋介石反动派正确的政治、军事方针。毛泽东同志精辟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号召广大人民树立信心，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不到一年半时间就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对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所谓“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预示着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即将覆灭，“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西北的解放，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的新生也指日可待。
一、向大西北进军的历程
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战斗展开以后，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为首的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与十倍于我的敌人进行英勇的人民战争。我军运用巧妙的“蘑菇”战术，把敌人磨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到处扑空，处处挨打，完全陷入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狼狈境地。而我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支持下，通过“1947年10个月的斗争，歼敌正规军3个整编师部、3个旅部、5个整旅、11个整团，共61000余人以及非正规军万余人。除延安、甘泉、鄜县3个据点外，陕北失地全告光复”。在靠近宁夏的三边地区，我军亦打退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联合进攻，“收复华池、曲子、合水、环县、定边、安边、盐池等县城”，粉碎了西北“三马”与胡宗南向我陕甘宁解放区的所谓“合击”计划。1948年3月，西野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即挥戈南进，由内线作战转入了外线作战，接连取得宜川大捷和西府、陇东战役的胜利，并乘机挺进泾水、渭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于4月22日收复延安。至此，我军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歼敌人正规军十一万五千余人”，“不仅完全收复陕北原有的老解放区，并向南发展新解放区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还拖住了几十万敌人，有力支援和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9年，是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一年。毛泽东同志及时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重要文献，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本营南京，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朝华东、华南各地追歼敌军。在西北战场上，我第一野战军（西野改称）亦展开迅猛的攻势，5月20日解放了胡宗南长期盘踞的老巢西安，泾渭流域和关中广大地区相继回到人民的怀抱。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予西北的四十万反动军队，特别是利用马步芳、马鸿逵等进行垂死挣扎，妄图东山再起”。于是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即以西北军政长官和甘肃省主席两席位为诱饵，拉拢宁、青二马配合胡宗南部向西安反扑，妄图占领西安，东出河南，以牵制我第二、四野战军南下。当时，胡宗南的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官裴昌会）、青海兵团（兵团司令官马继援）、宁夏兵团（兵团司令官马敦静，以卢忠良为前线总指挥）和固原兵团（兵团司令官马惇靖）共10个军15万人马，分3路大举东犯。而我方由于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十九兵团加入一野建制，兵力数量已同胡、马大体相等。面对各怀鬼胎，矛盾重重的敌人，我军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以歼灭胡宗南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扶（风）郿（县）战役，一举歼敌主力4个军约四万余人，并乘胜解放了宝鸡、凤翔等城市，取得解放大西北第一个回合的辉煌胜利，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造成我军继续西进，彻底消灭宁、青二马，向大西北纵深进军的有利态势。
二、马鸿逵父子的逃亡
胡宗南由西安逃窜到陕南以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宁夏与兰州顿失屏障，“二马”的地盘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为保护自己的封建领地，马鸿逵不得不孤注一掷，作困兽之斗；同时也想侥幸取胜，向其主子邀功，与青马争夺甘肃省主席和西北霸主的地位。但是马鸿逵毕竟是匹有名的“滑马”，他总想让胡宗南和马步芳去打硬仗，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而胡宗南对“西北马”从来就不信任，只不过利用“马家军”达到收复自己老巢的目的。他暗中指示部属：“马家素来狡猾，不要上他们的当。部队要慢慢地前进，或者不动，千万不要突出前进。”就是说，先让“马家军”去打头阵，如果攻下咸阳，胡部就去抢占西安，假使战事不利，自己可以推卸责任，免受损失，调头逃跑。至于宁、青二马，也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为争夺西北长官和甘肃省主席宝座，已闹得不可开交，互为水火。马步芳以西北军政长官的身份，让其子马继援担任援陕三军总指挥，并将宁夏兵团派往攻打咸阳的第一线，马鸿逵对此极为不满，曾亲至前线，向宁夏兵团前线总指挥卢忠良面授保存实力的机宜。扶郿战役一打响，马鸿逵深恐宁夏兵团被围歼，即令卢忠良从乾县地区向平凉撤退。宁马这一突然行动，也迫使青马后缩。因此宁、青二马眼看着胡宗南的主力被歼，谁也不去救援。
宁夏兵团退到平凉后，7月24日，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在静宁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定了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决定在平凉与我军决战，幻想再次抗阻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按照这一计划，陇东兵团（宁夏兵团改称）的任务是死守平凉一带；陇南兵团（青海兵团改称）的任务只是在天水设防，待机向我军右翼攻击。老奸巨猾的马鸿逵不愿做赔本买卖，更不敢以卵击石与我军决战，急忙电令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7月29日、30日化平（今泾源县）、平凉相继解放，马步芳鼓吹的平凉决战成为泡影，宁、青二马如同丧家之犬，竞相向其老巢银川和兰州逃跑。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西北败局，又急急忙忙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到广州参加所谓“西北联防会议”，决定在兰州与我军决战。为调和“二马”的矛盾，8月1日又宣布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这对马鸿逵似乎打了一剂强心针，精神为之一振。为了对主子有所表示，他电令已逃到固原以南任山河一带的宁夏兵团，凭借三关口和六盘山的险要关隘，固守瓦亭，以阻止我军胜利前进。但是在我十九兵团十余天猛烈追击之下，宁马官兵已成惊弓之鸟，任山河战斗仅几个小时我军就歼敌五千余人，夺取三关口，占领瓦亭，控制六盘山天险，“打开了通向兰州和银川的缺口”，从地理上割裂了宁、青二马的联系，造成了各个歼灭的有利条件。8月2日，固原县解放；3日，隆德县解放；11日，海原县解放；13日，西吉县（穆家营）解放。甘肃省东部的门户都被打开了。第一野战军主力乘胜西进兰州的同时，留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进驻海固地区，并向宁夏银川方面佯动，牵制和监视宁马，随时准备歼灭胆敢向兰州救援的宁夏兵团。
8月中旬，马鸿逵由广州飞回宁夏。这时，宁夏兵团和马鸿宾部八十一军均已逃回宁夏；陕北榆林国民党军队亦宣布起义；“三边”地区均为我军收复，中共宁夏工委所在地的盐池县亦于8月5日光复；绥远省的和平起义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兰州的解放已成定局，宁夏马鸿逵部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为了使宁夏人民少受战争的损失，我党对宁马军阀一直做争取工作，对马鸿逵其人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争取和平解决宁夏问题。还在扶郿战役之前，毛泽东同志在7月6日《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的指示中，就指出应对青、宁二马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毛主席设想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但是，由于马鸿逵自知其作恶多端，深恐宁夏人民饶不了他，对我党的宽大政策也不相信；加之他多年搜刮所得的大量财产已转运国外；而最关键的还是由于他的反动立场和反革命阶级本性决定了与人民势不两立，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所以他终究不会放下屠刀，也不可能立地成佛。马鸿逵父子和他的主要帮凶，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的前夕，先后坐上飞机逃跑了。
三、三路大军解放宁夏
第一野战军于8月26日解放西北重镇兰州以后，立即遵照彭总命令，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精神，兵分三路：左路向青海、中路向河西走廊、右路向宁夏方面追击前进。
解放宁夏的历史任务，由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原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担任。这支英雄的部队，在三边军分区地方武装和宁夏工委领导的回汉支队、游击队积极配合下，在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等同志亲自指挥下，全兵团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三个军，辖九个师、三十多个团，计八万多人马，分南、北、中三路，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浩浩荡荡向宁夏快速挺进。
北路：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担任，率先于9月2日由兰州出发，沿黄河左岸，经景泰、营盘水一线向中卫进军。15日解放景泰县城后，全师英勇奋进，北越古长城，进入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荒凉地带。沿途村少人稀，连烧火的柴草都极为缺乏。广大指战员风餐露宿，冒着秋雨，忍受戈壁滩的夜寒，克服重重困难，十天走了八百多里荒原，先头部队于17日胜利到达中卫地区。
中路：六十三军一八七、一八九师在军长郑维山、政委王宗槐率领下，与政委王道邦、副军长肖应棠指挥的六十五军前后递进。于9月5日从兰州出发，沿着黄河右岸，与北路军夹河而下，取道贡马井、靖远、兴仁堡、香山堡，向中卫、中宁扫荡前进。时值西北高原秋雨季节，一路上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但战士们为了早日解除宁夏人民的痛苦，天大的困难也没有放在眼里。他们如同奔腾的黄河巨浪，穿山越岭指向宁夏。15日前锋部队到达中卫县河南地区，并在常乐堡一带歼灭了正向中宁逃跑的八十一军两个团。在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强大声威和党的政策影响下，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于9月19日首先接受和平条件，集中所部于中卫县听候整编。《和平协议》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
（一）国民党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应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廿日廿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渡船只廿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并为了以上四项条款保证迅速执行，制作以下具体规定：
（一）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
在国民党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的行为。
本协定于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全权代表
曾思玉（签字）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
马惇靖（签字）
中华民国卅八年九月十九日
签字完毕，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曾思玉军长设宴招待了马惇靖一行。马惇靖军长一行于当晚返回中卫后，召集全体官兵宣读该协定全文，并认真贯彻执行了诸项条款，为瓦解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宁夏兵团和迅速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
南路：六十四军担任。早在一野西进兰州时，该军即奉命负责监视宁马动静。十九兵团大部队由兰州东进以后，亦在三边军分区独立一、二师配合下，于9月10日、11日，分别由驻防地出发，顶风冒雨，向中宁进军。12日，一九〇师在歼灭了敌骑十旅二〇团后，解放了同心县城，取得进军宁夏的第一个胜利。第二天部队继续北进。同心县至中宁县，沿途皆为荒无人烟的塞上大草原，百里荒山沙丘，树木罕见，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为了抓住战机，该军一九一师放弃大道，由兽迹罕见的荒山间道径趋敌后，经过一天一夜强行军，于14日晨抢占鸣沙，斩断中（宁）金（积）公路，截断了敌人退路，军部和大部队由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率领，沿宁平公路，于当日进驻了中宁县城。
十九兵团三个军在中宁会师以后，于9月17日即打响了解放宁夏的最后一战——金灵之战。这时宁夏的上层人士还打算依靠青铜峡天险，以广武岭和小西天作屏障，再次与我军决战。而马家军在我军强大声威的震慑之下，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堪一击了。19日，我军一举摧毁敌青铜峡、牛首山防线，打开了金灵地区的大门，龟缩在河东的马家军主力一二八军和贺兰军等部都成了瓮中之鳖。
然而，马家军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仍不觉悟，还想做垂死挣扎。穷凶极恶的河东国民军司令马得贵掘堤放水，金灵大片地区尽成泽乡。可是敌人的这一罪恶行动，非但未能阻止我军的前进，反而激起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为了尽快拯救人民出水火，我军在当地广大回汉人民的热情支持下，连夜进军，奋勇杀敌，经过三天四夜的战斗，就取得金灵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一二八军二五六师、三五六师和保一师、保三师、骑二旅等大部，俘敌四千九百六十多名，缴获各种炮一百零八门，以及战马、各种枪械、弹药、物资一部，彻底打垮了马家军的所谓主力军。21日，先后解放了吴忠堡、金积堡和灵武县，并控制了敌人的退路——黄河仁存渡口。
9月19日，马鸿逵次子、宁夏省政府代主席、宁夏兵司令长官马敦静乘机飞逃。当天，宁夏军方在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3军长的倡导下，由马全良领衔通电宣布起义。
21日晚，彭总发来十万火急的复电，对宁夏的起义表示欢迎。根据彭总的电示，22日上午，马鸿宾以家长的身份出面召集宁夏军政主要负责人开会，商派谈判代表。经马鸿宾提议，推派卢忠良为全权代表，马光天、马廷秀为代表。3人共赴中宁，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会晤，并于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宁夏的协定。《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全文如下：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附件一）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受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数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
杨得志（签字盖章）
政治委员
李志民（签字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
卢忠良（签字）
马光天（签字）
马廷秀（签字）
1949年9月23日，银川市各界代表，随带三十多辆汽车前往仁存渡口，迎接解放军入城。以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的第二、三营两个连组成的先遣部队，在熊秀龙副团长的率领下，乘车冒雨于午夜进入塞北古城——银川市，标志着宁夏省的解放。历时不到半月的解放宁夏战役胜利结束。它宣告了马鸿逵封建军阀集团的灭亡，从此，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宁夏解放后，银川市军管会和中共宁夏省委紧紧抓住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恢复生产和肃清匪特、巩固革命新秩序3项中心任务，保障了人民的胜利果实，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政权建设方面，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早在2月，西北局就曾批示宁夏工委，要求积极做好接管宁夏的各项准备工作。解放军进军宁夏的同时，宁夏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多次批示精神，具体提出了《对接管宁夏工作的初步意见》。所以宁夏一经解放，接管和建政工作就能有条不紊地顺利展开。银川市解放的第三天，以杨得志为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为副主任，临时代行全省最高权力机关的银川市军管会宣告正式成立，并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安民布告”，对稳定全省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布告全文如下：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解字第壹号
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令：
“银川市解放后，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迅速确立革命秩序，以利今后建设，着令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期间，为银川市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党政军民机关，均须受军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凡银川市人民均须遵守军管委员会的命令，服从其管制。特任命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兼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友参为副主任。”得志等遵即于本月二十六日正式就职，军管委员会当即组织成立并已入城办公。
为达上述目的，本会奉行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并向各界人民宣布以下九条，愿共守之：
一、各阶层人民之生命财产，本会一律保护，全体人民应即各安其业，勿相惊扰。
二、本会决定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治的主张，负责保护回蒙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回蒙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召庙、拱北，望勿听信谣言，妨碍民族团结。
三、除马鸿逵等首要战犯与官僚资本的财产，依法予以接收外，本会保护所有一切私人工商业的财产，如有战犯股份者，应听候处理。
四、一切公营企业如工厂、银行、仓库、贷栈等。公用事业如公路、电话、邮电等。文化教育机关如学校、图书馆、民教馆、农场、报社、教会等。公共建筑物如体育娱乐场所、名胜古迹、庙宇等。及其原有人员如局长、校长、经理、技师、工人、职员、教员、学生等，除破坏分子外，本会一律保护并量才录用。望各安心供职，负责保护所有物资、器材、工具、建筑、图书仪器等一切设备，勿使损害及遗失。
五、凡蒋马伪政府、专署、县区各级党政机关，皆为反动的统治机构，着即一律听候本会派人接管，其原有人员，除积极破坏的反动分子外，本会一律不加逮捕，应该继续看守，并将各该机关所有物资、档案、文件、武器，造具清册，办理交代，不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其确属悔过自新为人民服务者，听取人民政府甄别录用。
六、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反革命党派，如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均为非法组织，着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如有故违，定予严惩。
七、严禁暗藏特务，不法之徒，进行军事破坏，偷盗抢劫，放火等作恶行为，如遇上述情形，军民一律均有权扭送或迅速报告军警治安机关处置，本会当酌情予以奖励，其自动向本会自首报告者，从宽处理。
八、蒋马散兵游勇，限布告日起，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本会当根据自愿，分别收容或遣送回籍。如有违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交，窝藏不报者，也应受到处分。
九、蒋马之秘密仓库，埋藏的武器弹药、电台、文件、物资及一切物品，均须报告本会，报告属实者奖励，隐匿不报者罚，以上物品有散遗于民间者，不得收藏，应即送交本会，自动交出者奖，隐匿不报者罚。
以上事宜，除呈报并分行外，合行布告周知。
此布
兼主任杨得志
副主任马鸿宾
朱敏
曹友参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不到两个月时间，银川军管会就圆满完成银川市和各县的接管工作，彻底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器，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425个乡政府、74个区政府、13个县政府、2个旗政府和2个市（镇）政府。各市、县还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代表会议，既是人民政权的初步权力机关，又是人民政府的协议机关，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步骤，是人民当家作主，直接参政的标志，是团结全省各界人民建设新宁夏的开端。
解放初期，宁夏的经济恢复任务十分繁重。军管会充分依靠工人、城市贫民，很快完成了对工厂企业和经济部门的接管工作，尽快组织它们恢复生产、恢复营业。为了稳定金融，繁荣市场，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整顿税制，抛售商品，组织土特产品对外贸易，打击硬通币（银元）的黑市交易，很快就平抑了物价，安定了城乡人民的生活。在农村工作中，不仅提出了大修水利，努力开荒，力争下年增产40万市石粮食的任务，而且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度荒活动，注意安排农民的生活。政府还发放了大量救济粮食、冬衣和各种救济物资，宁夏城乡人民安居乐业，很快就初步医治了旧社会的创伤。
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不断组织和指使匪特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宁夏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已派卢博儒为宁夏独立电台台长，潜伏于银川，刺探我情报，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同时还委任惯匪郭永胜（郭栓子）为所谓“西北反苏讨共宁夏军区司令员”指使郭匪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加之马军残部和散兵游勇的骚扰，使得宁夏边远地区的同心、磴口、阿旗和平罗、中宁、中卫的部分山区不断发生匪案，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军管会及时发布了第二、第三号布告，宣传党的政策、饬令收缴散兵游勇的武器，限令匪特分子进行悔过登记。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仅银川一地，很快就登记、收容并遣散了原马部旧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近万人，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原蒋、马在宁夏的5个特务系统、26个单位中的大部分人员都先后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交出了电台、密码、武器和文件。另外，在剿匪的军事行动中，采取军事清剿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普遍建立人民自卫武装，所以很快就打击了匪特的嚣张气焰，先后将马绍武、罗明朝、郭栓子和李守信等匪帮剿除净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保卫了人民的新生活。
1949年12月23日，以潘自力为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为副主席的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