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在西夏甚至中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地方，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军事谋略上。三川口之战迫使宋朝签订停战和约，好水川之战改变了宋夏较量的军事格局，青唐之战切断了吐蕃和宋朝的联系通道，夏辽之战几乎活捉辽兴宗。通过一场场战争，完成了一个雄踞西北的西夏版图的扩张和稳固。
李继迁从20岁带领党项羌和宋朝作战22年，给儿子李德明留下了以灵州为核心的党项羌扩张的根据地，也留下了宝贵的战争经验：避开和宋朝的正面交锋，向西扩张。李德明即位后制定的“东和西战”策略，将扩张的剑芒指向西部地区，以完成李继迁时期就制定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的战略。他将儿子元昊送到战争的最前线，一是党项族落一直保留着首领冲杀在前的传统，二是为儿子日后继承自己的位置赢取政治资本，三是丰富其军事指挥经验。元昊早期时的党项军队已基本具备了有自身特色的指挥系统，隶属于党项政权的各部落酋帅及其部众，臣服于党项羌最高首领的军事指挥权。元昊统领下的强大武装，已经足以挟制党项羌各个部落，而各个部落为了寻求有力的庇护，也自然听命于大首领，这种情形在西夏建国初期依然存在。党项内部和外部族落通过政治婚姻或准血缘方式，形成了内部固定而亲密的关系，这样就出现了金字塔式的、以李氏家族大首领为塔尖的军事指挥系统。早期按照家族之间的血亲关系，由近及远，逐渐向外辐射其军事指挥能量，在以拓跋氏为核心，卫慕氏、野利氏、没藏氏等豪族之间形成的关系图系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即便是元昊建国后，在全国境内设立了12个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监军司，其最高首领也是如《宋史·夏国传》中陈述的“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宋朝军队出发前，奉行中国传统兵法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法则以及依靠大批辎重运输粮草的军事后勤保证体系。而西夏军队则不同，他们在长途奔袭中，所带的军粮不超过半个月且由士兵自己随身带，这样就避免了动用部队或民夫运送粮草，以致过程漫长甚至因为目标过大而引起敌方注意。正如宋徽宗时的陕西转运判官钱即所说，党项“其民皆兵，居不縻饮食，动不勤转饷”。行军途中，西夏军队如果粮草不足，则有“擒生军”在战争中负责掳掠对方的财物补充，加上精良的战马，使西夏军队的行动赢得了范仲淹所说“风集云散”的称誉。
1028年，元昊将自己的青春岁月辉煌的起点定格在了马背上。在父亲几次攻打河西不利的情形下，于这一年率军从灵州出发，袭击800多公里之外的甘州。在这场以速度赢取胜利的战争中，党项军队凸显了制胜的最大法宝：快速作战的指挥系统和精良的马匹。经过激战，回鹘政权遭到彻底摧毁，谢幕于元昊的战刀之下。从此，西夏人占据了河西重镇甘州，彻底解决了一个新兴帝国所需要的粮食和畜产不足的问题，并为继续向西和北推进，奠定了帝国版图扩张的地理优势，正如清朝学者吴广成在他的《西夏书事》所述说党项人占领甘州后“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这次战役，不仅凸显了元昊的军事才能，也使他在这次战功后被册立为太子。
2耀7世纪的中国，具有全国性的三大据点是：洛阳衰落后北方的邺，北方世家大族南迁后兴起的南京和凉州。前两者是人为选定的，而后者纯粹是自然形成的，它更多的是基于丰裕的物产和良好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也与这里“武力威震河西”的军事地势有关，由晋至唐，这里均为凉州武威郡治。
凉州是河西走廊面积最大、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繁荣的一片绿洲，适应多种农作物生长，自古就有“凉州不凉米粮川”之说。因而，也自然成为西夏政权在黄河右岸须极力征服的重点地区。《西夏书事》中这样描述凉州：“黑山峙其东北，黄河绕其西南，地方二千余里。”在西夏王朝统领者的眼中，这里的地位是“诚羌戎之都会，屯守之要区”。
1032年9月，元昊再次接受父亲的命令，带领党项军队开始攻打凉州。这次他采取的战术是声东击西，先是扬言要攻打和宋朝交界的庆州和环州，吸引宋军的西北边境主力到这一带，同时也使回鹘兵力失去戒备，然后出奇兵突袭凉州。攻取凉州后，东边河套平原的塞上江南富庶之地和西边的千里河西走廊南大门的“银武威”，像两条血管源源不断地给此后190年的西夏王朝输送着物资。1036年，元昊带领党项军队完全夺取了瓜州、沙州、肃州等整个河西之地后，使河西走廊成了西夏帝国疆域中仅次于宁夏平原的重要农业区和商业贸易区。
祁连山积雪融化，汇聚成疏勒河、黑河和石羊河三大内陆水系，形成了疏勒河流域的敦煌平原、黑河流域的酒泉平原、居延绿洲和石羊河流域的武威平原三大内陆平原。这里和宁夏平原及其他农业区，构成了西夏农业发展、牧业发展的强大基础，正如《宋史·夏国传》中所描述：“其（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徕、曰汉延，皆支引黄。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攻取河西走廊后，元昊将疆域扩张的目标放在了宋、夏交界的东部地区，双方沿边州郡中，延州是宋朝一个边境的军事要地，也是西夏出入宋境的交通要冲。取得延州后，西夏便可南下中原。元昊把延州作为对宋作战的第一个目标。金明砦是延州外围的一个堡砦，要想攻取延州，必须先拿下金明砦。金明砦的守将李士彬能征善战，手下有士兵10万，延州人称之为“铁壁相公”。对这样的军事将领，嵬名元昊使用反间计，他派人把一封写给李士彬的信和锦袍、银带故意扔在路上，信里的内容是约李士彬叛宋投夏。宋朝士兵捡到后，层层上报到延州，不料，此计被延州官员一眼识破。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元昊又派宋朝降将刘重信到延州去招降李士彬。结果，李士彬抓住刘重信，将他处死。诱降不成，又采取诈降，派手下部将主动投降李士彬，李士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延州知州范雍。范雍信以为真，不仅全部接纳投降的党项兵士，还赏赐给“降民”们金帛，安置在李士彬的各个堡砦中。于是，离开西夏前往宋营“投降”的军士越来越多。
诈降成功后，元昊又使用“骄兵计”。李士彬的祖上本来是宋夏边界地带的蕃部“熟户”，因忠心向宋而改汉姓李，世世代代镇守金明砦。元昊命令手下将士，凡遇到李士彬就不战而逃。然后放出话来：“西夏士兵听到‘铁壁相公’的名字，胆都吓得没了，狼狈逃跑，拦也拦不住。”骄傲自恃的李士彬真以为西夏兵怕他，愈发骄横，士兵偶有过失，李士彬就下令严刑拷打，手下人多生怨恨。元昊又下令暗中用金帛、官爵去引诱那些心怀怨恨的将士，让他们为自己作内应。1040年正月，元昊亲率10万大军南下，作出一副要攻打保安军的样子，迷惑李士彬。李士彬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但等了一整天也不见动静，以为西夏兵真的害怕不敢来攻他，便解甲就寝。凌晨时分，李士彬尚在睡梦之中，元昊攻入砦中。李士彬与儿子李怀宝一同作了夏军的俘虏，成为西夏和宋交战首次被俘虏的宋朝高级军官。
元昊轻而易举地攻下了金明砦后直逼延州城。其时正逢严冬，满山积雪，河谷冰封，西夏大军将延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知州范雍一面下令紧闭城门，一面派人去召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赶快带兵来救延州。石元孙、刘平调集5万人，昼夜行军赶往延州救急。队伍走到距延州城仅5里之遥的五龙川时，遭到西夏军队袭击。赶来救援的鄜延路都监黄德和、保安军北巡检万俟政和宋将郭遵等人，也被西夏兵裹入包围圈中。突出包围后，5位将领会齐步骑兵1万人马，结阵东进，到达三川口（今陕西省志丹县的南边，延川、宜川、洛川3条河流的汇合处），和元昊带领的西夏军相遇，西夏军故意丢弃老弱士兵和牛马，宋军士兵都争着抢着去夺，兵阵大乱。西夏军以回马枪的形式杀入宋军阵营，宋军全军覆没。三川口战役，是西夏立国后对宋朝的第一大战，西夏大胜，宋仁宗下诏，将延州知州范雍贬到安州；黄德和被腰斩，砍下头颅挂在延州城下。
三川口之战后，西夏军队向前继续推进，以金明砦为基地，再图进攻、围困宋夏边境不少堡寨；同时，也乘机派被俘的塞门砦砦主高延德向新上任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范仲淹带去请和的书信：“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范仲淹扣留下这封信，并未呈报给宋仁宗，而是写信给元昊，劝他取消帝号，臣服宋朝。1040年，宋仁宗下诏，宋军从进攻转为防御。延州、横山一带逐渐被西夏军队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启用范仲淹和名将韩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和夏竦安抚使共同布防延州一带，引发了宋夏战争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战”。好水川之战是元昊军事指挥史上的巅峰。此后，元昊带领西夏大军，在和宋朝的交锋中，时胜时败，时战时和，在和辽、宋之间的战役中发挥着他的军事才能，体现他晚期军事才华的战役主要是和宋军交锋的定川砦之战以及和辽国的战役。
1042年，元昊带领10万西夏军队将攻伐的目标放在了西夏南部边境定川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天都山西南）。元昊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宋兵引诱到砦中后，断绝水源后重重包围宋军，战后俘虏宋兵达9400多人。随后，元昊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朝关中军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不难看出，元昊以皇帝的口气昭告宋朝民众，他的远大图谋是以长安城为标志的中原地区。由于西夏发动进攻，宋朝关闭了双方设在边境的榷场，致使西夏的外贸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使双方的国内经济受到影响。宋朝在交战前，陕西每年支出钱帛粮草1550万贯，战争爆发后每年支出3363万贯；河东地区的支出也由每年的859万贯增加到1303万贯。1044年10月，双方达成和谈，宋朝封元昊为夏国王；赏赐西夏绢15.3万匹，白银7.2万两，茶3万斤；在保安军、镇戎军高平寨重新开通榷场，恢复双方贸易。
1044年，辽国西部境内越来越多的党项人和岱尔族人叛逃到西夏境内，辽国方面认为是元昊采取了诱纳政策，致使生活在今内蒙古萨拉齐县西北、乌拉特中后旗的800户岱尔族人和一些党项人叛逃到西夏。辽国要求西夏方面返还这些“叛民”，元昊不仅没有同意，反而指使、支持辽国西部边境的一些部族接连叛离辽国投入西夏。1044年11月，辽兴宗命皇太子重元和韩国王萧惠为先锋，自己带领辽军亲征西夏。元昊诱敌深入到西夏境内，亲自到辽军营中上表谢罪，辽兴宗命令北院枢密副使萧革接待元昊。对辽国的指责，元昊装出诚恳认错的样子，亲自捧酒具为辽兴宗祝寿。在鼓乐声中，元昊还折箭盟誓，且命令西夏军队后撤，3次后撤百余里，每次撤退将方圆数十里的村寨烧尽，致使跟进的辽军人马无法就地补充给养。等到辽兴宗答应和西夏言和时，元昊估计辽军已经草尽粮绝、人马饥乏，又故意拖延了几天，然后带兵反击辽军。辽军数量庞大、武装精良，就在西夏军队差点被击败时，突然刮起大风，在东北草原上的辽军无法适应风沙天气，而长期在沙漠戈壁间驰骋的西夏军队却奋起反击，激战过后，几乎将辽兴宗活捉。这次夏辽河套之战后，辽兴宗一直没忘记雪耻，《西夏书事》卷十八载说辽国方面“君臣谋议，通报丁口，简募甲兵，日夜教阅，思雪前耻”。元昊在战后则采取外交手段，比以前更加殷勤地进贡财物花钱买和平以积蓄实力。1046年11月，辽兴宗派兵进攻西夏，在黄河上提前搭建浮桥，以做退路，接着打造船只，在上游钩取浮物，保护浮桥，结果渡河部队遭到西夏军队迎击而失败。西夏军队在上游放大木，试图撞坏浮桥，断绝辽军退路，辽军依仗巨大木船上的大钩钩取木头，才得以保护住浮桥，安全撤退。
出生于一个几百年历史的军人世家，元昊从小即熟读兵法，并且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的大半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其“马背上的皇帝”的戎马一生不仅是西夏战事中辉煌的章节，也是中国帝王军事史上重要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