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年间的1813年正月，这天夜晚，江苏北部的兴化城内一个清寒知识分子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父亲刘松龄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刘熙载。
刘熙载聪颖好学，但是因为家境贫困，他到了上学的年龄却不能上学读书。于是，好学的刘熙载便常常跑到私塾外面听老师讲课，时间长了，就被私塾先生张秉衡发现了。张秉衡非常感动，就亲自来到刘熙载的家中，告诉他的父母可以免费让刘熙载到学堂读书。
刘熙载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15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这一切并没有消磨刘熙载求学的意志，他读书更加刻苦勤奋了。
道光年间的1834年，刘熙载通过考试，成了文正书院中的一名秀才。在这里，刘熙载在清代书画家解如森、查咸勤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学业进步很快。
1839年，踌躇满志的刘熙载赴南京参加乡试，并顺利成为一名举人。1844年春，刘熙载去北京参加会试，又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他还以文章与书法均优，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47年，刘熙载成为翰林院编修。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刘熙载的道德学问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赞许。1853年，不惑之年的刘熙载，奉皇帝之命每天教皇子们读书。学识渊博的刘熙载谦虚而有责任心，他希望通过自己悉心的教授，使这些皇子们能够成为治国安邦的良才。
清咸丰皇帝听说刘熙载对诸王诲而不倦，自己又学而不厌，多次去书房看望他。每次见到刘熙载，总是看到他精神抖擞，一点疲倦的样子都没有。咸丰皇帝很是奇怪，就问刘熙载修身养性之道，他回答说：“闭门读书。”皇帝非常高兴，为嘉奖刘熙载，就亲手书写了“性静情逸”4个大字赐给他。
刘熙载的心是安静而理智的，也是超脱飘逸的。他宠辱不惊，没有因为咸丰的恩赐而沾沾自喜，依然勤恳地教学、读书。
1856年，正当刘熙载安心读书教学时，他因为治学严谨，品行端正，被派去做道府官。刘熙载不愿做官，他便请假到山东禹城开设私塾教授学生。
1859年底，刘熙载被调回到北京，仍做翰林院编修。第二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刘熙载却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毅然决定独留北京，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忠贞和节操。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深为感动，并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向皇上疏荐刘熙载，并邀他到武昌主讲江汉书院。
1861年，当刘熙载兴致勃勃地赶赴武昌时，江汉书院的生员们早因战乱四处逃散了。有点失意的刘熙载只得踏上返京的旅途，他一路上访古漫游，一走就是一年多。
1863年的夏秋之际，刘熙载回到北京，第二年，他被补为国子监司业，不久，又被任命为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1866年，刘熙载便辞官回乡了。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兴化，刘熙载陶醉在家乡的秀美风光里。他在闲暇之余，访亲会友，品诗论文，日子过得倒也清净自在。
1867年，55岁的刘熙载经不住好友敏斋再三诚恳的邀请，再次辞别家乡，前往上海龙门书院，开始了长达14年的讲学生涯。他的教育思想深受同乡北宋教育家胡瑗的影响，当时人们称赞他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刘熙载在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他推行了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就是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他特别注重实践，引导学生乐学好学，还教育学生要仪表端庄，要远恶近善等等。
刘熙载治学严谨，也很会关心学生，每隔五天必要询问学生读了什么书、学到了什么理，还常常一个人到斋舍检查考核，不让学生有丝毫懈怠。
在龙门书院中，还经常有一批文人学士、学者，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对教学很有促进作用。当时著名的学者张文虎、郑伯奇、吴熙载、俞樾等都与刘熙载交往密切。
在龙门书院教书育人的同时，刘熙载也有时间把满腹经纶转化为传世文字。《艺概》就是刘熙载在1873年写成的。
《艺概》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论文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刘熙载把《艺概》分为共6卷，分别是《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刘熙载在这6卷中，分别论述了文、诗、赋、词、书法、经义。
其中，《文概》有339条，专门讨论了古代散文。《诗概》有285条，专门讨论先秦至宋代的诗歌。《赋概》有137条，专门讨论赋。《词曲概》有159条，专门讨论词曲。《书概》有246条，专门讨论书法。《经义概》有95条，专门讨论文章写作方法。
刘熙载的散文多模仿先秦诸子，以立意为宗。他说自己谈艺“好言其概”，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就是，得文章的大意，说文章的概要，以简驭繁，以少概多，使人明白要旨，触类旁通。这是刘熙载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的特色所在。
因此，《艺概》全书内容虽复杂，但论述简练而有重点，尤其在论及诗文辞赋等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演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观点。
刘熙载评论文学有一条重要原则，他不仅强调文学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而且还能把文学作品同作家的思想品质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诗为天人之合”，即诗歌是天理与诗人性情的融合，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与作家人品的优劣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诗品出于人品”。
正是从“诗品出于人品”这一原则出发，刘熙载推崇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人。
也正是根据“诗品出于人品”这一精神，刘熙载才大胆地把历来尊为正统的温庭筠、韦庄的婉约派列入“变调”，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派列入“正调”。在《书概》中，刘熙载同样从字的内涵来比喻人的内在素质，强调“字如其人”。他说：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不仅如此，刘熙载还更形象、更具体地把不同的人写出不同的字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
圣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
在这里，刘熙载把“字如其人”表述得淋漓尽致。刘熙载还注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他认为文学是“心”学，是“我”与“物”相激荡的产物，强调作品中感情的真挚。在《赋概》中，他说：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
在这里，物色是指客观事物，生意是指主观感情。二者必须互相交融才能产生好的作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在《诗概》和《词曲概》中，刘熙载提出，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必须深刻，文学作品如果只重外在的美，不能抒发胸臆，尽管辞藻华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认为，词曲“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绘实死灰耳”。在这里的借色是人工雕饰的美，真色是事物本质的美。刘熙载肯定了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认为：“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如果“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因此，文学作品“切忌拾古人牙慧”。
刘熙载还十分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他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
在《经义概》和《文概》中，刘熙载运用辩证方法总结了艺术规律，指出：
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在《艺概》中，刘熙载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着重揭示了这几个要素之间是如何辩证统一的，而且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在《书概》中，刘熙载在论及书法中“丑”与“美”的关系时，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
意思是说，书法艺术上的“丑”，有着语言难以尽述的内涵。在这句话之前，他说：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且琢，复归于朴”，善夫！
这前后两者的意思是连贯的，“不工”就是丑的具体内容，刘熙载将学书过程最后落实在“工求不工”，以“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为审美标准，这与传统观念正好相反，自有其独特美妙之处。正因为能够把握艺术辩证，刘熙载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有独到之见，长处和短处都能如实指出。他说：
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
刘熙载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淡丽等等观点，对后来的文艺创作有所启发。
《艺概》是刘熙载谈文说艺的精华荟萃，是刘熙载最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也是晚清的一部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
在《艺概》中，刘熙载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探讨。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刘熙载总结出的这100多个美学范畴，构成了我国古典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是我国古典美学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他希望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
刘熙载的《艺概》被认为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古典美学经典之作，他的广博和慧深为后代许多学者所推崇。而刘熙载也成为我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被誉为“东方黑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