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华，原名王绪祥，宁夏中卫县恩和乡王台庄人，1914年4月2日出生于当地一个富绅家庭。王绪祥自幼天资聪慧，学习勤奋，不仅接受了近代科学文化，而且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他积极参加斗争豪绅和封建官僚、清算贪官污吏的革命运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王绪祥痛心疾首，立志要走革命道路。1930年，他到北平求学，当时北平地下党活动十分活跃。在党的领导下，宁夏籍的学生成立了宁夏旅平同学会。同学会的宗旨是“联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社会科学，反对宁夏的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同学会的进步青年中，王绪祥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1930年11月王绪祥加人中国共产党。为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子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入党时他改名为张子华。
张子华入党后，负责在平津唐地区搞工人运动。假期他带领宁夏几位革命青年，头沟煤矿，和矿工一起下井背煤，以便组织煤矿工人运动。在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在工人运动的风暴中，张子华加深了工农感情，接受了革命洗礼，建立了革命人生观。因为他性格豪爽，办事公道，精明强干，言语锋利，待人诚恳，在旅平同学会中颇有威望，同学们都很敬佩他。由于他长了一脸络腮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胡子”。
张子华到北平不久，他的同窗好友孙殿才也来到北平。他们两人组织十二位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对外称读书会，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建立了学习制度，研读马列主义及进步书刊，通过读书会的活动集结和扩大了进步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抗日情绪极为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大同盟地下组织在北平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了两个支部，张子华担任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他发动宁夏旅平学生参加学校的抗日活动，参加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团，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
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北平城。宁夏旅平学生创办的《银光》、《迈进》两个进步刊物被查封，国民党特务大肆缉捕宁夏籍学生。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张子华仍坚持战斗在北平。他有时穿大褂长袍，装扮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西装革履似学者，乘黄包车来往于院校；有时穿学生装，在宁夏同学公寓留宿。这段时间，他白天写传单、稿件，晚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同时组织宁夏学生支援保定师范学生罢课，参加天桥、前门等群众集会。
1933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当地军民奋起抵抗。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子华遵照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指示，动员了一部分宁夏籍学生参加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张子华转战到天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在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
1934年5月，张子华在天津领导工人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在召开会议时，不幸被捕。张子华机智、沉着，对敌人的提问对答如流。敌人经多次查证，仍找不到把柄，只好把案子搁置起来。后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张子华获释出狱。
张子华出狱后，被派到陕北游击队巡视工作。1934年9月，张子华从天津动身到达清涧，在河口听取了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和李铁伦的汇报，了解了清涧、安定一带根据地情况。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但是这时谢子长的伤势还没有好转，不能指挥作战。根据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陕北特委深知，仅以陕北根据地的力量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子华当机立断，以巡视员的身份写信给刘志丹，要求统一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成立西北特委和军委，由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1935年1月，刘志丹到安定探望辗转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统一了思想。2月5日，在张子华的指示下，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
1935年2月，蒋介石调动驻河南省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共计四万余人，对陕北、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狠狠打击进犯的敌人，以空前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不久，张子华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从此，他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日益猖狂。全国上下一致要求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御外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欲改善同中共的关系，于是派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关系。上海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名义同谌小岑接触。
1936年1月3日，在上海四马路惠中旅社，张子华和谌小岑第一次会面。会面后，谌小岑请他代为转达请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张子华表示愿意为此事奔走。经上海中央局决定，派张子华和董健吾一起赴陕。董健吾是受宋庆龄女士之托，前往陕北给毛泽东、周恩来送信，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转告给中共中央。
张子华和董健吾结伴而行，于1936年2月中旬到达西安。他们得到了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帮助，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延安，并命令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他们到瓦窑堡。2月27日，他们两人到达瓦窑堡，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具体情况，分析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并马上电告毛泽东主席。3月4日，党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方面正式提出会谈的五项原则：（一）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南北，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结河北，首先抵御日寇；（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中共中央认为，要使蒋介石根本转变反共政策，还需经过长期艰巨的争取和斗争，于是派张子华回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意图。4月，张子华回到南京，向曾养甫传达了我党的五项原则，同时提出了南京方面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5月中旬，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四条办法又回到了瓦窑堡。就这样，张子华多次来往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出色地完成了和国民党的联络任务，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决心，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子华随周恩来于15 日离开保定，前往西安。在西安的日子里，张子华以周恩来的秘书、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进行统战工作。他广泛接触宁夏驻西安的各界人士，了解宁夏情况，尽力扩大“西安事变”成果，积极做好红军西路军的营救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此形势下，宁夏军阀马鸿逵也不得不表示拥护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度放松限制。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国，日军很快侵入绥远，在包头扶持蒙古族和回族中的败类准备进攻宁夏，进而包围陕北根据地。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宁夏汉、蒙古、回各民族间的矛盾，进行分裂阴谋活动，以建立“回回国、蒙古国”为诱饵，引诱马鸿逵投降日本。宁夏面临日寇侵略的危险，为了加强宁夏工作，党中央决定派张子华以八路军代表身份来宁夏，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交涉在银川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被俘红军人员和边界问题。
1937年9月，张子华到宁夏，同马鸿逵在银川进行了两次谈判。马鸿逵采取敷衍应付态度，不解决实际问题，还企图扣留张子华，谈判以失败而告终。张子华以回中宁老家探亲为名离开银川。
张子华在宁夏期间，虽然没有全部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和马鸿逵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但却利用自己是宁夏人的优势，利用其叔父王含章（宁夏国民党党部头子）的关系，利用宁夏旅平同学会同学的关系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的主张，秘密组织了由袁金璋等人组成的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为党组织在宁夏开展活动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张子华回西安不久，便写信介绍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到银川找袁金璋，由袁金璋介绍李仰南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使宁夏抗日救亡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1939年9月，恶运降到张子华身上，由于有人说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时有通敌嫌疑，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复杂，交通不便，了解情况的同志又远在千里之外，无法派人到天津宁夏等地调查，问题一时难以搞清。
在隔离审查期间，对党满怀赤胆忠心的张子华，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把情况搞清楚，还给他一个清白。他天天盼着，等待着组织的结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希望和信心。但是，不久他身患肺病，不幸于1942年去世，年仅二十八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承认其党籍，为张子华恢复名誉。
张子华是我党优秀战士，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山川大地，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四方，用他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