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在自修室的坐镇，使我们在下课以后的自由仍受一定的限制，同时作为老师也增加了教课以外的业务负担。但他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学生们与老师的亲近，每学期开学后，自修室总有变动，坐镇自修室的老师也变了。
现在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是龚先生，老师中年纪较轻的，可能师范毕业就来我们学校了，不过教龄也不短了。他是家乡北部近海的小路头人，说话硬声硬气，有一股海头味。留着长发是正中分开的，经常一件鼻烟色的小溪呢袍子，个儿瘦小，教我们算术课和音乐课。
我们那时用一本厚厚的有光纸线装的《笔算数学》，什么开方、乘方呀，常闹得我蒙头转向，我别的功课不怕，怕的就是这一门。但他兼教音乐，其实只是唱歌，却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在后院两侧那个小课堂，就是各班的音乐室，有一架风琴。虽然我五音不全但跟大家齐声唱，滥竽充数，我还是喜欢大声唱歌的。
男儿志在四方，“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是龚先生教的歌，现在回想，这首歌影响了我的一生。
龚先生在自修室自顾写作，不大管我们，他编了本《乡土地理》，因为他也担任高年级的地理科，这自编的讲义，记述我们这个县的乡区方位，山脉河流，民情风俗，乡土物产。一个小孩成长在一个小县城里要全面了解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没有那么多实践的机会，别说环游世界，走遍中国，就是把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县，各乡各区，都小小走遍的，除了特殊职业者，又有几人呢？多少年后，抗日战争的后期，我才有机会几次穿行家乡南山北海的土地，还记起了龚先生的那门功课。
龚先生在自修室上首的桌上，望望我们，我们都是高年级了，放下书本，自由谈话，他不大干涉。天冷了，外边刮风，我们叫冷了，龚先生就批评：“小伙子嘛，身上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冷。”
不怕冷的同学是有的，坐在我前面书桌上的朱振钧，他整个冬天不穿棉裤，两条单裤就过冬了。他精瘦，但身子骨结实。也不是穷，而是家庭教育的锻炼。他父亲好似在肖山什么地方当厂长，又像一个教育家，听他做过青年修养的演讲，叫朱嘉琳(？)，三个孩子，大的洪钧，号伯银，比我们高一二班，按照读来的武侠小说，我们叫他洪钧老子。同班的叫振钧，号金声。后来看社戏，舞台背景左右两道“出将”“入相”的绣花门帘，各写上“金声”“玉振”的门额，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金声，功课好，数学精，说话不多，一说就打在人家点子上，很厉害。我们算是要好的同学。上学、下学，有时见他母亲站在门口正盼儿子回家。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不知什么钧，叫铁珊，还没有上学。后来振钧不知哪里上中学，又考上南京的东南大学，去美国留学。听说到四十岁还未结婚，回家总跟母亲睡一个房，四十岁后在美国与一华侨富女结婚，成了什么物理学博士。中美复交后，不断有华裔学者回国，我在报上留意着，总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再讲老师龚先生，他一个人留校住宿，到寒暑假才返乡探亲，还带了一个侄子来校，寄宿随读，恰巧是我寄宿时代的玩伴，玩得可够凶的，一张嘴很脏，满口都是粗话，当时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知识，可多少已有向往之心。我记得他一句口头话叫“王廾”，王廾两个上下拼在一起，就是“弄”字。这“弄”字是一个动词，在家乡话中，用处很大，什么动作都用得上，好比现在我们惯用的“搞”字，当然也包括到异性之间的事，于是引起小同学们大大的兴趣，一说“王升”就想到那里去了。而这位海头小伙子，一天到晚是“王什”“王廾”的。
这些全是插话，别了学校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龚先生的消息了。虽然他那里是我一位嫂子的老家，后来我跟着部队行军，也到过他的故乡，可只有他在校的印象，深深留在今天的记忆里。默默无闻的旧时乡间的知识分子呀！
忘不了的人们
小学时代的记忆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读者，可能不想再读下去，对不起得很，让我再讲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师和同学，早点结束这段漫长的回忆。
沈绍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辈，教我们数学和体操，他带领我们到后大院操场上，自己就像一只猴子，纵力一跃就两手攀上了树桠杈，在我们这没有体育设备的操场给我们做示范。为此他好像也不过比我们大一点的小伙子，可是他凶。我们学校老师要打手心的，我记得被他打过一次。不知怎么的，我在大课堂的课桌空行里穿行过去，一只手闲着，就顺便一个个摸摸别的小朋友的脑袋玩玩。他远远坐镇在上，看在眼里，便叫我去，叫我到旁边小自修室去拿一块戒尺来，这戒尺不到一尺长，方方的一条老梨花木条，我奉命取来交给他，不知他要派什么用途。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只摸过小朋友脑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里狠狠打了五下。现在小学生虽苦，恐怕尝不到这味道了。他打得我火烧火辣的痛，掌心像馒头一样的红肿起来。我没哭只回到坐位上用另一只手拼命的摩擦痛处，摩得麻木了，痛也就减轻了。这天下课回家，我在母亲那里只是郁郁不乐，却没有诉说实情。一诉，我得挨骂，总之，是我太顽皮了。有一句话，叫“先生打，买仔打。”本来家长给学校缴了学费，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却不许我们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树干。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窜过院顶，不但落下桐子，是我们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树干上割一道缝，过一夜就会长出闪亮的树胶，很好玩。这行动被他发现了，他问：“用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还教我们英文课，原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县里的教会办了一个小学，马上请他去当校长，我们的英语不是必修课，是凭志愿于下午上他当校长那学校去上课的。父亲在上海知道我们有英语课，来信叫必修，我也只得跟学英语的同学去上课。而一方面却竭力鼓捣，“这是一种南蛮夹鸟舌之音，我们堂堂中华民国人，学这干么？”于是我的英语没上进，与这位先生是有关系的。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当学徒，后来回家探亲，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讨教上海的繁华景象，问我：“嫖过长三堂子没有？”我摇摇头：“没嫖过。”他奇怪了，“到了上海还有不去嫖堂子的。”可见他对上海最高的向往就是嫖堂子了。而他实际却是严肃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长。
最后讲一位老师，比我们高年生大不了多少岁，刚从杭州师范出来，暂时留家乡短期担任了国文教师，他一来第一课给我们讲了韩愈的《送董绍南序》，全是选文，又讲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使我们进入了经史之外的别一洞天，使我喜欢了他——本来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有点瞧不起的小先生。
这小先生叫杨井眉，后来他去上海汇划钱庄当了信房先生，就是专门司笔墨的，和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应修人是同事，他们几个人五四以后发起办了读书会，小图书馆，发展到成了全国读者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是最老发起人之一。可惜当我参加时，他已不在，而且听说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不准，如果他还留着，我们会一起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老师中还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剪掉辫子的临时代课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写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并在我们的课本上各人请他用片假名拼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书，抗战前，我回家还发现过一本。
1989年病中随记
（楼适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