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浴着晚秋的阳光，怀念范明枢先生，我心里浮起的是无限的温暖情味。
七十六岁了，人们称他为“七六抗战老人”。人，的确也该相当老了吧，记得二十前还是“五四”时代在曲阜师范当校长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已经斑白了，也蓄了短短的髭须。在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底记忆里，他走路是微微耸着左肩，脚起脚落，身子也跟着轻轻摆动的。干净而稍稍陈旧的缎马褂，袖子很长很长。走路极缓慢，低着的头总仿佛时时在沉思。
那时候，学校的校长不带课，星期一虽有“朝会”(还不叫“纪念周”)，他也很少给我们讲话。只有当什么“名人”(曲阜是圣贤桑梓之地，年年总有人去浏览古迹)到学校参观的时候，他才出来介绍给大家讲演。每次讲的人讲完了，他上台作结论，记得无论讲演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他的结论总是那样几句：
“……你们要好好地记住，不要只当一句话听！……”
他每天晚上查自习，总到得很晚很晚；在大家正以为“快下自习了，校长怕不来了吧？”刚要出去小便的时候，却往往在门口碰见的就是他，他很少说你，而喜欢跟到你的位子上看看你，这一看，会教人感到说不出的惭愧。——他查自习，惯例走了又像忘记了什么再突然回来。所以同学们要等他二次打了回头才敢说话吵闹。若是他一出门就真的走了，那么自习室就会一直紧张到摇睡铃。
在学校他老像很悠闲，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风度。经常忙的是领导同学们种菜，莳花，栽树。他亲自掘土，亲自浇水。造成了风气，学校里便处处是花畦，菜囿，成行的树木了。学校东北角二亩大的污水池，是他计划着在旁边掘了井，种了藕，养起鱼来的。水边的芦苇，四周的垂柳，再加上砖石筑就的两列矮墙，造成了清幽的园圃风光；同学们每天傍晚在那里游散谈心，常常忽略了铃声的催促，忘记了学习的疲惫，直到池边磨电机的马达响了，树丛里的灯光和天上的明月展开着优美的夜景。
先生态度是和蔼的，学生群里也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摆过架子。
“杨先生教的不好是啵？我已经把他辞退了。我说：‘听说先生另有高就，那么下学期就请便吧，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他还挽着袖子要同我打架呢。你看这样辞退他合适么？”
学期终了，他会随便抓住一个同学就这样谈起来。
可是他也有他的固执。——固执处令人想到方孝孺，只要主意拿定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他主张学孟子“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事事胸有成竹，却很少形于颜色，透露锋芒。不沽名，不钓誉，心安就好，人言无足轻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日子到了张宗昌当督办，山东人底头上就没有太阳了。那时先生不愿意在那位状元厅长(王寿彭)底下教学生读经，投壶，于是就辞了师范学校职务，回家去种田。他是常常喜欢说：“吾不如老农”那样的话的。一位继任校长，听说只焚烧先生任内图书馆藏的禁书，就烧开了澡堂里两锅洗澡水。也算“漪欤盛哉”吧。这继任校长不是别人，就是到1938年后马良汉奸政府底下当教育厅长的郝某。
1931年，先生在济南乡村师范当图书馆管理员。那是一月只四十块钱的差事，势利一点看，以他底身份是不值一千的；然而他干了，并且干得很有兴致。在那年双十节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登台讲话，摘了帽子的头，那时几乎完全秃了，他却精神矍铄地提高了嗓音说：
“……民国这个招牌已挂了二十年了，我们没看到什么民主，却一下失去了这样七百万方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应当大家努力！”
那时正是“九·一八”后，一席话曾给了当时的学生很大兴奋，很多激励，有的人都感动得哭了。从那以后，人家就称他“老青年”。他老，那时已六十八岁了；他年轻，心像二十多岁的人那样活泼有生气。他常常从那些寒苦的学生身上，偷偷地学习些新的东西；学生喜欢看的书，他也跟着喜欢看。起初还疑惑着：“这些书有什么好处呢？”而他硬生生地钻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贯通了似的，在那些社会科学书里他发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真理，觉得津津有味了。学生开给他书目，他就照着购买，因此那学校所藏的图书成了进步青年们稀有的财富。四年后，我有机会到那个学校教学，还以一部分那些书籍(大部分被查抄了)继续了那学校的传统教育(那传统是优良的；凡受过济南乡师教育的学生，在抗战的洪流里大部分都成了巍然的柱石)。但，也是那些书籍，触着了反动势力的痛处，照到了“韩青天”政府底黑影，于是先生被捕了。
听说是三月梢头，一个春天的夜里，下弦月照着白鹤庄的校舍，照着校外的小河，和河边的新柳。乡村的月亮是很幽美的。忽然村里掀起了狗咬，咬得很厉害。接着是硼硼的敲门声，咯咯啰啰的说话声。先生的老朋友鞠思敏，那时的乡师校长，被叫了起来，全校的人也大半都被惊醒了；但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除了几句简单的对话，是怕人的寂静：
“图书馆住的是谁？”
“是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
就是他，老先生才更厉害。”
春天夜里还是很凉的，先生没穿好衣服就被绑了。连几个学生一起，集合在河边的操场上，他们当夜被运进了城里，押进了监狱。
“你不知道那些是赤化的书么？”
“不知道什么赤化，我看那些书说得很有道理，就愈看愈想看了。”
——审判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对话。
在狱里有人去看他，他说很舒服，坐它十年八年不要紧。反正。“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是该死的时候了。
——他劝学生们应该学史可法，而自比左光斗。那故事他是常常讲给人听的。说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左光斗，因为排斥宦官，被魏忠贤借故下狱。他的学生史可法扮作拾粪人去看他，扶着铁栏杆只是啼哭。左光斗因为酷刑熬煎，面额焦烂得已不能辨认了；屈膝倚墙坐在地上，左膝以下皮肉都已脱落，眼睛也血肉模糊睁不开来，等他听见呜咽声音，用手指拨开眼眦，认清是史可法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摸起地上刑械来打史可法，严责他：“你看国家到了什么时候，你不知自励，为国尽忠，在这里哭些什么？哭死算得了什么英雄！不要管我，我也不稀罕你的探望，你能赤心保国，我就死可瞑目了……”就这一番话，才造成了史可法后来抵抗清兵，督师扬州的壮烈史迹。
结束那故事，先生往往说：“那时还只左光斗下狱呵，可是现在连史可法也被捕了。”
先生底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是的，他认为坐狱并不是耻辱，是光荣。他曾训诫他的儿子说：“看你多没出息，你连被捕一次也没有，你今辈子会有什么成就呢！”——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三个大儿都是二十岁左右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死了的。一个学军事，一个学艺术，一个从事教育。都是他心爱的，然而都早死了。先生晚年，家境零落得很，三房寡妇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而外，再说是那唯一的儿子了。孙子很聪明，很有志向。七岁的时候，看见人家开运动会跑长距离，他自己也瞒着祖父绕了操场跑圈了。往往累得满头大汗，见了人还偷偷的告诉：“不要给爷爷说。”
1936年春天，我和济南乡村师范的学生去爬泰山，曾在一个料峭的清晨去访问就住在泰山脚下的先生底家。没想到七点去叩门还是迟了。他的那个小孙女伶俐地答着我的问话：“爷爷六点钟就上山了。要找他就上山吧。”听了很令人惆怅，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触。其实那时先生过的还不是什么隐逸生活，倒是一天跑到晚，很忙碌的。那时他正替冯焕章先生在山上办了十多处小学，他是每天都要山上山下巡视一趟的。
泰山归来的次日，先生底信就来了。是一纸明信片，上边谆谆地写着：
年来山居僻处，日与松石为伍，都市风物，已成故实；若有青年朋友，相与话中外消息，岂非一太快事？不意与贤契况道中相左，噫，何缘之悭耶！……吾近于忙里讨生活，颇感乐趣。人世魑魅，已不复置意。……
济南乡师吾旧游地也，荷塘稻田，菜圃茅屋，至今犹栩栩脑际。海棠院东南树下，为吾被捕处，贤契应亲往抚慰。问海棠树别来无恙不？办公室前之芍药牡丹，及杂花数种，皆吾自汝母校所亲手移植，今亦曾着花未？花畦甬路，亦吾手砌，贤契务善为修葺，勿使荒芜。……
那时我们已经八年不见了。读着那信，我有些鼻酸。不知是难过，还是欢喜。盖世事沦桑，正有无限的感慨啊！
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那年，也是春天，我因事路过泰安，又上山拜望先生一次。那时冯焕章已到南京去了，山上留下小学，烈士祠，苗圃果园数处，就都由先生经理主持。访谒先生是上崖下坡赶了几处小学才碰到的。远远地望见就招手，多少年没见，仿佛还认识。“××么？”叫着我当学生时的名字，只两个字就把我的眼泪唤出来了。不是悲哀，是喜悦。看着他精神的焕发，步履的稳健，声音的謦欬爽利，谈笑的宏亮开扩，握手的时候，我说：“老师愈老愈年轻了，比十五年前还健康！”谁能相信那时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呢？作这耄耄的表证的只有那后脑勺上雪也似的白发，胡须短脞脞的，剪得修齐修齐。一袭灰布便装罩着像一个四十岁中年人的身子。
那时我正在海边一个学校里同另一群青年人作伴，平日也只怕有暮气，只怕意识精神落在了青年人底后边；及至见到了先生，才晓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怕什么呢？听了他老人家临别时嘱咐的话：“人生是有味道的，要好好的干啊！……十五里下山的坎坷路，我完全是跳着走的。
抗战第四年开头了。我又已经四年不见先生了。抗战期中先生是一直留在家乡的。在敌人踏入了山东、陷落了泰安时候，我曾担心着先生底安全，挂虑着先生底健康；等看到远从故乡来的电讯，详细地描写着“七六抗战老人”当选为山东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底担心和挂虑是多余的！听说在游击部队里他穿着土布军装完全像一名老兵。部队出发作战，他也一定要跟着。
“接火了，老先生还是回去吧。”
“不，让我来观战。”
枪声密了。机关枪格格格叫着，战斗激烈起来的时候，别人劝他：
“老先生请回吧，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不，让我看着胜利的到来！”
就这样一种镇静的态度，一种从容自若的谈吐，像小孩子跟前的慈母一样，给了战士们以莫大的感染与鼓励。往往有他在跟前，便可以更快的解决战斗，更快的获得胜利——须知在生死场上，是七十六岁的白发老人啊！
战地里联络，鼓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他冲着敌人底封锁线走来走去，唤起了群众，团结了军队，人人喊他“老救星”。有时平稳的地方他和年轻人走在一起，人们怕他累着要替他雇一辆车子，他会很生气地说：
“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挤出青年人的队伍么？”
别人正有些歉意的当儿，半天他又追加一句：
“这简直对我是一种侮辱！”
他爱青年，不是把青年只看做学生，而几乎是把青年看作先生。抗战初期，每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他都看成是一种学习，袖珍记事册里记着的就常是年轻人的意见。人们见他听人发言，那样细心，仿佛一个字都不舍得漏掉似的。有时一句话没听清楚，他往往在散会的时候，紧赶上那发言的人，谦逊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听听？……”
为这一切，我深深地怀念着这“老当益壮”的人民底议长，范明枢先生。
（吴伯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