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金的胜利，从客观原因来说，是金国统治集团犯了致命性的战略错误，即在金国北面日益遭到蒙古进攻的情况下，理应委曲求全，与南宋修好，以便全力对付蒙古，避免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但他们错误地采取北“和”南“战”的方针，向蒙联姻乞和，对宋则兵戎相见。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历史上宋金屡次交锋都是很快就以宋人求和结束，只要他们集中全国几十万兵力就可以一举打垮宋军，占领整个淮南，重演宋人向金求和的历史。金主完颜守绪（金哀宗）甚至在濒临灭亡的前夕还口出狂言，说：“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矣。”说明金国统治集团对形势的估计与战略的抉择是多么荒谬！他们根本没料到，这一次碰到的对手已不是当年的张浚与韩侂胄，而是一批政治、军事上深谋远虑、智勇足备的“高手”。
八年抗金能够取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主要是：
一、有一个坚强的、稳定的领导核心
与过去两次北伐的领导不同，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批南宋领导人，既不是冒险主义者，也不是投降主义者，而是一批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对金作战的国家战略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反观历史上的两次北伐，隆兴元年的张浚北伐，当时朝中的核心要员左丞相陈康伯、右丞相史浩都是不同意立即出兵伐金的，认为北伐恢复中原的时机尚未成熟。张浚是在只取得孝宗个人同意，抛开左、右相的情况下出兵的。领导核心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决策存在极大的分歧。开禧二年，韩侂胄的北伐也是这样。战前领导核心成员对出兵北伐意见分歧很大。一大批不同意出兵的“副总理”级和“部级”干部被撤职。新拼凑起来的领导核心各有各的打算，所以北伐一战就败，一败就罢战求和，分崩离析。韩侂胄首先把三个支持他北伐的“总理”与“副总理”抛出去作替罪羊，这暴露出他在“和”与“战”的国家战略问题上摇摆不定，没有主见。
与过去两次北伐的领导不同，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个领导核心成员组织上非常稳定。从战争准备到战争进行、战争结束，核心领导成员基本不动。除了自然新陈代谢，没有因政治分歧而更换。史弥远任相二十六年，是南宋朝廷宰执成员变动最少的二十六年，核心组织高度稳定。这固然有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形成特权与较易滋生腐败的一面，但亦有保持战略大政方针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有利于抗金的一面。这为抗金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领导组织保证。
二、抗金前的战备工作比较充分
首先，表现在时间上。当年张浚伐金从高宗请他主管军事这天（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寅，命张浚专一措置军务兼节制淮东、西、沿江州郡军马）起算，至孝宗隆兴元年五月出兵伐金，准备时间仅有一年（1162.5-1163.5）。韩侂胄的开禧北伐，其备战时间，从宁宗嘉泰三年十二月侂胄“意在开边”开始，至开禧二年五月下诏伐金，仅有（1202.12-1206.5）三年半的时间。而嘉定伐金的准备时间从嘉定元年开始恢复战争创伤，至嘉定十年五月出兵伐金（1208-1218.5），几乎准备了十年！
其次，表现在思想准备上。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批臣僚，无论年老年少，在战备思想问题上取得高度统一。不是以“和”为安，而是积极搞好战备，警钟长鸣，常备不懈。
史弥远在嘉定和议将要签订之时就提出：“今两淮、襄阳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励将帅，尽吾委托之诚，简阅（训练）士卒，核其尺籍之关。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
年逾七十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同知、进参知政事的娄机进言：“和议甫成，先务安静。葺罅漏以成纪纲，节财用以固邦本，练士卒以壮国威。”
知镇江府的傅伯成提出“和”不过是暂缓一时之计，必须抓紧时间搞好战备。他说：“今之策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
湖北道转运使史安之守庐陵上殿奏札言：
金乃我之深仇，今日好战而不达于可否之势，与恃和而不严于守御之略，皆非谋国之长算也。臣愿陛下明诏大臣专意守御，分遣使臣经略措置边面，出内府之金缯，修城池，备粮糗，极边守以武臣，敌至婴城以守，敌去勿事追逐。次边则用文士，集流民，复故业，招募丁壮，以备义勇，俾官民相资，人自为守。择忠义劲卒六万，分屯于两淮襄汉间，以重掎角之势。其沿江出戍者，使尽复旧垒以控江面，则繇费大省。夫兵精则易以立，而费省则可以持久。
太学博士真德秀言：“臣愿陛下以通和讲好为权宜，以修德行政为实务，君臣之间朝夕儆戒于敌情之难保，祸乱之无日，蒐讨军实，申儆边防，凛然若敌师之将至”。
史弥远的老师杨简言：治务最急者有五个方面，其一是“治伍法，修诸葛武侯之正兵，以备不虞”。次急者有八个方面，其一是“募兵屯田，以有养兵之费”。
官至参知政事的曾从龙在进对中言，当前的要务是：“修德政，蓄人才，饬边备。”
这些言论，充分表现出这批臣僚在思想上备战比较充分。尽管在嘉定七年时，在要不要断绝对金岁币问题上有过一番争论，乔行简主张继续对金进贡岁币，利用金国抗击蒙古，削弱蒙古的力量。他预见到蒙古灭金之后一定会侵宋。而真德秀则主张利用蒙古攻金的机会断绝对金岁币，乘机攻金，以雪百年之耻。当时史弥远认为乔行简考虑问题很深长。但最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断绝对金岁币。这一举措，一方面为金国南侵提供了一个“宋国破坏和议”出兵攻宋的借口；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南宋的战备意识，在要准备打仗这点上大家高度一致。
第三，表现在将帅选拔问题上。史弥远等吸取了历史上两次伐金的经验教训，将帅无能，互不团结，是宋军的致命伤，所以这次备战特别注意将帅的选拔。
据历史统计，秦桧任宰相期间没有在全国公开选拔过一次将帅。张浚伐金时由他自己当统帅，也没有在全国公开选拔过将帅。开禧北伐前，韩侂胄有三次公开选拔将帅，但选上去的人有的根本没上过战阵，有的甚至最起码的军事术语都不懂。宋孝宗是史学家认为的南宋诸皇帝中最有作为、一直想恢复中原的明君，但他在位二十七年中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将帅也只有七次，而史弥远任相的二十六年中，公开选拔将帅的次数比孝宗还多。
下面是孝宗下诏选将与史弥远任相时选将的历史记录：
孝宗：
1.隆兴二年（1164）九月，诏举将帅、置章奏簿。
2.乾道五年（1169）三月，诏侍从、监司、帅臣、管马荐武举出身人可将佐者。
3.淳熙四年（1177）十月，诏监司守臣岁举武臣堪知县者二人，将士智勇杰出者，躐等升差。
4.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诏两淮、京西、湖北每州岁上材武二人，试授官。
5.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诏诸道总领举偏裨可将帅者。
6.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命侍从、台谏、两省总领、管军官各举堪都副统制者二人。
7.淳熙十三年（1186）七月，诏内外诸军主帅各举堪统制者二三人。
史弥远任相时期：
1.嘉定元年（1208）六月，诏侍从、两省、台谏举沿边守臣。
2.嘉定三年（1210）九月，诏三衙、江上诸军，升差将校必以材艺军劳，其徇私者，台谏及制置、总领劾之。
3.嘉定四年（1211）十一月，申严诸军升差之制。
4.嘉定五年（1212）十月，诏诸路总领官岁举堪将帅者二三人；安抚、提刑各举可备将才者各二人。
5.嘉定六年（1213）正月，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帅守、监司各举实才二三人。
6.嘉定六年（1213）六月，诏三衙、江上诸军主帅各举堪将帅者二三人。
7.嘉定六年（1213）八月，诏诸路监司、帅臣各举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绝、绩用彰著者。
8.嘉定八年（1215）一月，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将才三人。
9.嘉定十年（1217）八月，诏监司、郡守各举威勇才略可将帅者二人。
10.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11.理宗宝庆元年（1225）八月，诏侍从、两省、台谏、三衙、知阁、御带、环卫官、在外前执政、侍从、帅臣、监司、都副都统及屯戍主将，其各举堪充将帅三人。
诚然，这种推荐选拔出来的将帅不一定都是智勇足备的将才。实践证明，无论开禧北伐或八年抗金的过程中，无能的将帅不乏其人，真正的将帅是在战争中选拔培养出来的。但这两个统计记录至少说明，史弥远非常重视军队建设中的将帅选拔，他完全可以与宋孝宗媲美。实践也表明他确实选拔培养了一批非常能干的将帅，确保了战争的胜利。
第四，表现在军队的建设上。他认真地抓军队编制的落实。南宋的军队建制，据《宋史》兵志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孝宗乾道（1165-1173）年间，全国大军（中央军）共418000人，其中三衙124000人（殿前司73000人，马军司30000人，步军司21000人）江上253000人，具体分布：建康都统司50000人，镇江都统司47000人，池州都统司10000人，江州都统司10000人，鄂州都统司49000人，荆州都统司20000人，荆南都统司20000人，楚州武锋司11000人平江府（苏州）许浦水军7000人四川88000人，具体分布：兴州都统司60000人，兴元都统司17000人，金州都统司11000人，乾道末年增至97338人，马13142匹。
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基本上保持上述（中央军）兵额，另招边民组织“镇淮军”十多万。开禧北伐之后，兵员大损。如北伐开始后仅三个月（二年四月至六月），“马司及建康、池州诸军渡淮者七万，至是招收，仅得四万”。（“其时，丘崇亲往扬州部分诸将，悉三衙、江上军民之兵，合十六万余人，分守沿淮要害。”）
四川三路兵籍原89000人，吴曦乱后仅存70000人。
所以，核实军籍、补充缺额、整顿军队、完善军队的编制，成了军队建设的一件大事。以史弥远为代表的这个领导集团，狠抓了这项军队建设的落实。如：
嘉定元年，改编战争时临时招集的镇淮军，淮东除愿意归农外，剩8000余人以其半补镇江大军和武锋军缺额；淮西以26000人充御前定武军，分为六军，各置统制。
嘉定二年十月丁卯，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义以补厢、禁军之缺。
嘉定三年六月己卯，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主帅核实军籍，欺冒者以赃论。
嘉定四年四月己丑，禁诸军虚数冒请。听自首，违者重坐之。
嘉定四年六月辛丑，更定四川诸军额。
嘉定七年四月辛酉，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具士马实数以闻。
嘉定九年正月己丑，置马军司水军。
嘉定九年正月丙子，命诸州招填军籍。
第五，重视战略要地的军事工程建设。如两淮地区的重建与屯田，沿淮的重地如光州、襄阳、枣阳、信阳、滁州、庐州、楚州和沿江的镇江、扬州、建康、江州、池州、鄂州、江陵等等，均派出得力的干将加强战备。如刘钥论两淮战备：
两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盗贼之后，宜加经理，必于招集流散之中，就为足食足兵之计。臣观淮东，其地平博膏腴，有波泽水泉之利，而荒芜实多；其民劲悍勇敢，习边鄙战斗之事，而安集者少。诚能经画郊野，招集散亡，约顷亩以授田，使无广占抛荒之患；列沟洫以储水，且备戎马驰突之虞。为之具田器，贷种粮，相与险易，聚为室庐，使相保护，联以什伍，教以击刺，使相纠率。或乡为一团，里为一队，建其长，立其副。平居则耕，有警则守，有余力则战。帝嘉纳之。
汪纲论高邮军（淮东）战备：
汪纲，字仲举，黟县人。历镇江府司户参军、桂阳军平阳县令，知金坛县、弋阳县、太平县，擢监行在左藏西库。
他主张：“迟以岁月，吾择边将葺城堡，简军实，储峙糗粮，使沿边屹然有不可犯之势，听其自相攻击，然后以全力制其后。”选知高邮军（今苏北高邮、兴化地区）言：“扬（州）、楚（州）二州当各屯两万人，壮其声势，而以高邮为家计砦。高邮三面阻水，湖泽奥阻，戎马所不能骋，独西南一路直距天长，无险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随地经画，或浚沟堑，或备设伏，以扼其冲。”“又虑湖（高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兴化民田滨海，昔范仲淹筑堰以障□卤，守毛泽民置石□函管以疏通运河水势，岁久皆坏，纲乃增修之。”提举淮东常平。
当时有令禁运大米过江，汪纲念淮民有警则室庐莫保，岁凶则转徙无归……请下金陵籴三十万以通淮西之运，京口籴五十万以通淮东之运。又言“两淮之积不可多，昇润（镇江丹徒）之积不可少”。
言：“淮地自昔号财赋渊薮，西有铁冶，东富鱼稻，足以自给。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诚能合两淮为一家，兵财通融，声势合一，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时，边郡所储足支十年。”
提出：“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粮外郡耳，今不为战斗用，乃使之共力役，缓急戍守，专倚大军，指日待更，不安风土，岂若士兵生长边地，坟墓室家，人自为守邪？当精择伉壮，广其尺籍，悉隶御前军额，分擘卷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大率如山阳武锋军制，则边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闱之师。生卷更番，劳费俱息。”
史弥坚的镇江战备：
“嘉定六年，知镇江，筑闸、疏渠、修河、葺圃，百废俱举，尽出公帑，不以丝毫累民。”
“京口境内江之襟喉，东至毗陵之团山，西至建康之炭渚，其要隘凡九。最紧三，曰青沙夹、西津渡、藤料沙。次紧六，曰炭渚、开沙、高资渡、下鼻港、断妖港、石公山。最紧三，备各百舟；次紧六，各三十舟，通四百八十舟。缓急以六，次紧策应。三最紧以一舟为率，篙师战士约五十人，通计二万四十人，其器具可举隅而知。京口旧额合二百五十艘，兵合八千三百人，今三亏一焉。舟之腐者、沉者、不适用者，兵之癃者、弱者、给使者、不习水流者，又半焉。请宜多备海舟，多募篙师水手如所陈之数，水战器械悉用更造。”
赵方的江陵战备：
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蒙古，计必南迁，乃曾修三海、八匮，以壮形势。荆门有东、西两山，最为险要，乃筑堡于其上，增戍兵以遏敌冲。又拔土豪孟宗政等补以官，日夜为严备。
黄干的安庆战备：
黄干是朱熹的女婿，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工、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人十日而罢。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渐杀其半。干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合散几日钱米。俱受命毕，乃治府事……筑城之杵，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城成。”“……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
资料6宇文绍节的庐州战备
“兵部尚书宇文绍节，成都广都人”侂胄时，知庐州，至郡就议修筑古城，创造砦栅，专为固圉计。淮西转运判官邓友龙谮于侂胄，谓城守徒耗财力、无益于事。宇文绍节上书侂胄说：“公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畧；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不量国力，浪为进取计，非所敢知。”
按：宇文绍节在史弥远时代除湖北京西宣抚使，知江陵府。寻，又除签书枢密院事。
嘉定六年卒
柴中行的光州、襄阳战备：
柴中行，字与之，余干人。出知光州，严保伍，精阅习，增辟屯田，城壕营砦、器械糗粮。百尔具备，治行为淮右最。
迁京西转运使兼提点刑狱。中行谓襄阳乃自古必争之地，备御尤宜周密。知襄阳兼京西帅，仍领漕事。
中行白于朝：“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考核军实，旧额二万二千人，存者才半，亟招補虚籍。自是朝廷以节制之权归帅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惩贪守，明扈再兴有功以励宿将，上关朝廷，下关制阃。”
吴柔胜随州枣阳之备：
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人，淳熙八年进士。因“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学”，闲居十余年。
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正。又迁太学博士、司农寺丞，出知随州。“收土豪孟宗正、扈再兴隶帐下。后宗政、再兴皆为名将。筑随州及枣阳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军曰‘忠勇’，廪（由官府发放口粮）以总所缺额，营栅器械悉备。”
天长战备：
“嘉定七年九月戊寅，调殿前司兵增戍天长县。”
崔与之扬州战备：
金南迁于汴，“宁宗宣崔与之入内，亲遣之，奏选守将、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广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旧筑夹土城往来，为易与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创五砦……”“扬州兵久不练，分强勇、镇淮两军，月以三、八日习马射，令所部兵皆仿行之。”
三、有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
（一）打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针对金国北有蒙古进攻的态势，采取“持久战”的战略，不以一时的小胜为喜，不以一时的受挫而忧，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中途决不言和。拒金讲和就是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产物。
（二）打“破坏战”的战术方针
不以占领一城一地为目标，而是以破坏敌人的战争能力为目的，不但用小股兵力渗入敌境打破坏战，而且用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据点，摧毁其持续支持前线战争的能力。赵方几次派扈再兴率领三万军马，甚至六万军马打击唐州、邓州，戒其“勿深入，勿攻城，第溃其保甲，毁其城砦，空其赀粮”的“伐谋”，就是这一战术方针的体现。
（三）力敌与智取同时并举
按《孙子兵法》的“避其朝锐，击其惰归”“不击堂堂之阵，不邀正正之旗”“攻则有余，守则不足”等原则，综合运用堡垒战、伏击战、邀击战、追击战多种作战方式，战术机动灵活。如嘉定十年扈再兴的团山伏击战，嘉定十一年孟宗政的枣阳保卫战，嘉定十二年赵彦呐的西和州伏击战、贾涉的淮东伏截追击战、赵方的釜底抽薪分进合击的枣阳围歼战，嘉定十四年淮东、京湖两路兵马在淮西协同邀截追击战等等。金人差不多每次都是气势汹汹而来，最终丢盔卸甲而去。尤其是嘉定十五年，金帅完颜讹可三路军马大举南伐，回师时在淮水几乎全军覆没。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宋军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四、有一个全局性的指挥系统，将帅间能协同作战
八年抗金与前两次伐金不同，张浚伐金时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张浚本人，但下面的将帅不团结，邵宏渊与李显忠闹意气；官兵不团结，有的叛变投敌，导致全军溃败。韩侂胄伐金时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将帅不团结，甚至主帅为了保自己的命把主将交给金人，导致军心涣散，一败涂地。而这次抗金，除了四川因吴曦之患的后遗症即将帅内部面目不清而招致大失之外，在淮东、淮西、京湖前线，由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将帅之间基本上能以大局为重，协同作战，为抗金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如淮东之战、淮西之战、枣阳之战，就是由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由京湖、淮西、淮东、江上诸路兵马之间与各路军马内部诸军协同作战的结果。尤其是后期在处理李全之乱的问题上，由于朝廷正确地采取“内图进取、外用调停”的方针，根据形势的发展，选择最适当的时机下手，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将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手与分化对手，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五、有开禧北伐的经验与教训
韩侂胄的开禧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开禧北伐暴露出的几大问题，在八年抗金中基本上得到了弥补与克服。如将帅无能问题，除了四川因吴曦之乱后领兵的将帅鱼龙混杂，面目不清，致使前线屡遭溃败甚至不战而逃之外，京湖、两淮地区的主将应该说是敢战能斗的，没有出现开禧北伐时主帅郭倬为了保自己的命，竟应金人的要求把自己的主将田俊迈捆缚起来献给金人这种荒唐事。如对待忠义军的问题，他们吸取了韩侂胄的教训，即对临时号召组织起的“镇淮军”和忠义军基本上给予了正规军的待遇（平均每人每年得支一百六十缗，正规军每人每年二百缗），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万兵员的军费，弄得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这次他们改变了做法，朝廷号召各地的忠义人参战，允诺立下战功的与官兵同赏，但不公开许诺每人每月给多少钱粮。像对淮东李全等人的忠义军，开始只给一万五千人的钱粮，后来再增加两万人的钱粮。根据情况与需要给，这样就掌握了主动权。又如作战方针与军队部署问题，也吸取了开禧北伐的教训，把三衙和江上的正规军尽量部署在前沿战略要地，马军司三万人部署在濠州，殿前司部分军马部署在天长，荆鄂大军部署在襄阳、枣阳，镇江大军部署到扬州、楚州等。金兵远道而来，粮秣运输困难，利于速战。所以这次就采取了持久战、消耗战、追击战的方针。你打进来，我就坚壁清野，战略要地严防死守，并伺机抄你的后路，断你的后援，一改开禧北伐时消极防御的做法。此外，开禧北伐时建立起来的粮秣保障体系，即前线的粮食，京湖由湖南调运；淮西由江西调运；淮东由浙江调运等等，也为八年抗金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