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与引黄入晋工程/郭裕怀
1996年，始终艰难前行的引黄入晋工程又遇到一大难题。引进世界银行贷款以后，现行的建设管理体制不适应世界银行的要求，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可是，如何对建管体制进行公司化改革，如何使之面向市场，如何与国际惯例接轨，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就在我们茫无头绪，不知从何着手的时候，我想到了杜老杜润生。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杜润生，而且为什么当时立刻有灵光一闪的感觉呢？
这是因为：
一、在我的心目中，杜润生的名字是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认识
山西，凡是了解杜老的干部像王庭栋、霍泛等，一谈到“三农”问题就会说到杜老，并亲切地称他为导师。因为他能指明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能预测发展的未来，还能预见应予重视的难题突破口。
他是一个“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面对当年“可以包产到队，不能到组”，“可以包干到组，不能到户”的诘难，他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干到户”，对这个争论了30年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了掷地有声的明确的答复，迅即给广袤的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杜老本人也因此获得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他有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后也被人们称为“杜氏公式”。奇妙的是，他还具有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力，既善于将分散自发的力量集中转变成自觉的政策，又善于使政策深入人心，使之成为行动的强大动力。也许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密码。正因为如此，人们尊称他为“农村改革之父”。
从1982年开始，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了五个“一号文件”的讨论起草工作。我作为山西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每年都参加会议，有幸亲眼目睹他的工作，他的风采。他身上有两种魅力：人格魅力和才学魅力。这样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启动改革的导师。
二、杜老是山西太谷人，对家乡的建设十分关心，而且早就开始关注水资源的问题、生态问题，关注引黄工程建设
早在1987年1月，他就派员参加了山西省和水利部联合召开的水资源短缺对策讨论会，他在文字发言稿中明确表示，引黄入晋已经刻不容缓。1995年9月，杜老又实地考察了万家寨引黄工程现场。他说：“现在水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再不解决，就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了。杜老这两句话，深入阐明了引黄工程为什么已经“刻不容缓”。一个人脱水会危及生命，一个区域严重缺水，同样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对于山西来说，解决水资源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引黄。所以说，引黄已经刻不容缓。
杜老接着说：“我们搞引黄工程，解决了持续发展的问题，可以防止环境恶化，也是为后代人造福，里面有个代际关系问题。我们投资120亿元，每年用十亿元人民币换来一亿立方米的水，可以利用几百年。这个钱有一部分是替我们后代人花了。这叫转移支付。”细细想去，“转移支付”这个新鲜的说法里是有大文章的。如果我们现在不用这十亿元人民币换一亿立方米的水，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就要用十倍百倍的钱，而且可能还换不来。
一个“刻不容缓”，一个“转移支付”，杜老便轻松而明确地点明了引黄工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抓紧建设时机问题，一个是对投资规模的认识问题，真是举重若轻！
遇到难关时，想到这样的高人是很自然的。
引黄工程总指挥部经请示省委、省政府同意后，决定聘请杜润生为转型体制设计的总顾问，并请他推荐人员组成体制改革专家小组，帮助进行引黄工程体制改革的设计。
令我们十分欣慰的是，杜老欣然接受。他听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后，沉思片刻，便从容地说：“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国际认可度很高，学识水平、实践经验和对国情的理解也都不错，总起来看，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周其仁刚从国外修完学业回来，由他组织一个专家小组来做这件事比较合适，我想他会做得很漂亮。周其仁一懂国际惯例，二懂国情，三是他的功力厚实，敏捷，尖锐，富有挑战精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样吧，我先和他讲一讲，你们见见面，先谈谈情况。我想，他一定会热心支持你的。”接着，杜老又说：“和世界银行打交道是个扩大开放的过程，既要把工程搞好，也要注意培养人才，要带出一批年轻人来。水权、水市场、水价形成机制是很复杂的大题目，碰一碰也好，可以积累经验。界定水价，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对促进节约用水，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重视污水处理，使供排水管理单位获得自我发展能力，都是最基础性的工作。其仁能做好这件事。你们要支持他大胆探索，创新求进！”
一席话，引导我们把目光从“物”投向了“人”，从基础建设投向了人才培养；还引导我们把目光从引水投向了水的“内核”，即水权、水市场、水价形成机制等问题。可以说，这就使我们对建设体制改革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
我们和周其仁见面后，谈得很投缘。他很爽快，答应简单准备一下后，便带两位同志到太原调研，接受引黄工程体制改革的设计任务。经过紧张的准备和扎实的工作，引黄工程的体制改革很快迈开了步子。山西省委通过了《山西引黄工程体制改革方案》，组建了山西省引黄工程建设总公司和山西省黄河水利咨询有限公司，引进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在业主、监理和承包商之间形成了“三元制衡”的关系，“黄河基金”也进入了组建的程序。
这时候，杜老又一次来到太原，听了引黄工程指挥部关于体制改革进展的汇报。他很高兴，但也很冷静。他说：接受挑战，打了一仗，打得不错，收获不少，开了个好头。好就好在总体设计的思路是以市场原则为导向的。思维方式的变化，能够引出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新果实。中国正处在大变化之中。我们国家正在准备部署一个自主创新体系，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引黄工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创新工程，是中国水利建设走向创新之路的路标工程，其意义超过工程本身的价值，比引来的12亿立方米水还重要。如果失败，那也不是消极无为，不是窝囊的失败。现在，引黄工程已经初步走出政企不分、责任不专、效益低下、遗留问题过多的老路。但毕竟还只是初步，还没有最终走出来。以下几点令人印象深刻：
（1）明确的改革取向：三元制衡、公司制经营、资源补偿和回报、有激励性的劳动报酬制度、招标投标制、多种所有制的经营，这些都体现了改革的精神，而且还在不断改进。
（2）投资到位和工程进度基本上保持一致。我知道以前的一些水利工程，一方面延期，一方面投资不到位。最后，大幅度超过概算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3）编制从最初设计的2431人缩减到1000人以内，去掉多余的摊子，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也利于避免官僚主义。
（4）若干方面已经同国际接轨，得到了世行专家的首肯，财务开支得到了国家审计机关的认可。
这几条都是已经出现的结果，说初战成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也不能估计太高，要充分估计前进中的困难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个过程会遇到各种阻力，这些阻力的背后，常常有利益关系。利益驱动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是很难估计到的。
世界银行有一个说法，我是第一次从你们的文件上看到的：花钱的事，采购的事，首先要把一切人视为不可靠。很有哲理，要很好体会。这是经验之谈。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一个人给你出问题，你就防不住，所以要预先全面设防，不要轻信承诺，要有报警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几百年，有些经验很值得重视。
知识现在是稀缺要素，市场经济保护知识产权。引黄要更多地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力争把工程变成一个知识工程。工程是一个多系统的结构，有引水、有发电、有财务、有水工等多系统，在这个多系统里，从实际出发，解决一些新问题，积累一点新学问。这是可以办到，也是一定能办到的。
（1）必须群策群力，群策就是叫大家都开动脑筋，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要收罗一批人才，‘总指挥三上清华’，很好，还有别的地方可去。
（2）要拟出一个学习计划，选一些项目，进行培训。
（3）要制定好报酬激励制度，要拉开距离，对能用脑筋的人、能够创新的人给出好的报酬。当然也不能放弃精神鼓舞。
（4）要发展信息技术，把计算机网络搞好，要搞知识编码。明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搞，靠谁搞，在什么地方搞；还要加快知识的传递，信息的传递，减少会议，节省纸张，做到‘秀才不出门，就知天下事。’靠计算机把空间缩小，把信息传递加快，把咨询服务搞好，把情况汇报搞好，把一切情况都收在自己的视野里。
（5）最后一条是对领导人的要求：要具备改革开放时代的品质，锐意进取，破除封闭，对国外的知识不封闭，对同行同业先进经验也不封闭。除用好本单位的人力外，还应善于利用国内外知识产业，提供咨询，对不同意见兼容并蓄，听后再进行筛选，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局限。用人要用开放型的人，也许会用错几个，那也比保守而不敢用人的好。
杜老特别强调工程质量。他说：“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工程的质量，不但要对得起当代人，还要对得起后代人。要叫后代人说我们祖一辈、父一辈这个工程搞得不错。”
最后，杜老以他特有的眼光和胸怀期望我们引黄工程的全体同志“扩大引黄的成果，向全流域的治理进军，心中要有一个大黄河、大流域的概念，不是光有山西的概念。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杜老这次讲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长期用以指导方方面面的工作。特别是他提出的“大黄河”、“大流域”的概念，又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经过长期的努力，引黄工程的南干线终于贯通。2002年10月18日，在南干线七号隧洞的出口处——头马营举行了隆重的试通水仪式。至此，人们盼望已久的黄河水终于流进了太原。
应该说，这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不过，体制改革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进行到底。一位长期主管水利建设、富有经验和胆识的老同志在电话里对我说：“引黄水是流到了太原，但依我的观察，引黄的体制和引黄的精神死亡了。”我难以应对，陷入沉思。没有法制的保障，体制改革是很难进行到底的。不过，改革总是艰难曲折的，需要几代人忘我地付出心血和牺牲。只要付出，总有结果。杜老，请您放心，当年扎进人们心中的引黄精神，一定会在人们的期望中传承，肯定会有发扬光大的那一天。
（本文作者系山西省政协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