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加利福尼亚人民在面对后果时，是以怎样的速度减少“创新金融工具”的使用的，便可以推知以联邦立法的手段来庇护人们免于承担后果的意图是何其的明显。与给予金融机构资金援助不同——对这个问题争议的焦点是这些金融机构的倒闭所造成的信用萎缩对整体经济的伤害，阻止抵押贷款抵押品赎回权丧失则毫无争议。尽管房价下跌或许对于老业主来说是种伤痛，但下跌的房价却强化了潜在购房者的购买力——这不恰恰正是政客们豪言壮语追求多年的目标吗！然而，市场自身运行所获得的可承受房市却无法给当选政客们带来任何的政治利益，引致任何的政治支持。
流行的观点认为，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的问题，而面临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人们都是“受害者”，顺理成章，“责难受害者”是一种政治错误。不幸的是，现实世界演绎的却是别样的剧情。变更抵押贷款的相关条款帮助拖欠贷款的贷款人免责的做法被之后的事实证明无效。2009年2月《经济学人》报道：“在去年一季度73000件修改条款的贷款中，43%件贷款于8个月后再次出现违约的情况。”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如同遭遇电击一般的意外。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是由借款人和贷款人在过去共同参与，而更多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于将来还要继续参与某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在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中，政府于其中某个时点上的强行介入的合理性必须进行评估，不仅要评估介入时点的合理性——毕竟人们的选择是过去发生的，也要评估介入对于未来进入流程的借款人和贷款人所产生的激励和制约效果。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预见到未来由于更多的政治干预而导致回收贷款难度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干预必将更多地降低更多借款人的借款意愿。最终，贷款人很可能发现，很难获得抵押贷款，或者需要承受更高的贷款利率，以抵消更多政治干预造成的更大风险。简而言之，除了糟糕的决策造成的损失，为将来的无辜贷款者形成了无数繁杂的贷款条款。
为什么做出这些错误决策的人们要被免于后果，而与错误毫不相干的人们却被迫承受后果呢？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及，更鲜有答案。政治答案当然就是，当选政客有足够的动机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却没有任何动力从自己缔造的政策灾难中获取教训，如果他们能够转嫁责难的话。一代又一代的政客们事实上都在重复着错误的房地产市场政治干预，却一次又一次地在由于政治干预而导致的房市危机和崩盘中幸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