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1月，弗洛伊德和玛莎开始在一本他们称之为《秘密纪事》的书本上记录他们订婚前后的爱情生活。他们都有一个想法：要在以后的某一天好好地读它。他们认为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有书信往来，因而就没有机会记录他们之间那些极其美好的恋爱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当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要轮流执笔，写日记和回忆之类的东西。在这本《秘密纪事》上，弗洛伊德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难以驱赶和剔除的勇气和胆略。当我严格地检讨自己，当我比我所爱的人更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上天并没有给我许多天赋，也没有赋予我更多的东西，恰恰相反，只给我很少迫使别人承认的才能。但是，它却赋予我那种热爱真理的大无畏的精神，给我一双研究家的锐利眼睛，使我对生活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使我生性努力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
弗洛伊德既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与玛莎热恋的时候，他一刻也没放松自己事业上的追求。这时，他在全科医院已经经受了外科与内科的训练，他发现自己在这两方面都缺乏天才，而感兴趣的则是精神病科，1883年4月，他听说一个熟人从精神病科辞职之后，便马上申请到那里去工作。
精神病科的领导人是特奥多尔·迈内特主任。他是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壮实的男子。他有一头桀骜不驯的浓发，一个斗士的性格。他生于德累斯顿，父亲是戏剧评论家，母亲是皇家歌剧院的歌唱演员。他本人也酷爱诗歌、民谣、历史、戏剧评论，还会五六门外语。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脑解剖专家，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使他获得了“大脑建筑之父”的美名。
早在大学时，弗洛伊德就听过迈内特讲课，对精神病学很有兴趣。他对这位教授十分崇拜。1883年5月，他开始跟随迈内特教授工作。过去，他只是一名预备医生；现在，在迈内特手下，他已是一名正式医生了。他每天在病房工作7—10个小时，给患有神经病的病人治病和开处方。按规定，助理医生是不许进实验室的，但迈内特并不太严格，弗洛伊德上班后的第二周，就获准每天到实验室干整整两小时。这样，弗洛伊德又可以继续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了。
在迈内特手下工作使弗洛伊德经济上也有所改善。医院分给他一间不错的房子，他从拥挤的家中搬了出来，感觉舒适多了。他每月的工资是30个盾，相当于12美元；还可以在业余时间私人行医，而且常常有人介绍学生来找他辅导，每小时能挣3个盾的学费。
在那里，弗洛伊德接触了大量的精神病人，有男病人，也有女病人。他们稀奇古怪的病症，弄得他眼花缭乱，大惑不解。一个年老的修士老认为自己住在一座碉堡里，他对自己过去的经历都记得很清楚，惟独近8年发生的事情忘掉了。他老是喝水，每讲一句话就要呷一口水。另一个农民的儿子，年纪很轻，却得了狂躁症。一到夜里，他就把衣服脱光，在院子里赤条条地绕圈子；回屋后，又用刀把裤子、上衣和靴子全部割碎。他逢人便说：“我要当兵，我要当兵。”
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古怪的人来，有些是家人送来的，有些是警察绑来的。他们要么大喊大叫，要么永不开口。弗洛伊德每天都与这样的病人打交道，他不仅没有厌烦，反而兴趣浓厚。他同情这些精神病人，思考他们得病的原因，试图治好他们。正是从这时起，他迈出了研究无意识和变态心理的第一步。
炎夏来临之后，玛莎又要跟随母亲去汉堡附近的万兹贝克了。这次与往常不一样，过去，夏天一过，玛莎就会回来。这次，他们是举家迁往那里，再不回来了。弗洛伊德很不情愿玛莎走，因为这是一次长久的别离，玛莎走后，他们的爱情关系还能持续下去吗？但当时弗洛伊德还不具备结婚的条件，玛莎也不能背叛自己的母亲，所以，一对年轻人只有在奥塞尔大街依依惜别，从此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分离。
第二年的8月，弗洛伊德才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他马上赶往汉堡去探望玛莎。玛莎专门到汉堡的车站去接他，随后，两人手挽着手坐上了一辆开往万兹贝克的马车。
万兹贝克离汉堡仅5英里的路程，这是个风景迷人的地方。玛莎在肯登堡大街为弗洛伊德租了一间向阳的房子，房间里贴着带黄色雏菊图案的奶油色壁纸，从窗户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艾希塔公园。他们在那里稍稍休息之后，就来到了玛莎家里。
伯内斯夫人在石蘑路租了一幢房子，离弗洛伊德下榻的地方非常近。这是一幢乡村式小屋，四周都是花园，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屋内的家具都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玛莎家里看到过的。弗洛伊德在这里见到了伯内斯夫人和玛莎的妹妹。她们都很欢迎弗洛伊德的到来。在万兹贝克，弗洛伊德和玛莎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虽然有14个月没有见面了，但彼此依旧是情深意重，心心相印。
从万兹贝克回来后，弗洛伊德心情舒畅、干劲冲天，更加狂热地投入了工作。这时，他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从1882年到1885年，他先后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等。同时，他建议眼科医生用可卡因做麻醉药动手术也获得了成功。
弗洛伊德盼望着能早一天与玛莎结婚，他想尽快申请“讲师”的头衔。因为只要有了这个头衔，他就可以挂牌行医了。
1885年1月21日，他向医学院递交了请求讲师职称的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学院尊敬的教授们能授予我神经病专业的讲师职称，我将从两个方面促进心理学的这一分支的教学。。。。。。”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弗洛伊德从踏进全科医院的第一天就在盼望着它，从与玛莎订婚的那一天起就在急切地期待着它。现在，他与玛莎相隔遥远，长久的分别令他无法忍受。虽然他俩有深厚的感情，但爱情的道路上从来都是风云突变的。这时，他与玛莎已经相爱快3年了，如果迟迟不结婚，谁能保证他俩的爱情能天长地久、完好无损呢？
弗洛伊德盼望着尽快与玛莎结婚，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尽快开业，尽快挣钱。而要尽快开业，就必须尽快获得“讲师”头衔。
维也纳大学的医学院历来以精益求精著称，它对讲师职称的评定是极为严格的。获得这一职称的人并没有报酬，但可以在大学中讲课，那是极受尊重的。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方面有专长的学者才能担任这一职务。只要担任这一职务，就意味着不久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
弗洛伊德已经在全科医院干了两年多，从外科、内科、神经科、眼科、皮肤科，他都去实习过。他已经掌握了较丰富的临床技术，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要取得讲师资格一般需要四年，弗洛伊德的申请能被批准吗？
医学院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弗洛伊德的申请。委员会由布吕克、诺特纳格耳、迈内特三位教授组成。布吕克教授主动要求由他来审查弗洛伊德的工作并起草提名报告。为此，他仔细阅读了弗洛伊德所写的几篇论文，在上面批上了“非常重要”的字样。他还认真阅读了弗洛伊德概括自己的研究方法的一些文章，然后，他写道：“弗洛伊德博士撰写的显微解剖学论文中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他受过良好的全面教育，性格文静而严肃，在神经解剖领域是一位出色的工作者，头脑敏捷，思路清晰，对本专业各种文献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了严谨的演绎法，具有很高的文字组织才能。”
诺特纳格耳教授和迈内特教授都在推荐书上签了名。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加入了申请出国奖学金的竞争。这笔资金是1866年由大学校长和校务会发起设立的。总共有600盾，相当于240美元。获得奖学金的人可以出国到更先进的医院去学习，只有最具有培养前途的助理医生才有可能得到这笔奖学金。
评审活动进行了好几个月，这期间，弗洛伊德焦躁不安。他听说竞争相当激烈，有几次开会都出现了僵局。参加会议的教授们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评这个，有的主张评那个，大家势均力敌，争执不休，最后不得不休会。然而，命运女神青睐弗洛伊德，1885年6月，他终于以19：3的选票获得了讲师资格，同时又以13：9的优势获得了出国奖学金。
在巴黎邻近卢森堡公园的一条幽静的街道上，有一家整洁舒适的小旅馆。1885年凉爽的10月，弗洛伊德来到这里住下，开始了他为期6个月的留学生活。
房间里铺着薄薄的地毯，墙上贴着金底红花的壁纸。房间中有一个大衣橱，一张松木桌子，另外还一些漂亮的小家具。
弗洛伊德把玛莎的照片放在桌子上，仔细端详起来。几天前，他已经将自己获得讲师资格和赴法留学的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她，现在，他已来到了巴黎，这个迷人的城市没有使他心乱。他一在旅馆安顿下来，就思念起亲爱的玛莎来了。
离去医院报到还有几天时间，弗洛伊德游览了巴黎的市容。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喜欢这里。由于思念玛莎，他便去找了玛莎在巴黎学艺术的一个表弟，两人一起去看了一场莫里哀的喜剧。弗洛伊德吃惊地发现，剧院里女人的礼服不够雅致，剧院也不像维也纳那样有自己的交响乐队；女演员的对话，他一点儿也听不懂，演出没能使他愉快。后来，他再也不常去巴黎剧院看戏了。
几天之后，弗洛伊德去了萨尔拜特利尔医院。萨尔拜特利尔医院位于巴黎的东南端，它也像维也纳的全科医院一样是欧洲著名的医院。医院占地74英亩，有45幢独立的大楼，可容纳6 000多名病人。医院中风景如画，大楼之间是宽阔的空场，铺着石子小路，路边长着高大浓绿的老树。有的大楼檐顶突出，很像瑞士的小教堂。
弗洛伊德将要去拜见的老师是夏科。夏科是一位年近六旬、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宽阔的额头，宽大刚劲的鼻子和两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他身穿长大的双排扣黑色外套，头戴礼帽，双鬓略显斑白，胡子刮得一干二净，看起来气宇轩昂、卓尔不凡。
让·马丁·夏科是医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经病学专家，人们誉之为神经病学的艺术大师。他数年来记下了成百上千的精神病病例，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详述了震颤麻痹症、进行性风湿症、动脉痉挛症、关节损害症、脊椎癌，以及后来以他的名字命的肌肉萎缩症。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他对人体的探索相当于伽利略对天体，哥伦布对海洋，达尔文对动植物的探索。”
能够跟随这样一位大师学习，弗洛伊德倍受鼓舞。他年轻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医学经历开始了。夏科将一个异彩纷呈的医学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思想、新发现。弗洛伊德完全迷醉了。
这时，他对科学的狂热再度高涨起来，一时间甚至压倒了他对爱情的狂热。他写信对玛莎说：“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俱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而战胜爱情。”
巴黎萨尔拜特利尔医院的学习完全占据了弗洛伊德的时间，他对玛莎都有些淡忘了。他对夏科教授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天到晚都在想着这位大师和他的理论。弗洛伊德曾说：“作为一位老师，夏科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是结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讲演是如此生动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边留有回音，而他的实验操作过程则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还翻译了夏科的论文，在《自传》里他这样写道：“有一天，我听到夏科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句子。夏科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进入夏科的个人生活圈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参加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1886年 7 月，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翻译工作。这篇题为《关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关于歇斯底里症的新讲义》的文章，其德文译本比它的法语原文还提前出版。为了感谢弗洛伊德的德文翻译，夏科赠送给他一套他的著作全集，书上写着这样的话：“献给弗洛伊德医生先生，夏科萨尔拜特利尔的最珍贵的纪念。”
夏科有许多东西都令弗洛伊德入迷，不过，最让弗洛伊德着迷的是他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弗洛伊德每星期二都要去听夏科的讲座。一次，夏科在讲座中讲了一个很新奇的病———“男性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一听这个题目，就感到极为震惊。大厅里听讲座的人们也纷纷议论起来。因为“歇斯底里”一词的词根是“子宫”的意思，歇斯底里症一般认为是只有女人才会得，过去，医学界认为它是“子宫倒错”或阴蒂有病引起的。现在，夏科则说男人也有患歇斯底里症的，这不能不令弗洛伊德大开眼界。
夏科教授请了许多患有这种病的男病人出来，对他们的病情当场进行分析和讲述，一个叫波尔兹的年轻人被领上了讲台。他是一个马车夫，在一次赶马车的时候不小心从车上摔了下来。他的右臂被摔得很痛，但并没有受伤。几天之后，他突然失眠了，早上起来后发现那条没摔过的手臂已不能动弹，对疼痛和冷热也失去了知觉。
夏科告诉大家，波尔兹的手臂并没有受损。通过检查发现，他手臂的皮肉、骨骼和神经都是正常的，那么，他的手臂为什么瘫痪了呢？夏科认为，这是心理创伤造成的，主要是波尔兹被摔后受了惊吓的结果，这就是典型的男性歇斯底里症。
从本质上说，波尔兹并没有受伤，他的手臂瘫痪也是药物无法治愈的。夏科的分析十分正确。不久，弗洛伊德就听说波尔兹出院了。那么，这个用药物无法治好的病人是怎么恢复的呢？说来颇为奇怪。一次，波尔兹在医院和另一个病人玩牌，对方冲撞了他，两人大吵起来了，波尔兹愤怒之下，想奔过去揍对方。这时候，由于激动，他已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手臂是瘫痪的，他将右手用力一挥，朝对方的脸上砸去，没想到这一挥，他那一直不能动的右手就恢复了知觉，再不瘫痪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高高兴兴地出院了。
这真是一个奇迹！弗洛伊德对此大惑不解。他问夏科，病人为什么会这样就好了呢？夏科告诉他，病人是被另一种心理创伤治好的。那就是他由于过于愤怒，不得不挥动双拳去教训对方。
催眠术是一种使人进入人为的神经症状态的方法，对那些神经过敏和精神不平衡的人来说是十分有效的。只要施行催眠术，病人就会进入似睡非睡、神思恍惚的境地。到那时，医生叫病人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如果医生扔给病人一只手套，说这是一条蛇，病人就会尖叫起来；如果医生递给病人一根木棍，说这是一个巧克力糖，他就会香喷喷地吃起来。在催眠状态下，接受催眠术的人几乎失去了理性，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你就是让他变猪、变狗，他都会照着去做。
弗洛伊德在早年就看到过催眠专家演示催眠术，对催眠术的神奇功效深信不疑。然而，在奥地利，催眠术一直是受到排斥的。许多人认为它是违背科学的，是一种巫术骗人的方法。但是在法国。催眠术却被广泛加以运用。
夏科是第一个以神经病学家的身份研究催眠术的人，是他最早指明了用催眠术的途径，创立了一套描绘其多重阶段的科学理论。弗洛伊德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夏科的催眠术演示。那是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真实。
在医院的阶梯礼堂中，夏科让一位姑娘躺下，他的助手对她施行催眠术，让她进入睡眠阶段。接着，夏科用亮光照射姑娘的眼睛，她便进入了催眠的第二阶段———僵直性昏厥阶段。这时，姑娘面色苍白，呼吸减慢，全身僵硬，失去了感觉。此刻，夏科可以让姑娘进入任何一种麻痹姿态，把她的胳膊、腰、背、脖子和手僵硬地蜷缩起来，闭上眼睛狠狠往后仰，这种姿势在他的理论中被称作了不起的“最大弓形”。
随后，夏科使姑娘脱离僵直性昏厥状态，进入第三个阶段———放松睡眠阶段。病人被唤醒之后，已完全没有刚才的麻痹姿势了。她又能灵活走动，随意回答问题了。
看了夏科的示范，弗洛伊德苦苦思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催眠状态中的活动只是单纯生理性的吗？当身体摆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蜷缩姿式时是否还受自身的控制？夏科没有解释这一切，但弗洛伊德意识到这是个很值得探索的领域。
在弗洛伊德后来创立的伟大学说———精神分析学中，潜意识是其基本出发点之一。在弗洛伊德之前，没有人发现这个人类心灵的幽邃神秘之处；是弗洛伊德首次揭示了这一特殊的精神领域，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弗洛伊德的这个发现，正是从巴黎开始的。
在弗洛伊德快要结束他在巴黎的学习时，夏科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在席间，夏科向另一个教授讲到他正在医治的几个病人的情况，其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远道而来、专门找夏科看病的。女的患有多种严重的神经症，丈夫的性功能也出了毛病。夏科认为那位夫人的病主要是由于丈夫引起的，主要是由于丈夫的性能力减退，夫妻无法进行正常的性生活的缘故。弗洛伊德听到这里，心里猛地一怔，他记得自己已经不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了。在几年之前，他的医生朋友布洛尔也给他讲过类似的话。一天傍晚，他和布洛尔出门散步，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女病人的丈夫。这个丈夫向布洛尔打听他妻子的病情。后来，布洛尔对弗洛伊德说：“这种病一直是洞房里的秘密，夫妻床上的秘密。”
弗洛伊德当时就觉得很奇怪，难道神经症也与性有关吗？他这时还没有结婚，无法了解那些洞房中的秘密，而医学书上也从来没有谈到过这样的内容，夏科和布洛尔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弗洛伊德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从夏科家里回去后，他一夜都没有睡觉，苦苦思索着夏科、布洛尔的话和他平时接触的一些无法理解的病人。他想起了布洛尔曾给他讲的“安娜·O病例”。“安娜·O”是布洛尔曾经治过的一位女病人的假名，这位女病人的真名叫波莎·帕彭海姆，她曾经是玛莎中学时代的朋友。波莎是位美丽聪明的姑娘，她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家人笃信清教，平时对她管教十分严格。中学毕业后，家里就不许她再上学了，甚至不许她看书和看戏，生怕她受到外界的引诱和迷惑。
波莎生活在单调和寂寞之中，1880年7月，她的父亲生病了，波莎全力照料他，以至于自己的身体垮了下来。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以为她的毛病只不过是劳累造成的，后来她的病情越来越奇怪，除了虚弱、贫血、咳嗽和食欲不振以外，还产生了幻觉。她经常在房间里看到死人的头颅和骷髅，把自己扎头发的带子看成了毒蛇。她的情绪极不稳定，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焦虑重重。后来，她的半边脸麻痹了，接着，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也失去了知觉。她忘记了单词，忘记了语法，只能胡言乱语，最后甚至连话都不会讲了。
她父亲病了一年后就去世了，这时，波莎的病情更加严重。布洛尔医生被请去为她治疗。他发现波莎患的是歇斯底里症，她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疾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布洛尔发现催眠术对波莎有效，于是，在使用了其他办法均无效果的情况下，布洛尔决定给波莎施行催眠术。他让波莎进入了催眠状态，然后对她说：她能够并且应当吃东西，她的听觉和视觉是完好的；只要她自己愿意，她的麻痹症就会消失，尽管她父亲去世了，但父母终归是要死的，她用不着过分地悲伤。布洛尔的催眠术发生了奇效，波莎身上难以治好的疾病被治好了，她又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弗洛伊德想到这里，不禁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波莎的疾病呢？既然她的身体一切都正常，为什么又会犯病呢？除了她父亲的死给她造成的打击之外，她的大脑中有没有更深刻地在起作用的东西？弗洛伊德思考了很久，波莎疾病的恢复还使他意识到催眠术对治疗歇斯底里症可能有效果，他决定将自己的这些发现尽快告诉夏科。
第二天一早，弗洛伊德就兴冲冲去找夏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问：“夏科先生，您认为布洛尔是否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道路？这之中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能否用催眠术来治疗那些不幸的病人？
弗洛伊德期待着夏科的见解，没想到这位权威大手一挥，做了个否定的姿势，认为那一切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
夏科的否定并没有使弗洛伊德放弃，虽然夏科是神经病学的权威，是弗洛伊德最尊敬的人，但对真理的热望超越了一切，弗洛伊德仍在这个方面努力探求着。在离别巴黎的前夕，他终于将自己的探索写成了一篇论文，提出与马丁·夏科争锋相对的观点。夏科认为歇斯底里性瘫痪是由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的，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损伤；只有当某种情绪强烈上升，终于克服了那个损伤之后，瘫痪才可能消除。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研究，觉得不能同意这一见解，因为没有任何人通过仪器或解剖在活着的或死去的歇斯底里病人身上发现过大脑的损伤，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损伤不存在于肌体而存在于观念意识之中。
文章写好后，弗洛伊德不敢拿给夏科看，他怕这篇文章惹怒了夏科。在给玛莎的信中他也谈到了此事，他说：“我知道给他这样一封信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因为夏科不喜欢人家用新奇的见解干扰他。”但弗洛伊德最终还是冒了这个险，他把文章悄悄地放在夏科的办公桌上。第二天，夏科召见了弗洛伊德，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夏科的办公室，只见夏科手里挥着那篇文章，爽快地说：“弗洛伊德先生，文章的想法不错。我虽然不能接受你的推理和结论，但我也不反对。我认为这些想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我要在我编的《神经病学史料》上发表这篇文章。”
弗洛伊德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