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位母亲”“另一位母亲”后，心中一直有一种冲动，要写一篇有关我母亲的文章。我曾数次提笔，但每次一提笔即思绪万千，不知从何处写起，因而不得不将笔搁下。今天坐在飞往美国西雅图的飞机上，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完成这篇文章，一是要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另一个是为了纪念母亲逝世8周年。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濮阳县。1917年母亲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外公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守着二亩薄田养活全家，闲时靠做点木工活贴补家里。母亲有一个姐姐，出嫁后育有一男一女，但20多岁即患病身亡。虽然外公家境贫寒，但并不影响外公、外婆对母亲的宠爱。母亲即是在这种既贫困又受宠的环境中长大，并形成了一生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争胜好强、和睦邻里的性格和品质。
在母亲小的时候，还流行缠足的风俗。据母亲回忆，邻家娶了媳妇，闹洞房时总会有一帮小孩起哄要抬新娘的腿看脚，如是大脚则会遭到人们的讥笑，如是小脚则被视为“漂亮”。但母亲从小即有一种叛逆心理，决不缠脚。好在外公、外婆对这个任性的女儿宠爱有加，从不训斥，母亲自然也就成了大脚姑娘，这也为母亲一生勤劳耕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母亲大约18岁嫁到杨家与父亲结婚。父亲结婚前曾在奉天张学良东北军中服役，在部队中作马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跟着兽医学了点医学知识，加上后来他留意观察，认真学习，天长日久竟然成为一名兽医。临解放时回到家乡，他又学习了一些西医和中医知识，逐渐成为一名乡里郎中，一直悬壶济世30余年，在家乡小有名气。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不久，一位与父亲一同在东北服役的同村伙伴随张学良的部队到了陕西，他写信邀父亲赴陕西闯世界。因家中贫穷，父亲不得不离开母亲和刚出生不久的哥哥赴陕西宝鸡工作。母亲守着二亩薄田，辛苦劳作，睦邻乡里，持家有方，生活虽然清贫，但还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
1942年，家乡遇到大旱，可谓是千里赤地，一片灾荒。母亲领着哥哥到山东、河北沿街乞讨。逃荒要饭路上，经常看到人倒在路旁再也没站起来。母亲领着年幼的哥哥走街串户，要来一点点残羹剩饭就赶快让哥哥吃下。母亲自幼勤快、干练，在要饭的路上，经常帮人家缝补浆洗和做些家务活，以换取少量食物果腹。曾有几次，有几位好心人劝母亲改嫁，免得再流落街头，母亲每次都婉言谢绝。可以想象，在那个饿得人都要吃人的大灾荒中，母亲以一个瘦弱的身躯带着幼小的哥哥竟然挺了过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我小时候，我母亲还经常给我开玩笑说，要是娘改嫁了，就没俺二小了（在老家，排行第二通常被称为二小）。自懂事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感恩母亲，是她坚韧的性格和品德使我有缘做了她的儿子，她的朴实善良和爱心一直影响着我一生！
大约在1946年，母亲和哥哥在我二叔的陪伴下，至陕西宝鸡看望父亲。随后，父亲携全家回到家乡，不久家乡解放，可谓是翻开了新的生活一页。
不知是母亲受到外公、外婆从小所谓封建礼仪教育的影响，还是因为父亲是家庭顶梁柱、辛苦劳作撑起这个家的缘故，母亲对父亲那一种感情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自懂事时起我就发现，父亲吃的饭与我们家其他人不同。当时农村生活还相当艰苦，但母亲总是给父亲蒸馒头、炒鸡蛋、炒豆腐吃，而母亲和家庭其他成员总是吃窝窝头、咸菜、喝玉米面粥。我和我侄子年龄一样大，刚懂事时我们总是瞪着两眼看着桌子上的馒头。母亲总是对我们两个说，你们俩还小，以后吃好东西的时间长着呢。久而久之，我和侄子吃饭时也不再看饭桌上的馒头、鸡蛋了。有时父亲对母亲说，你也很辛苦，你也吃一些吧。母亲总是说，她不喜欢吃馒头、鸡蛋，她习惯了粗茶淡饭。在我博士毕业后，回家探望母亲，总是劝母亲不要再节省了，儿子可以挣钱，让她过好日子了，但母亲还是什么都不舍得吃。邻居告诉我，母亲去镇上赶集，总是拿5毛钱买两根油条吃，喝点水就回家了。
到1999年时，母亲生了一场大病。我在医院陪了她3个星期。
从昏迷中醒过来后，她一直处于健忘和脑子不清楚的混沌状态。
这时她每天要鸡蛋和肉吃，有时一顿能吃下5-6个鸡蛋。我看着母亲香甜地吃着，心中酸酸的，泪水一直不停地往下流：娘，您受委屈了，一辈子您都以不喜欢吃为理由，把好吃的都给了父亲，在您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才还原了人最原始的本性！娘，您好好吃吧，只要想吃，儿子能弄到的，您就尽情吃吧，生活亏欠您太多，儿子亏欠您太多……
自那以后，我就给哥哥交代，只要母亲喜欢吃的东西一定要让她吃够。儿子的这一决定说来也是残酷的，因为母亲当时还有高血糖、高血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儿子作为医生，不是不知道过多的蛋白、脂肪和糖类对这些疾病的控制是不利的，但我已无法在良心、理智和心灵上作出平衡。我能做到是让母亲享受到她应该享受的东西，要不然我的良心一直会受到谴责，一直会得不到安宁。还好，在良好的治疗和我哥一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母亲在大病之后又活了6年，享年88岁。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一辈子也不认识自己的名字，更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但她知道，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读书。父亲更是因走南闯北而深知没文化的痛苦和不幸。两位老人省吃俭用，辛苦劳作，一心想的是能把两个儿子培养出来。在父母精心培养下，哥哥师范毕业，成了一名教师。虽然有时父母亲给我讲到供哥哥上学的情况，其中的艰辛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上学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和什么是父母之爱！
自我上小学后的近20年那段时间，是我国相对贫穷的时期，特别是农村，农民主要靠土里刨食来生活。我的家乡在豫东北，人多地少，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虽然我在家里是老小，父母疼爱有加，但那种环境还是使我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父亲在村卫生所上班，每天有10个工分，另外每天补助1毛钱，我家在当时的农村应该是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了。但为了供我上学，父亲从卫生所一回到家里，就换上他的工作装（烂得连叫花子的衣服都不如），下地割草去了，割的草用来喂羊和积肥，积的肥可以换成工分，这样可以多分些粮食。
那个年代虽然流行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但不知为什么，地里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草，庄稼地里尽是资本主义的苗，而这些苗打的粮食并不多，人们总是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到了冬天，父母亲如果在夜里听到刮大风，俩人四五点钟就起床，为的是拾树叶。因为一刮风，干树叶即被刮到田地里凹陷的小坑里或路边的沟里，这样就容易捡到树叶，这些树叶同样是用来喂羊和积肥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到父母亲为供我上学这么辛苦，我在放学后即帮着父母干农活，或割草或捡树叶。直到现在，我一看到路边的青草和大堆的树叶仍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
在上高中时，母亲已50多岁了（母亲40岁生我）。有一次，母亲住到离家有10公里路远的亲戚家中割草，周日我帮着母亲把割的草用架子车拉回家中。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和母亲拉着草往家里赶。离到家还有一公里路的时候，母亲和我又饿又累，走不了几步就要休息一下。母亲脸上的汗珠大颗大颗滚落下来，我第一次体会到饥饿带来的说不出的感受和恐惧。母亲累得大口大口地喘气，还不时鼓励我：“二小，回到家娘给你做面条。”要知道，那时吃面条对我而言有巨大的诱惑！在那个年代，只有在小麦收割后的一段时间里，才偶尔能吃到面条，吃面条就好像是过春节一样。直到现在，我对吃面条一直情有独钟。
我已不记得那天晚上几时回到家里，我只记得后来那一公里路好长好长，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长的路，它让我知道了人生的艰辛与不易，让我学会了感恩！大学毕业后每次回家探亲，都要从那段路上走过，母亲总是早早地在那段路上等着我。走到那段路上，我总是下车步行，陪着母亲慢慢走过那段永远忘不了的小路。那是一段母亲扶我、领我走向人生的路，那一公里崎岖泥泞的小路上洒着母亲的汗水和爱，是母亲带我走向世界舞台的路！
后来，当我站在北京东西长安街上，站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站在通往古罗马竞技场的大道上，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想起那遥远的乡间小路……
母亲去世后，我每次回去上坟祭拜，都要经过那条小路。我总是下车徒步前行，我每次都仿佛看到满头银发的母亲仍然弓着背、弯着腰在拉着装满青草的架子车，伴我前行，给我动力，给我指明方向……
虽然自幼跟随父亲学医，但立志做一名好医生，还是源自母亲。
在我10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学医，尽管当时什么都不懂，但一些中药的汤头歌还是背得滚瓜烂熟的。父亲由于年迈（父亲长我50岁），我也早早有了外出帮人打针（注射）的机会。1975年高中毕业，我成了村卫生所的一名编外赤脚医生，每天既要下地劳动，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又要为群众看病。每到吃饭时，往往有不少患者前来就诊，半夜三更敲门求诊的也不在少数。
母亲是个热心肠人，每有病人前来就诊时，就帮他们拿凳子、倒水和照顾他们。夏天夜里暴雨倾盆，冬天夜里大雪纷飞，有人敲门时也是母亲先起床照应他们。日久天长，母亲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出现了头晕心慌、烦躁失眠等一系列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为了给母亲治病，我陪着母亲先后到濮阳县医院、安阳钢厂医院诊治。后经人介绍电疗对神经官能症可能有很好的效果，我就陪母亲赶到新乡某医院治疗。刚开始电疗时，母亲说没有什么反应，问医生是否是电量小的原因。我清楚地记得那位医生板着面孔，一脸不高兴，不由分说加大了电压和电流量，随即母亲浑身抽搐，差点晕了过去。母亲惊恐地对我说：“二小，我不治病了，咱们回家吧。”看到那位医生一脸麻木和冷漠，我气得浑身发抖！那一个画面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依然那么清晰。那时我虽然没有能力保护我的母亲，为她驱除痛苦，但是我永远记住了患者及家属受到不负责任医生伤害时的痛苦和绝望！
1984年春节，我因报考硕士研究生，未能回家过年。母亲和父亲不知道研究生是干什么的，但他们知道考研究生是要学更多本事，因此特别开心，春节期间二老专门烧香让老天爷保佑我考取研究生。1987年考博士期间，父亲已去世，母亲更不知道博士是怎么回事，但她知道博士是学更多本事的，是要做大学问的，她又专门烧香跪拜，求老天爷保佑我考取博士！
自上大学起，每次回家探亲，母亲总是对我说：“二小，你一定要好好学本事，关心病人，咱要做一名好医生。”母亲的话像长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一直伴我成长，激励我前行！
每当我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进行动物试验的时候，母亲“做一名好医生”的叮嘱像给我注入了活力和激情，疲劳一扫而光，也就有了从早上进实验室到晚上10点才回宿舍的故事；也就有了凌晨一两点骑自行车到10公里外取牛眼，早8点准时做实验的故事；也就有了大年三十晚上做试验到7点的故事；也就有了我领导的团队发表130多篇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性的科学领域中的杂志)论文；也就有了我们团队在国际葡萄膜炎团队中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及影响因子均排名第二位的国际地位；也就有了我们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和省部级二等奖（4项）。每当我在指导学生做实验和为学生修改文章的时候，母亲的话和就医经历又使我真正感到培养一批好医生的重要性和迫切感。每周一次的实验室学术会议，多年来几乎雷打不动地举行，有时甚至开至凌晨1点钟。近20年来，我已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80多名。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在北京同仁医院、上海眼耳鼻喉医院、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大型医院。全国从事葡萄膜炎的眼科医生多出自杨氏门下，他们已成为我国葡萄膜炎诊断、治疗和研究中的中坚力量。每当我穿上白大衣坐在诊室为患者看病的时候，母亲的话使我理解了做一名医生沉甸甸的责任。不管患者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我都一一悉心诊治，从不敢懈怠和疏忽，用心和生命为患者挽救视力、治愈疾病已成为自己人生永恒的信念和目标！
有人问我：“杨教授你每次门诊都从早上8点看到晚上9点、10点，甚至看到凌晨一两点，你累不累呀？”不累是假的，但为了让患者早日恢复光明，为了给患者节省时间和费用，让患者能赶上第二天早上的火车或飞机，还有为了母亲“做一名好医生”
的教导，我心甘情愿去做，无怨无悔地去做！我曾在我写的第三本葡萄膜炎专着（《葡萄膜炎诊断与治疗》，254万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的前言中写道：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广大葡萄膜炎患者，属于千千万万病人朋友！
当我获得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杰出成就奖、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卫生部突出贡献专家、中美眼科学会金钥匙奖、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和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时，当我被选为国际眼炎症学会执行理事、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执行理事、国际白塞病学会理事、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两江学者特聘教授、十八大党代表时，当我一次次走向领奖台的时候，当我一次次走向国际讲台向全世界介绍我们研究成果的时候，我总会在心中默默念道：
母亲，您让儿子成为一名好医生的愿望正在逐渐实现，您的教导将永远是我前行的动力，永远……
母亲，您安息吧！
我的父亲
纪念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一文被《芳草·潮》刊用后，很多同事读后深受感动，鼓励我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父亲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对我的成长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年是父亲离开我30周年，我心中从未间断过对他的思念，现草拟一文，以示对父亲的纪念和缅怀。
父亲杨公讳风阁，字岐山、殿臣，生于河南省濮阳县城西西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因家庭贫穷，父亲只在基督教的学校读过几年书，认识了几个字，这为日后学医和行医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