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沙龙女王一生崇尚革命，却最终被革命者处以极刑，临刑前，罗兰夫人发的感慨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外延却能涵盖世间一切，而不单单囿于“自由”和“罪恶”。
当世人擦亮眼睛，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凡是龌龊邪恶的东西，外表必定包裹着冠冕堂皇、高尚善美的华丽外衣，当事人总会想尽办法去遮掩，让不明真相的小民去相信他们做的是正确的，是不容指摘的，或者是跟“国家利益”挂钩的。比如现在才“臭名昭著”的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文字的原因而构成的罪案。在古代封建主义社会里，统治者们往往会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那些“不听话”的文人、维护统治的目的。文字狱一般都是冤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构成的。
在封建社会，文字狱通常十分残酷，且有特定的“受众”，可以说，文字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一般狱讼，往往都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再据以判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可又找不到对方的错处或无法定他的罪名，于是就在他的作品中找证据，以此定刑。而文字狱的量刑一般都很重，严重者不但会招致杀身之祸，甚至会连累所有亲戚——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
由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文字的意思太繁复，所以给统治者找到了很多口实。也因此，文字狱很早就出现了。
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当得不错，但人际关系比较不靠谱。
他本人又爱写些酸溜溜的文字。本来很正常的一些话，却让政敌戴长乐抓住了把柄，将一封检举信递到了中央，称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礼”。
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告发语，妙在无论有无证据，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都能发现告发者的忠诚和为国家着想的胸怀，都可以撼动皇帝的思想。果然，杨恽很快被“双规”。
世界真是奇妙无比，偏偏五凤四年（前 54 年），天上很正常地出现日食，科学知识不够的古人以为这是老天爷的警告，人心惶惶。杨恽没处好关系的一个仆人趁机上书西汉朝廷，说杨大人居家时爱讲牢骚话，日食就是他骄奢不悔招致的。皇帝火大，派人前往查证，结果在杨家搜得《报孙会宗书》。这封信是他回答友人孙会宗的，内有“宣帝见而恶之”，本来是说汉宣帝看见孙会宗不喜欢，但皇帝把语义搞错了，以为是自己招别人厌，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杨恽不久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杨恽的老婆孩子也远徙到了甘肃酒泉。
说起文字狱，清朝是最多的，其实不止是清朝，每个朝代都有文字狱的影子，只不过清朝是满族王朝，统治者的神经更为敏感，忌讳也更多，故而案件连发而集中，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别的王朝与清朝比较起来，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从杨恽事件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臣子的伺察历来是极其严格的，神经也很脆弱。
统治者的目的是要让读书的人服服帖帖，哪曾想这里面却诞下一个怪胎，除了思想的河床逐渐干涸以外，想升官发财的人又看到了另一条门路，告讦，用牺牲别人的手段来为自己吃官饭铺路。
庄廷鑨《明史》案打的也是“为国家着想”的旗子，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是 70 人同时遭凌迟、重辟、处绞。它成功地教训了文化人，使他们老老实实钻入故纸堆，考订、整理史籍，但也禁锢了思想，抑制了各种学术发展。同时，诬陷、威胁、勒索他人之风，也愈演愈烈，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庄廷鑨是湖州富户，而且是个盲人，大概是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并不怎么通晓史实，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又瞧不起他，为了脸上有光，出钱从明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桢后人手中买了史稿，又延揽江南有志于纂修明史的士子，补齐了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书成后，题名为《明史辑略》。为了彰显才能，庄廷鑨把此书标为自己所著。
在这部书中，叙述南明的故事时，仍奉南明年号，还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斥骂降清的明将等。这书刚刊刻时本来没事，但是因为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虚荣心太重，在没经人允许的情况下，把江浙名流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列成了参订者。这事情传出去以后，三人很窝火，认为庄允城没有一点版权意识，且不知道书中内容违不违禁，一怒之下把这事捅给了浙江教育局（浙江学道）。令三人没想到的是，钱的力量是巨大的，庄允城得知此事后，很快用钱摆平了浙江教育局和浙江省委。庄允城天真地以为，有这些大员撑腰，自己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而，三人在背后戳《明史》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居心不良的人也看到了希望，虽然很艰难，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吧。一个叫李廷枢的也买了这书，拿到湖州市长（湖州知府）陈永命处去告，不过陈早收了庄家的钱，把书没收后再把李赶回了老家。一气之下，李廷枢把书转给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
吴之荣是个无赖，心眼也多，早前就是个敲诈行家。得知此事后，先是去庄允城家敲竹杠，被庄拒绝。吴之荣转过头来向浙江军区司令（镇浙将军）柯奎处告。柯奎委婉地向吴之荣表示，自己是武将，不是文职，不管文字官司。吴之荣回过头再去庄家索贿，庄家派遣女人出战，在女人的口水中，吴之荣愤恨而退。
在不打倒庄家誓不罢休的缺德心眼驱使下，吴之荣最终把这事捅到了中央，写下“造写逆书”的牌子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刑部）指控。刑部很重视这个案子，派人找到原书，落实罪状。结果，凡参与纂修《明史》，以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的人和卖书、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都大祸临头了。死了躺在棺材里的庄廷鑨也未能幸免，坟前的牌坊被捣毁，棺材被劈烂，尸体被剁成碎块。
在明史血案的背后，吴之荣却以大功升官，不只得到了庄家一半财产，而且当上了京官。
实际而论，发生如此惨烈之案的起因，只为一个“钱”字——告讦者为钱——富豪以钱贿赂官员——富豪拒绝告讦者——进京告发。令人掩卷而思的是，这样卑鄙的事情，却是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
吴之荣告发时称那是“逆书”。何为逆书？说白了就是政治不正确之书。
约略说来，告密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报复被告者；利益驱使。无论哪一种，告密者多用高尚的理由做盾牌。
对告讦风气的危害，乾隆时期的曹一士说“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并希望朝廷对这种案子放松点，没必要掐得那么死。乾隆也意识到此风不可大长，开始对一些诬告者律以反坐。
此后，告讦之风才有所收敛。
古人云，乱自上做。清廷根本没有逸出这个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