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一般都是风度翩翩，机警灵敏的。尤其后一点，在国家间交往时，比个人的长相重要得多。晏子出使楚国，初遭轻视，根源在于容貌，后受垂青，则是因为机敏过人。晏子之后的外交使节，往往容貌与机敏并重，他们不仅对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力维护，而且举手投足，无不体现着国家气概和风范。但是像晏子那样问答都充满个性的外交官却越来越少。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 年），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率人到北魏朝贡，李安世负责接待他们。这个李安世“美容貌，善举止”，是李祥的儿子、李孝伯的侄子。李孝伯和李祥都在北魏为官，是北魏的名臣，儒界的名士。可见，李安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人物。
可能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北魏为了接待这个使团下了许多工夫，从府库中拿出金玉珍宝，然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让京都的富商穿着华丽的衣服和那些使团成员交易。南齐的使者到了一家金店，问了问价钱，结果目瞪口呆——价钱便宜得不像话。刘缵说，金玉这么便宜，是从山里采集的吗？我们猜测，可能刘缵心里打鼓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是真货吗？李安世当即说：我皇朝把金玉看成极其平常的东西，因此价格贱如泥土瓦砾。原话是：“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本来想大买特买，听李安世这么讲，“惭而罢”。
北魏一朝是不是经济好得“金玉大贱”？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史书上有许多具体数字可供引用，舍繁就简，概而言之，当时许多官吏不仅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几乎达到残酷的程度，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有七八十次之多。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语，究其实只是官员在外交场合惯用的唇枪舌剑之语，睿智而已，切不可视作真情。
不过从此事推断，在社会上，尤其某些场合，辞令的重要程度常常让人无法想象。比如李安世这几句话，除了自夸、吹牛、炫耀，有什么积极作用？自夸者尽管一本正经，一派严肃，到最后老百姓还是穷如故，愚如常。以他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空洞的外交辞令毫无作用，可他仍旧说，原由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希望他那样说，欣赏他那样说。说一句中听的话，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更能得到赞许。做一件虚假的样板工程，比踏踏实实工作更能获得上峰欢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 年）秋天，蝗灾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可京兆尹杨知至，上本奏称，托皇上的恩庇，蝗虫飞到京畿一带，不仅不吃庄稼，而且都抱着荆棘自杀死掉了。这显然是黄口小儿的诳语，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偏偏相信这样的谎言，正儿八经为这个奇迹互相祝贺。外国的一位政客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那是在外国，在古老专制的社会，看样子用不着强调那样多的次数。
李安世是一位不错的官员，太和九年（485 年），他感于贫富不均，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状，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此举深为百姓所称道。可见，他并非只会玩弄词汇之辈，而是有求实的一面，并不把实力误认为软实力，把软实力误认为宣传，也没有因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就把宣传看得天高地厚，而是在做实事。他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外国人的挑衅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对历史遗产的继承。
别国人巧舌如簧，挑衅生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查查战国时代的说客之言，就可以约略了解这一点；说到历史遗产，翻翻史书，也能发现，能言善辩之士的腔调多是如此。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只能说明古人创下的展示史极其深厚。
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们实在举不出几件。不论好坏，凡是事物公之于众之后，都具有了展示的功能。不过，自夸、展示等等，总分两个方面，既是事物本身的展示，也展示了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隋炀帝在外人面前展示了他领导的隋朝很富裕，但通过展示各种事物的行为，也展示了隋朝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浮夸自赏。人们臧否人物，评论古今，所据的资料无论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多是当时人物不忌讳的文字，这些资料公布出来以后就具有了展示功能。当然，也有良史甘冒被砍头的危险，按他们所见到所理解的真相撰纂文字，然后藏在密处，等待后人阅读。有朝一日这种文字解密了，除了文字表面叙述的事情有了展示功能，文字后面的事情也具有展示功能。比如解密时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等等。
因此，我对“展示”的做法，并不反感，觉得它无可厚非。因为不管你是否想借某事展示什么，从根本上讲都是“展示”。也可以说，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展示”意义，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变的。而“展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刻意”展示与“自然”展示之间的尺度。
隋炀帝“刻意”展示隋朝富庶的例子，被后人引用了成百成千成万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 年），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隋炀帝批准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统一，店内挂设帷帐，店堂中摆满珍稀货物，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店主都要邀请其入座，酒足饭饱之后，
不要酒饭钱，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很多胡人发现，路上的树木居然用丝绸缠裹，聪明的人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做买卖的人非常惭愧，答不出来。
“示强”无错，难的是不明晰如何“示强”。隋炀帝虽然“天资”不错，却是一个“单向思维”者。他只知“示强”，却不知道“示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本想“示”此事之“强”，结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来中国也有穷人么？因此肤浅的“示强”，永远与实力无缘，也与真正的软实力不相干。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以为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甚至奇妙地以为得到夸赞就是强大的标志，受到责备就是脑后有反骨。于是，“展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诸事都想展示。进而发展为做事就为“给人看”，浮躁之气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鸡生蛋蛋又生鸡，周而复始，浮躁就成壮观之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