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创意成功转化实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容易过。现代化市场、服务系统、网络，让小公司以及一人企业在有限的财力下仍可进军市场。他们灵活的身段与高速的创新能力，令他们因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反应比大企业更快更好。
不久前，女性杂志《布莉姬德》（Brigitte）刊载：“为什么要等着被解雇？”建议她的女性读者，在这个外包和精实管理（lean management）的年代，离开老板，利用在公司看到、学到的“知识和经验”赚自己的钱。想创业，聪明的第一步不是可以在哪里赚到钱，而是找出我们脑海中有什么想法和远景。一旦找到了，其余的步骤都只是形式罢了。
创业不仅只是独立作业，还是热情、自觉以及使命感，是种发掘自己的梦想、在工作中实现自己、做真正伟大事情的挑战。尔后，经济上的成果自然随之而来，因为我们内心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全力以赴，质量当然是最好的。创业初始时应该要思考的是自己缺了什么？要改进什么？如果一开始只是：什么能让我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就不必惊讶自己为何想不到原创的或者真正有用的创意。
问题问得太浅，你不会成功。基本问题甚至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堆人想要还得不到的无数优秀产品，还是觉得产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真正需要的仍有隔阂？为了避免产生误会，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说法和道德没有关系，绝对没有。我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小城长大，但父母是基督教徒，当时我就极端厌恶别人的指指点点。创业者应该赚钱──越多越好。他要负担的风险和辛苦必须有所回报。我全心希望所有创业者都能在金钱上得到很高的报酬。
说实话，这真的是他们应得的。总括来说，创业创造的财富比较多。大饼在变大。只要贡献了一己之力，让大饼增大，就有权利要求分到较好的一块。我并非批评获利，而是排斥以获利为目标的空洞内容。如果市场经济原则无法运作，获利便失去它的领导功能，失去它作为满足需求及效率尺度的功能。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宣扬马克思主义（它一样也拒绝将获利当成价值标准），我根据的是经济理论的传统，亦即不能将经济视为有意义根据的原则，它是用来服务人类的。
意义不会从经济原则中产生。获利有助于意义的追寻，相反则否。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让人类尊严免于繁重、需要劳力的工作，免于经济危机与病痛。获利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不属于驾驶座。经济学并不能解决人类发展的意义问题。直到今天，这还是经济科学的共识。针对经济实践上表现形式的合理批评，不该引导我们去责难经济理论。共识已经是珍贵的财产，我们不应该随便放弃。
为自己订一个目标
如果你希望拥有幸福人生，就制定一个目标吧。
──爱因斯坦
数字不太会是牺牲奉献的对象，只要有机会，人反而比较会为有意义的任务努力不懈。所以，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为了某种意义全力以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成功方程式。川崎是经验丰富的创业人与顾问，也是苹果计算机草创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道：“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了解到这一点。”经济学教科书上将创业者的获利心态假设为决定性动机，但创业成功的企业案例研究以及很多企业家传记却并不是这么说的。
例如，美国教授维斯伯研究过一百多个创业者，结果显示：大多数成功的创业人都有概念想法，这个概念不只建立在基础牢固的经营模式，也必须和他们想过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点一致。“如果赚钱是唯一动机，还是不要淌浑水比较好”，布兰森评论道。一门生意必须能感动他人，还要好玩有趣，而且能启发创造力。
最大盈余的秘密
布兰森的观点与“瑞士应用经济研究机构”创办人欧森（Richard Olsen）相同。欧森说：“追逐金钱的人没有那么长的气，能支撑到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而其他各项深入研究也并未盲目地认为创业者的最高兴趣是最大盈余，也证实了上述观察。雅克柏森（Jacobsen）在他的论文中描述检验结果，大意如下：“令人意外且重要的是，少数几人这种经济上的成功方式，似乎是创办一家公司最关键的环节。对他们来说，直接改善生存的经济标准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发挥能力，实践创意，‘做自己的主人’，心理与生理便能得到满足。”
根据雅克柏森的说法，内心感到完成某事，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创业者并非追求金钱或固定收入，而是将财务成就看成是工作能力的证明。霍尔斯在其中发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趋势。他认为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会带出一种企业家模式，这个模式和工作的关联不同于金钱层面，而是企业家至善至美的意愿，在创新质量上的野心：希望塑造出一个生命艺术极品。眼里只有营业额与获利，被证明是企业成功的绊脚石。
21世纪初，杰出的企业家让我们相信，成功的经营不单单只靠企业管理学的理性，还须仰赖有远见的创意、负责的心态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敏感度。并非只有理想主义者，不把钱当成推动力，成功的创业人也一样。换句话说，拥有一点理想主义，显然是成功创业极好的先决条件。这和社会政治意义有直接关系。错误认为营利是唯一的关键动力，会吓跑很多想创业的人。好像以营利为前提绝对必要，才会是成功的创业人，其实相反，有很多不错的例子让我们相信，一个好的构想或者全神投入一件好事，反而能提高创业的效率，而不是减损。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概念如今在德国渐渐展现成果，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将社会工作结合了企业创意、有宗旨组织和企业收支原则。就像把布兰森和特蕾莎修女结合成一个人一样。同时，这个概念刚好遇上对的时机，也就是政府、管理机构和现存的社会组织似乎无力解决问题的时刻──也许因为工作方式没有效率、社会需求只是被管理而非被满足，或者这些机构已僵化老旧。
我们需要社会创业家，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新的问题，找到适合的解答并执行。社会企业的概念是新的，但这个现象不是。社会创业家始终存在，有很多机构就是他们建立的。早在19世纪，出身贝德尔（Bethel）的冯包德史温（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便已号召组成一个社会组织，按照经济原则运作，有自己的工厂、水电厂、学校以及职业训练所。红十字会的创办人杜南（Henri Dunant）绝对是社会创业家，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当然也不例外。当今一位令人倾慕的社会创业家是海内克（Andreas Heinecke）。他与盲人的合作在于他观察到与身体有障碍的人相处，最关键的障碍在人的头脑里：偏见与恐惧，阻碍我们与盲人交流。
海内克找到的答案是：“黑暗中的对话”展览──看得见的人在黑暗中由盲人引导，重新学习观看。“黑暗中的对话”表达出独一无二的协调合作系统，以扫除偏见为目标，同时尽可能避免同情。有身体障碍的人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不是弱点。海内克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弱势团体在社会中重新找到立足之地。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工作发展成前所未有的社会企业概念，成功地在实践上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创业家同时也是运用新方式工作的先锋──和尝试从现有经验做点小小改善不同。
这里不是英语中所说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而是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新计划。尤努斯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发放小额贷款，革新了对贷款的理解与进行方式。尤努斯之前，穷人即使偿还了贷款，也仍被认为没有信用。在一般银行的体制中，小额贷款的管理太麻烦，因此穷人被银行列入拒绝往来户。最终，没有人再相信穷人有创业能力。尤努斯创造了全新系统，证明穷人信用良好，也证明就算大部分财力要靠自己，也可以建立一个组织，要求和接受利息，而且这个组织是世界通用的。
知道尤努斯故事的人都知道，他从27美元──我们觉得可笑的数目──开始，帮助42位妇女小额创业（也就是每个“计划”大约半美元），无一例外，每位贷款人全数还清费用。我邀请大家一起思考，我们如何进一步了解社会企业新原则，更清楚他们的机会和条件？在创业这个题目上，通常我们会问：新的事物如何降生在这个世界？我们谈的是未来的发展、革新和市场策略。
问问自己：好的事物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你也许会说：人性有善，也有恶。把这个运用在创业这件事上，可以说：“善人”做社会企业，“恶人”做营利创业。善人为别人的福利无私投入，恶人追逐金钱。在一般通俗的经济讨论中，有很多观点听起来仿佛获不获利是分辨善恶的标志。我相信，我们不能如此简化事情。即使是不想汲汲营利的人现在也清楚认识，如果有多余的钱，就可以做想做的事。
二十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非营利机构可当成企业来经营。这个领域的成员非常痛恨将社会责任与营利混为一谈。
──博薛&麦鲁克（Boschee & Mcclurg）
获利与否，其实不是核心问题。我们必须更深入了解行为动机。请听我讲述一个小故事，也许能帮助厘清问题。故事发生在1998年7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导创业的史蒂文森（Howard Stevenson）教授，陈述老牌荣誉大学中新的学习模式。道德行为，他说，是现在企业管理养成的一部分，教导经济系学生这些原则，怎么都不嫌早。他特别强调，教育机构对学生的道德规范──自从许多财团丑闻后──有多重要。
说到这里，史蒂文森停下不语。一段静默。观众席安静下来，教授脸色发红，像生了病。他不再开口。时间也许只过了一分钟，感觉却像永远。观众不禁担心，他才声音镇静地继续说：“在这个讲堂里，有人会蠢到相信这么做可行吗？”道德行为透过教育来学习？不是早有人试过传播道德？这么简单，但我们却不得不同意教授的话，事情确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