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个叛逆而痴情的少女 （3）
今天，每当我唱起那些外国名歌，就会想起当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高山冰场童话般的世界……
四十五
去高山冰场，是我到速滑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60年3月8日，我刚到速滑队，就跟随全队到海林县的高山冰场去晚期下冰。在牡丹江换乘的小火车，在茫茫林海里颠簸了几个小时，下了小火车，又背着行李在一米多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黑龙江省体委为全省滑冰队员修建的高山冰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
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苍松翠柏的原始森林，白雪皑皑的山峰，群山环抱着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场，冰场旁坐落着一排木头房子，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木屋一样……
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啊——我来了——”
所有人顿时都跟着喊起来：“我来了——我来了——”山谷里响起一片回音，周围树枝上的积雪都被刷刷地震落下来。
全省一百多名优秀速滑运动员都来了。我们住在冰场旁的小木屋里，每过两三天就下山去背一趟食物。山高，不通车，所有的食品都得靠运动员背上来。没有袋子，大家就把秋衣、秋裤的口扎上，用它来装面包、装冻肉和冻菜。一路上，大家总是笑声不断，歌声不断。
在冰场上，那些运动员个个滑得都很棒，冰面特熟，滑起来悠悠的。唯独我这个刚进队的业余选手滑得糟透了，两条腿拉跨拉跨劈嚓啪嚓地紧捯腾，两只手在身后挓挲着，像企鹅似的，而且还经常“扫冰场”。我们管摔跟头叫扫冰场。我一摔跟头，男队员就冲我喊：“哎，小家伙，冰场没扫净，再来一个！”搞得我特狼狈。
晚期下冰是速滑运动员最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时候，一年的训练和比赛都结束了，来年的大运动量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群精力过盛的年轻人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恶作剧，墩教练，打雪仗……
几名女运动员抓住一名男教练，你拽胳膊我扯腿一齐大喊：“一、二，墩！一、二，墩！”把教练高高地扬起来，又重重地墩到雪地上，墩得教练龇牙咧嘴直告饶……
一天早晨，我在走廊里刷牙，看到哈尔滨队一名男队员将漱口水“噗”一声喷到地上，大叫一声：“我的妈呀！这水怎么一股骚味儿？”
正在洗漱的几名女运动员忍不住嘎嘎大笑，男队员带着满嘴牙膏沫，冲着女运动员奔过来。几名女运动员嘴里叼着牙刷，双手叉腰，虎视眈眈地站成一排，冲他叫号：“咋的？找挨墩哪！”男队员说了一句“等着瞧！”转身走了。
训练完了，冰场内外，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雪块纷飞，喊声震天，不知有多少伙在打雪仗呢。
尽管我这个小少年从不参与，但也常常遭到大哥哥们的捉弄。有一次，我正张着大嘴看热闹，哈体院一名男运动员抓起一团雪猛地塞到我嘴里，我“咕噜”一声咽了下去。刚到这儿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去厕所，哈尔滨队一帮人高马大的男运动员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堵住我，不让我过。我以为走错了，转身向另一头跑去，跑过去一看不对，又急忙跑回来。他们看我急得团团转的狼狈样儿，这才哈哈大笑着放我过去。后来，这帮调皮蛋成了我的哥们儿。偶尔说起这事，他们笑道：“那时候，你是一个小傻丫头，一天就知道傻笑！”
有一天扫冰场，一名男队员用脚一碰我脚，我哧溜一声摔倒了。我刚要爬起来，他用脚又一碰，我又摔倒了……他接连弄了我七八个跟头，搞得全冰场的人都看着我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登山，我一个人趟着没膝深的大雪正往山下走，有人忽然从背后抱起我，把我一下子扔出好几米远……我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男队员正若无其事地向山下走去，而我却掉进一米多深的雪坑里半天才爬出来。没想到，这个总爱“欺负”我的队友，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我曾问过他：“那时候，你为什么总爱欺负我？”
“看你傻乎乎的小样，觉得可爱呗！”
“你就不怕我跟你急？”
“你不敢，你就知道嘿嘿地傻笑。”
“你要把我扔到树碴儿上扎坏了咋办？”
“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瞎说，我才不信呢！”
人在年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记忆最深的是各队搞联欢，没电，这帮年轻人就在礼堂里点起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尽情地放声歌唱，那种浪漫情调太美了，令人终生难忘。运动员个个都是能歌善舞。大家让我也唱一个。我很害羞，但还是唱了一首《小看戏》。唱完，大家让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一首《沙依罗汗》。
后来，运动员们一见到我就说：“小家伙，你选错行了。瞧你像黄花菜似的，不应该跑到冰场上来拉磨，痛快改行去搞文艺吧！别在这浪费你的大好青春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往心里去。
一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临走，运动员下山和大海林歌舞团搞联欢，我负责报幕和独唱，穿的是哈体院运动员赵峰借给我的毛衣。
分手时，不少运动员对我说：“雅文，回去多学点歌，秋天见面好唱给我们听！”
在我的滑冰生涯中，没有留下任何成绩，只留给大家一些歌声。几十年后，偶尔遇到当年的冰友，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我：“雅文还唱歌吗？来，给我们唱一个。”
四十六
1960年10月初，我随队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经过一夏天的训练，我的体能有了很大长进。可是，人生无常，上冰不久，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头上……
这天上午，我和队友来到北安郊外的庆华水库，发现变天了，冷风呼呼地吹着空旷的湖面，冰面上落满了灰尘，而且裂出了许多冰缝。上冰不久，许多运动员的冰刀就打了。我们几个队员按照训练计划，一圈一圈地滑着。可是，就在我做二百米加速时，我右脚的冰刀突然插进冰缝里，身体猛地弹了起来……
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右膝盖剧烈地疼痛。教练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咬着牙继续训练。
下冰以后，我拖着瘸腿来找省队队医孙大夫，他看到我的右膝盖摔得又青又肿，给我开一些外贴中药，让我卧床休息。可我没告诉教练，仍然坚持训练。第三天，我的右膝盖肿得像馒头似的。而且，我对跌打损伤中药过敏，膝盖上起满水灵灵的大泡，水泡受冻后奇痒无比，被我挠破感染了，直淌黄水。
文质彬彬的孙大夫冲我发火了：“雅文，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把你的教练给我找来！”
我急忙说：“孙大夫，求你千万别告诉教练，教练知道该不让我上冰了。那我这一年就白干了！”
“可我是医生，我必须为你的腿负责！你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这样拼下去的后果……孩子，你还是听我的吧！”
他叫我孩子，也的确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少年，我想的只是眼前的训练啊、成绩啊，根本不考虑后果。
临出门，孙大夫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小家伙，别难过！你年龄小，训练的日子还长着哪。”
不久，我只好忍受着悲伤的心情，离开队友，住进了佳木斯市中医院。
医生确诊我右膝膑骨骨裂，给我打上石膏，让我卧床休息。我的右膝膑骨至今还留下一道很深的裂痕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仅要忍受伤痛和饥饿的折磨，而且要忍受近在咫尺的想家之苦。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腿骨折，怕他们为我担心，更怕父亲不让我干了。我每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心里盼望着，腿快点好吧，腿好了我好回去训练。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体委领导决定，不训练就不能享受运动员的粮食定量，把我每月四十五斤的粮食降到二十七斤。而且医院的伙食极差。我整天饿得饥肠辘辘，两眼直冒金星。其实，我的床头柜里就放着队里发的二斤白糖和两瓶炼乳，可我却舍不得吃。
那时，看到父母吃着豆腐渣拌菜叶，瘦成了皮包骨，父亲走路都打晃了，干不动瓦工活，只好到一家小卖店去卖菜，我就把队里发给我补充营养的白糖和炼乳，全部偷偷地拿回家去，一口都舍不得吃。每次母亲都问我：“你自己留了吗？”
“留了。”我要说没留，母亲就不会留了。
像我这样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对父母有着强烈报恩思想的苦孩子，自己吃不吃，加不加营养都觉得无所谓，拿回家给父母吃，觉得终于报答了一份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门开了，瘦弱不堪的父母忽然走了进来。我不禁大吃一惊……
母亲急忙来到床边，哆哆嗦嗦地抚摸着我打着石膏的腿……
我急忙说：“妈，没事，很快就会好了。”
父亲却嗔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家里一声？要不是你装错了信，我和你妈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个糊涂虫把给冉桂兰的信寄给父母了。
“我说不让你干那玩意儿，你偏要干，这回可倒好，”父亲又开始埋怨我了，“我告诉你，这回不许干了！那哪是人干的差事？死冷寒天的，整天在冰场上转悠，能转悠出啥名堂？这腿还说不定落下……”
“哎呀，你别说了！”母亲打断了父亲，急忙安慰我，“别听你爸瞎说，没事！你岁数小，骨头嫩，很快就会长好的！”
母亲从来都是这样，当我遇到挫折时，她从来不说泄气话，总是鼓励我：“别像霜打似的，没有过不去的山！”
临走，父母给我留下一瓶黄豆炒咸菜，还有两个掺着豆腐渣的玉米面饼子。母亲还给我留下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两条红绸子，我顿时有一种预感，急忙问母亲：“妈，二姐她……”
“你二姐享福去了。”母亲低头嗫嚅道。
我却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哭起来……
母亲摸着我的头，又重复着那句话：“别哭了，你二姐的罪遭到头儿了，到那边享福去了。”
二姐活到二十四岁，从未享过一天福。
几个月前，我回家最后一次见到生命垂危的二姐，她用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看着我，声音颤颤地问我：“你穿那点儿不冷啊？”
我说：“不冷。”
她又说：“老妹越长越好看了。”
我说：“那也赶不上二姐好看。”
二姐却转过头去，用爱怜的目光看着身边不到一周岁的男孩儿，渐渐红了眼圈，嗫嚅道：“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我……”
几年前，大姨给二姐找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铁路巡道员。二姐出嫁那天一直在哭，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儿，小名叫铁子，跟二姐长得一模一样，大眼睛，小嘴，非常可爱。
我抱起孩子逗他：“小东西，你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
二姐却说了一句：“但愿这孩子别像他妈这么命苦……”
临走，二姐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拉着我，声音抖抖地说：“老妹，我最不放心这孩子，我死了以后……”
“二姐，你别瞎说！”
没想到这是我和二姐的最后诀别。
二姐去世后，铁子一直由母亲抚养。七岁那年，老实巴交的姐夫又找了一个山东黄县的麻脸女人，带来一个二十岁的儿子。继母对铁子不好，七岁的铁子每天早晨起来生火、挑水、劈柈子、捡煤渣儿，什么活都干。继母一不高兴就把铁子的被子从窗户扔出去，让他滚。可怜的孩子抱着被子站在院子里哭。铁子的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铁子接了父亲的班，当了铁路巡道工，后来又转到车站行李房当搬运工。他干得很出色，年年被评为先进，是出席铁路系统的省劳模。不久，继母的儿子因强奸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铁子一直抚养着继母和她的孙子。可是，儿子刑满释放后却不赡养他亲生母亲和抚养儿子。这使继母大为伤心，抱住铁子放声大哭：“铁子，娘对不起你呀！这都是报应啊！”
我没有忘记二姐的嘱托，一直视铁子为己出。铁子对我也像对母亲一样，到我家什么活都干。可惜，这孩子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读多少书，一辈子都过得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