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死神在女儿的哭声中放过了我 （4）
而我的脸上挂着笑，眼里却噙满了泪水。
要知道，我是反革命家属，别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呢，而我的同事不但不冷落我，反而都来看望我了。按照我们北方的风俗，男人是不准进女人月房的。可是，办事处的男同胞一个不落全来了。
我躺在寒彻心扉的小屋里，看到社会上人人都变得疯狂而冷漠，而我面前却来了一群人，他们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那该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感动啊！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多写几笔我佳东银行这些同事了。
我在佳东银行办事处工作了九年，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打球，游泳，唱歌……男同志跟外单位举行篮球比赛，人手不够，就让我上。我要不上他们就骂我：“死雅文，你要不上，等选先进我们就不选你，评工资我们就不投你票，不信你就走着瞧！”我只好上场，全场就我一个女的。参加市里文艺演出，唱小合唱《打靶归来》，一上台，一个叫沈国栋的居然走顺拐了，下台后大家都责怪他。他不承认又认真地走起来，结果还是顺拐，差点笑破大家的肚皮。春天刚开化，我跟刘可君、齐树林几个男同胞穿着棉袄棉裤在篮球场上“斗牛”，玩得满身大汗。
我说了一句：“穿棉袄棉裤玩太没意思，弄得满身大汗，以后咱脱了衣服好好玩玩！”刘可君笑嘻嘻地接过一句：“对，以后咱们脱了衣服好好玩玩！”我一听不对劲，起身去追打他……刘可君长得又细又长，活像一根黄瓜。他当了佳木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后，我仍然叫他黄瓜。他叫我“鸭子味儿”，即雅文的谐音。我的会计股长曾长生，总爱把钥匙锁在抽屉里。他一找不到钥匙我就气他：“噢，太好了！又把钥匙锁进抽屉里了。这多保险哪，谁也打不开！”曾股长骂我：“该死的雅文，你又在幸灾乐祸了。”我和复核员刘素琴在一个专柜工作了八年，配合得非常默契，年年被评为全行优秀专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佳东银行办事处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二十几人的小小办事处，后来出了刘可君、窦奎山等几位佳木斯银行行长，出了王福成、魏少华等十几名处级干部。
就在我完成这部书稿期间，已调到哈尔滨多年的魏少华偶然遇到我，竟然用几个月时间给我画了一幅油画—— 一只东北虎卧在雪野之中。这幅画现在就挂在我的客厅里。
我所以写这些零零碎碎不值得称道的东西，是因为经过四十多年的岁月流淌，它们仍然像金子般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工作几十年所遇到的一块少有的净土。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那个团结、和谐、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你争我夺的集体。
一天傍晚，又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进来的又是金贵主任。
他说：“雅文，听说你月子里一直流血不止，我去医院给你抓了几副汤药，你让老太太给你熬了，如果喝了见好，我再给你去医院抓……”
“主任……”我叫了一声主任就说不下去了。
刘玉文告诉我，老主任偷偷地对她说：“我看雅文太难了，实在看不下眼啊，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嗨，反革命家属也是人哪！”
老主任担着“袒护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几次去医院抓来中草药偷偷地给我送到家里。恰是这些中药救了我。每次看着他推着破旧自行车，跛着一条得过骨结核的瘸腿，走出尹婶家的大门，我的心都被泪水堵得满满的，久久难以平静。
每次离去，老主任总会意味深长地说一句：“雅文，冬天再冷也会过去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后来得知，办事处的同事背后没少提起我，他们说我太难了，还说等我上班以后，谁都不许难为我，要让我在单位过得愉快些……
六十五
然而，与后来的事情相比，前面所经历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
生完女儿的第三天早晨，我起来穿裤子，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到地上，撞倒了炉子上的水壶，好在水没开，接着就“哇哇”地呕吐起来。
母亲进来一看我躺在地上，吓坏了，急忙把我扶到炕上，又叫来尹婶。几次开门折腾，冷空气一进来我觉得好多了，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到第十九天夜里，却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这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天天失眠的我躺下不久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好像有生以来从没睡过那么香的觉。
沉睡中，我恍惚听到女儿的哭声，哭声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近，一切都是恍恍惚惚的。渐渐地，女儿没命的哭声使我昏沉沉的、开始接近死亡的意志终于苏醒过来，我意识到孩子哭了，就一遍遍地呼唤自己：“孩子哭了，快起来……孩子哭了，快起来……”可我却无论如何也睁不开眼睛，眼皮沉得好像黏在一起了似的。听到女儿的哭声越来越急迫，一声接一声，我心想这孩子咋这么哭呢，好像要没命了似的。
其实，真的要没命了，刚刚出生十九天的女儿，就在地狱门前做着垂死挣扎呢。
实在睁不开眼睛，我只好用双手扒开我们娘儿俩的生死之门——沉重的眼皮，强迫自己醒过来。屋里很黑，我起身去拉头顶悬垂的灯绳，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冷汗把棉袄里的衬衫一下子全湿透了。我看到女儿的小脸憋得铁青，脸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张着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我急忙伸手去抱她，可我刚一伸手就一头扑倒了……
也许，我和女儿真的是命不该绝。
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煤烟中毒是怎么回事。就在前一天晚上，隔壁尹婶过来告诉我，前院一家四口全被煤烟熏死了，叮嘱我注意点，说炕炉子最容易煤烟中毒了。佳木斯每年冬天都会发生煤烟熏死人的事件。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人吸了它，越睡越香，根本就醒不过来。若不是女儿的哭声，我们母女早不在人世了。
这时，我忽然想到是不是尹婶所说的煤烟中毒，于是，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拼命向门口爬去，爬到炕梢，伸手想开门却够不着，使劲往前一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
趴在地上，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掀开门帘，推开屋门，一股救命的冷风立刻吹进来。我挣扎着爬起来，拼命敲响了隔壁尹婶家的山墙……
尹婶一看我们娘儿俩的症状，说肯定是煤烟中毒，急忙端来两大碗酸菜水让我喝下去。喝完酸菜水，我开始又拉又吐。女儿也是又拉又吐。
之后，尹婶把炉火熄灭了，让我们娘儿俩蒙上被，把屋门敞开放煤烟，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多。
临走，尹婶多说了一句话，恰是这句话再次救了我们娘儿俩：“雅文你先别睡，怕屋里还有煤烟。”
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我，真想好好睡一觉，可我不敢，怕睡过去。果然，凌晨两点左右，女儿又开始没命地哭起来，我又开始恶心、头疼……无奈，只好再次敲响尹婶家的山墙。
尹婶过来又让我喝酸菜水，又是一阵连拉带吐……折腾完了，尹婶不敢让我们在屋里住了，只好把我们娘儿俩接到她屋里。
这天，距离满月还有十一天。
可我一直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大哭？
也许，女儿刚来到世界上什么都没见过，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过呢。她不想死，就拼命地哭喊。也许，老天爷可怜我们一家三口，如果我和女儿都死了，贺玉还怎么活下去？也许，婴儿的呼吸浅，感到难受就本能地哭叫……
总之，是女儿的哭声救了我们母女。
第二天早晨，从不落泪的母亲，进门就哭了，她说我们娘儿俩捡了两条命。
金贵主任得知我们母女煤烟中毒后，派同事老黄来帮我修理炉子。老黄是右派，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平时和我相处得很好。临走，他站在炕边瞅着我和孩子犹豫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雅文，冬天过去就好了，春天就不用烧炉子了。”
而我却想起了童年伙伴鲁小林说的话：“可这冬天也太长了呀！”
从这以后，晚间我再也不敢压炉子了，一定要看着煤火燃尽才敢睡下。
可是没过几天，却再次发生了煤烟中毒，又是女儿的哭声唤醒了我，又是尹婶过来给我灌酸菜水，又是半夜三更折腾到尹婶家……可我始终找不出这煤烟到底是从哪来的……
接连几次煤烟中毒，尹婶再也不敢让我们娘儿俩住下去了。满月那天，我只好带着女儿搬到母亲的小屋里。
我不知这三次煤烟中毒会给襁褓中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她太小，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而我一连多少年都不敢闻煤烟味儿，一闻到煤烟味儿就想呕吐，头疼得就像要裂开似的。更不知这一氧化碳会给我和孩子的大脑，造成什么样的损伤，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但我知道，如果我不是运动员体质，月子里这么折腾身体早垮了。
所以，我为女儿起名海燕，希望在暴风雨中出生的女儿能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冲破惊涛骇浪，勇敢地成长。但后来，每当叫到女儿的名字就会想起那段沉重的往事，所以就给女儿改名为“雪”，希望她的人生能像雪一样纯洁、晶莹，像雪一样洁白、轻松，而不要像我们这代人活得这么沉重……
六十六
有人说，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我体会最深了。
满月后的第八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多年后想起那个梦，仍然感到心有余悸，因为那个梦太逼真、太可怕了。
梦见贺玉在“牛棚”里被煤烟熏死了。等我赶到时，只见白茫茫的雪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新坟。我哭喊着扑到新坟上，拼命扒着坟头的泥土，边扒边喊：“贺玉，你不能死啊！你还没见到我们的女儿啊！你丢下我们娘儿俩就这么走了，让我怎么活呀？亲爱的，我不能没有你啊！”
扒着扒着，忽然听到棺材里传来贺玉微弱的喊声：“雅文，快救救我……雅文，快救救我……”
我又惊又喜，冲他大喊：“贺玉，我来救你了！你等着……”
贺玉问我：“你真是我的雅文吗？”
“是的，我是你的雅文……”
“雅文……”
“贺玉……”
我俩一个在坟墓里，一个在坟墓外，隔着一层冰冷的冻土，呼喊着对方的名字，相互鼓励着。
“贺玉，你一定要挺住！”
“可这棺材里没有空气……我快憋死了……我看不到我们的女儿了……”
“不！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会看到的……”我拼命地扒着硬邦邦的泥土，手指扒出血了，冒着血丝……
忽然，不知从哪冲出来几个造反派，虎视眈眈地冲我吼道：“周贺玉已经死了，你为他扒坟就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
“不！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我冲他们大声吼着。
那帮造反派冲上来拽我，我跟他们拼命厮打……
母亲把我叫醒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哭喊道：“贺玉死了，他被煤烟熏死了……”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出纳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郊区农村一个男人被煤烟熏死后埋进土里，可他一见空气又活了，就拼命敲打棺材，被前来上坟烧纸的妻子救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哭喊着要去找贺玉，父母坚决不同意。
父亲骂我：“你这败家的孩子，梦是反的，梦见他死了，说明他还活着！”
母亲也劝我：“雅文呀雅文，你这是哪辈子欠贺玉的？”
不管是哪辈子欠的，这辈子肯定是来偿还了。我这人太痴情，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情都是如此。后来我对贺玉说：“你要上前线打仗，不等你战死，我非想死不可！”
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学打电话问体委工作人员的家属，体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诉我，他们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终点下车，再往南走一个多小时，具体地点她也说不准。
1969年1月10日，刚生完孩子一个月零九天。
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把女儿留给母亲，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汽车在冰天雪地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西郊终点站。下车后，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见到两条小道不知该走哪一条，只好冒蒙踏上西南那条小道。刚生完孩子，又接连三次煤烟中毒，身体十分虚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遇到一个满脸霜雪、头戴狗皮帽子的农民，听他一说，我差点瘫倒在雪地上……
“你走错了，靠山屯敬老院在东南边！你得往回走，走东南边那条小道！”
我只好返回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贺玉终生难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