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5）
我是一个压不服的人。而此刻，我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烈。
最后，当领导让我表态时，我再也不想用虚假的谎言来欺骗自己、欺骗全体党员了。
于是，就在第三次“帮助”我的党员大会上，我说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我想那天参加会的同事一定还记得……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说穿了，不就是因为我多发了几篇稿子吗？可我上班时间一个字都不写。我跟其他编辑一样，一篇稿子不少看，一篇稿子不少编。而且我还兼着会计！我业余时间写东西有什么不对？用得着左一次右一次地批判我吗？你们节假日在干什么？你们带着老婆、孩子在逛街，在江边游泳，而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晚间在爬格子，一爬就是半夜！这是我用根根白发、缕缕皱纹铺出来的文学道路，而且不仅是我在付出，我的丈夫、我的母亲都在为我付出……”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
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经常半夜爬起来趴在小窗上，悄声劝我：“雅文，快睡吧，太晚了。这么熬下去身子该熬坏了。”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住在我家里。
我让母亲先去睡，母亲总是嘟嘟囔囔地重复着那句话：“你总是不信，人是争不过命的……”
母亲说得对，我总是在向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可我总是抗争不过它。
我拼得太狠了，有一天去话剧团讨论作品突然昏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脉搏降到一分钟四十次。医生诊断是高度神经疲劳，对我下令：“你必须休息，再这样拼下去，你就完蛋了！”一连多少天我无法看书和写作，脖子居然支撑不住脑袋了，坐到哪儿都得用手托着下巴。
母亲心疼地劝我：“雅文啊，千万别再拼了，人再要强也争不过命啊！命里有八寸，你拼死也挣不来一尺啊！”
可我不信，在日记中写到：“多少年来，我一直与命运苦苦地抗争着，力求改变它。可我刚刚找到一个目标，却又被病魔击倒了。我不知命运之神为什么这么残酷，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为什么总是把一杯杯苦酒端到我面前，逼着我喝下去……可我不认可命运的摆布，一定要抗争下去……”
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调整，我的身体才渐渐好转。
而为我付出最多的当然是贺玉……
每到周日，我就跑到办公室来写东西，把一堆家务活全扔给他，做饭、洗衣服、劈柈子、拖地……没有洗衣机，一家五口的衣物全靠手搓。看着他抱着洗衣盆大汗淋漓的样子，我真不忍心离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只有大年三十下午，才停下笔来给全家包饺子、蒸豆包、炒花生……大年初一，又跑到单位写东西去了。创作以来，我连钱都不会花了，连鞋和袜子都是贺玉给我买。我写作写到君子兰，不知该怎样描写，他就给我买来君子兰。后来索性在院子里盖起花窖。在花窖顶上，还给我盖了一间写作间，让我夏天到那上面去写作，只是用油毡纸搭的棚顶，太阳一晒热得像蒸笼似的，味道呛人，我只上去过一次，但我深深理解他对我的那番苦心。为了节省我时间，他对许多作品都进行筛选，然后把好作品推荐给我。深夜，我俯在小桌前写作，他常常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
一想到贺玉，我的眼泪越发止不住了。
此刻，他就在门外陪着我呢。他是特意请假来陪我的。我几次听到了他在门口停下来的脚步声……
后来他告诉我，他几次想踹开屋门，冲着屋里大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在搞这一套？还在批判什么成名成家？你们看看我们的国家，不是‘家’太多，而是‘家’太少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民就该变成愚民了！”
但他不是鲁莽之徒。
最后，我冲着领导气愤地说道：“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得跳下四楼才甘心？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写下去，任何人都休想阻挠我！我就是要当作家！”说完，哭着冲出门去……
贺玉陪着我回到编辑部，扶我躺在一条长椅上，拉着我的手安慰我：“别难过，就当我们又遭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吧。”
我说：“可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中午我没有吃饭，下午，我两眼红肿地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校对稿子，这期杂志由我负责校对。同事们都劝我回去休息，我却一直干到下班。
领导对我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全市文学爱好者的不解和愤怒，他们说，文联本身就是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为什么要这样压制一个作者？
就在这天下午，有人向机关党委汇报了我的情况，机关党委下令，立即停止对我的批判……
就在挨批的这天夜里，我创作到凌晨一点。
我说过，只要一拿起笔，眼泪还没等擦干，我就能把一切烦恼都像轰苍蝇似的全部轰到窗外，立刻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正是这种不受一切干扰的状态成全了我，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了。
这天晚上，我把屠格涅夫的一段名言抄到日记本上：“一个艺术家要把一切、乃至自己，都当作进行观察的对象。一个作家，不应该听凭自己被痛苦所压垮，而应该利用一切来进行写作。作家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的感觉比别人都灵敏。既然如此，就凭这一点，他应该约束自己的性格；他绝对应该始终不渝地观察自己和观察别人。如您遇到不幸，那就请您坐下身来写到：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我的心情如此这般，痛苦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而一页出色的文字则留了下来。”
可是，人有脸，树有皮，谁都不愿意遭受这种左一次右一次的批判。
就在挨批判的1982、1983年，我接连发表了三个中篇、七个短篇、六篇纪实作品。两部中篇小说还连获《小说林》优秀小说奖。
八十
让我不能理解的还有一件事……
当时，我跟编辑部几位同事在读电大。
一次在餐桌上，偶然遇到一位电大校长，他问我：“张雅文，你怎么得罪你们领导了？”
我说：“我并没有得罪他，怎么了？”
“那他为什么跑到电大来告你？”
校长说，我的领导曾找过他，问他：“你们电大都招些什么人，张雅文连小学都没毕业，连字典都不会查。她考试要能及格，我就到市委去告你们！”
校长却调侃道：“我说大领导，我真不知道哪张卷子是张雅文的？如果知道，我一定多给她加几分！如果大家都像你这么高水平，当然就不用来念电大了。正因为张雅文是小学生，所以才来念电大。这有什么不对的？还用得着你这大领导来向我们兴师问罪吗？”
听到校长的这番话，我不禁感慨良多。
是啊，哪个人不想出生在富贵之家，出生在书香门第？哪个人不想读大学，考博士，书写辉煌人生？可是中国泱泱十几亿人口，又有几个如此幸运者？像我这样的，全国不在少数。他们或因贫穷，或因种种原因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何罪之有？他们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一直在艰难地求索，苦苦地拼搏，努力弥补着人生的缺憾？人们都鄙视愚昧，瞧不起无知，看不上无所事事者，可是，一个一心要摆脱无知、要有所作为的人，却又如此之艰、之难、之苦！这些苦斗者，若我者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这种摧残？有多少人刚一露头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又有多少人不得不放弃苦苦追求的理想，从此走向平凡、走向平庸？
我不禁要问：小学生考及格也是罪过吗？
其实，我的领导也只读过小学……
校长又问我：“张雅文，听说你从来不去电大上课，是真的吗？”
“是真的，因为我自学惯了。”我一坐到教室里就如坐针毡，一是怀疑老师讲的对不对，二是觉得老师讲的太慢，太浪费时间。
校长又说：“那你在家一定很用功吧？”
我告诉他，我天天晚间在家写小说，直到考试前半个月才开始复习。
“可你在全班考了第二名，现代汉语打了九十五分……”
我说好多课程我都自学过了，厚厚的两大本《现代汉语》，只翻了一天。
校长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不相信，以为我在吹牛。我也一样，如果不是校长亲口对我说的，我也不相信我的领导会跑到电大去质问校长。
但一年后，我却放弃了电大学习。
我觉得应付电大考试太浪费时间了，时间对我来说远比那张文凭更重要。好多课程我都学过了，没必要为了那张文凭，把时间浪费在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年表，背《现代汉语》的舌位图上……我要用这些时间学习更需要的东西。
在我调离编辑部之前，正赶上全省编辑、记者评职称考试，我因要调走了没有报考，在家写小说，等待调转结果。
这天，一位同事跑来通知我，说新上任的市委宣传部长李俊光给单位打来电话，问张雅文为什么不报名考试，让通知我准备参加考试。
我并不认识李俊光部长，只见她在台上作过报告，觉得她是一位口才好、思维敏捷、很有水平的女干部。
这时距离考试只剩七天了。全市编辑部、报社、电台的编辑、记者，为了准备考试都脱产复习三四个月了，而我却刚刚接到通知，连复习资料都没有。
我急忙向电台朋友借来一套复习资料，拼了七天，拼得头昏脑涨，临去考场那天，吃了两片去痛片。
这时，有人背后议论：“谁能及格张雅文都不能及格！她一个小学生能及格才怪了呢！”
真的，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考及格，连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复习时间短，语言文学和政治两大学科，省里出的考题范围很广，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都在考题之中。我也怕考不及格让人家看笑话。
1983年6月17日，市委宣传部王科长来电话通知考试成绩，是我接的电话，我急忙问他我考得怎么样。
他说：“你考得不错，是你们文联考分最高的。语言文学得了86分，政治得了78分，平均80多分，你考了全市前三名……”据说，这次考试全省百分之五十不及格。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同事都悄悄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我“考出”了争气篇。这天晚上，贺玉特意买了啤酒，全家为我表示祝贺。
不久，我转到了文化局戏剧工作室。
临走那天，出纳员对我说：“张姐，你得常回来帮我整理账目啊。我不会整账……
我说：“没问题，你的账我包了。”
我调走之后，连续四年，每到年末我都回来无偿地帮助文联出纳整理账目。
说实话，我一直不明白这位领导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我从未得罪过他，他让我干什么我都是痛痛快快地干好，可他为什么总是刁难我？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是我的个性与客观环境发生了冲突。你在别人眼里是小学生，可你偏偏一心要当作家，而且发了不少东西。这难免使有些人心里不舒服、不服气，于是就想动用权力来压制你，可你又偏偏不服管，所以就越搞越僵。已故的黑龙江著名编剧邵宏大先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的存在就是罪恶！”
是的，世间有好多事情是找不出原因的。就像贺玉的运动员拿了全国冠军，他却被批为“白专典型”，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样。人的本性是深奥的，并不像X光片那么容易解读。而且，有些理由是不便说出来的。
但我深知，一个人如果能遇到一位宽容、善良的领导，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也是成就事业的关键。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终于认识到：其实，这位领导和体委主任都是时代造就的悲剧人物。他们都是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没读过几年书。他们对自己所管辖的部门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是，他们身上存在着僵化的极“左”的思想。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党的化身”，当成说一不二的“家长”，对手下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这样的领导在当时绝不在少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这些领导大多数都从领导岗位上提前退了下来。我调走不久，编辑部主任和戏剧家协会主席两位老同志都不堪忍受那位领导的家长作风，都先后调走了。后来，文联同志联名写信向省委反映领导压制知识分子的问题……
多年以后，我在街上遇到这位已经退休的老领导，他扯着嗓门喊我：“雅文，你出好几本书了，为什么不送给我一本？”
“啊，我一直没碰到你……”我只好搪塞。
“想着送给我一本啊！别忘喽！”
说心里话，我很感谢这位领导，是他使我走上一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文学道路……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假如当初我顺从了领导的意志，那么，我的人生又将会怎样呢？如果我收敛一下我的功名思想，不是采取抗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领导也对我宽容一些，那么，我的创作道路又会走得怎样呢？
但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如果有，我相信我会处理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