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我们人类，就必须问一问“什么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我知道我们永远也实现不了这样的生活，但哲学，或广义的理论研究，却是在这样的追求中繁荣发达起来的；因为所谓的“美好生活”，肯定不会是一个诸如“小康”或“富足”之类的经济指标所能满足的，它应该或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渴望或追求。我们说不出这种渴望与追求是就什么具体目标而言的，但可以从否定的方面设想它至少应该包含“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免于压迫与强制”、“免予严刑逼供”之类的含义。
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首先看你准备怎样回答这一问题，准备怎样研究这一问题，是把“时代”看成为一个“结果”，还是理解为一种“存在”；后者不大好理解，这正说明了哲学的魅力。我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讲的就是要把时代当作“存在”。当然，他已首先把“存在”等同于理性，等同于自由；“存在”实现其自身，也就是理性、自由的实现；这样一来，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现实的就意味着一定要合乎其理性、自由；而凡是理性的、自由的，也就一定会变成现实。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这里的“存在”并不是实存（实际存在），而是指一种“非实存的客观性”，就是说，它作为“存在”并不实存，但其含义却具有客观性。“美好生活”以及“自由”、“理性”、“正义”的含义应该具有某种普世性，或者说，“存在”实现其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上达成了某种动态的一致。
但是，难道真有这样的一天吗？
这一套说法在给人乐观的同时，也给人以悲观，让人感受到虚无。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把视线转向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叔本华，就是因为在精读黑格尔的同时，也对他那套说法怀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那时还未想到哲学研究的发展正有赖于这种怀疑，有赖于黑格尔式的体系建构）。
自那以后，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尼采，甚至胡塞尔，都没有使我从那种怀疑与悲观中走出；反倒是当“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成为人们的话题，当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性的诸多弊端，在虚无、相对、无聊、无意义的逼迫下，我才又开始慢慢回头去看那些古典的书籍，重温那些以前被忽略了的大师们的教诲，其中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一心想切断历史，毁弃传统，要从头开始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现在则努力尝试着想在一种结构中把握概念，重建一种人类（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活动的连续性——当然，这本身又离不开一种历史观，一种对作为整体的、理想性的“存在”的理解。
所以说到底，如何在思想上把握我们的时代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思想上重建对“存在”的理解上的连续性，如何对那种整体性、理想性的“存在”重新获得一种理解的问题。
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就如关于我们心中有没有关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一样，普世价值的意义也并不在于正面的肯定，而在从反面来说，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屈辱，什么不是我们人类都想过的生活，无论你是哪个民族，也无论你出自何种文化传统，总还会有一个大致上的认同感。
我完全知道，哲学发展到今天，上帝、存在、实体、自然、人性、本质、理性、自由，也包括普世价值，已经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于是人们又开始想用民族、文化、传统之类的概念来取代上述概念，甚至想到了宗族、家庭、血缘、爱这些词语，总之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可能的共同生活寻找到（或构想出）一个可视之为“自明前提”的“坚实”基础（这也正是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这个词的哲学含义）；但我们又知道，它们的坚实存在只是幻觉。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在《理论之后》（犃犳狋犲狉犜犺犲狅狉狔）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上述概念或词语，包括文化、传统等等，其实也是漂浮不定的，那种有如上帝、自然、理性、同一之类的东西从来就是虚幻的；不是说它们曾经坚实、正确，后来才变得动摇或错误，而是说它们一直就并不似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实在，“我们就像一个行走在大桥上的人，突然意识到脚下千尺深渊而惊恐不已。那情况就好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不再坚实。但事实上，脚下之地依然坚实如故”（商正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６页）。伊格尔顿说，放弃这些东西绝对没有改变什么，“在基础的轰然坍塌中，除了锁链，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我们现在能做我们所想做的事情，不用手提着许多笨重的东西，四处奔波来解释它。交出了行李之后，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同上书，第５７页）。
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而且他依旧使用了被视之为漂浮不定或虚无缥缈的“自由”。什么叫“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难道这不依然是一种幻觉吗？
不幸的地方仅仅在于：我们这些以写字营生的人，不得不“手提着许多笨重的东西，四处奔波来解释它”，无论这个“它”是上帝、自然、理性，还是为了说明这些东西并不存在。
我不明白，杰出如伊格尔顿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就想不明白：除了死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交出了行李之后，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的一天的。
当然，想明白了这一点，该怎样活着依然会怎样活着，“脚下之地依然坚实如故”。
从这本集子中可以看出，我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伦理、政治、幸福、美好生活的问题；所以也是先研究某个具体的哲学家的学说，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萨特，后来就把视线扩展为人性、宗教、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再后来，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就成为越来越紧迫的追问，于是想在现象学那里寻找到立足之地。在２０世纪彻底揭了过去以后，共同体、公共空间、秩序的正当性是“何以可能的”，与此连贯的还有公民意识、普世价值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为主要的话题。这里面还是交织着知的执着与思的迷茫，交织着理智与情感、做学问与参与现实的拉扯。这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解脱不了的迷茫与拉扯。
我一直想找到一种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甚至尽可能地想使用一些非哲学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论证），但这一切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整个社会都自上而下地拒斥着任何可能带有理论色彩的问题的提出。
没有谁能想到，我们这个社会竟在低俗的一味娱乐中对理论仇视到了这个地步。这里所说的理论，指的是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需要被论证、被证实的假设；之所以说是假设，就在于它是为我们的其他活动和研究提供根据或前提。而这一根据或前提本身又是一个无法证实，可以不断争论下去的问题。人类的理论兴趣就正体现在这里（参见我的《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一开始，我很想把这本集子按“哲学立场”、“文化反思”、“记忆的抵抗”来划分文章，后来发现不行，因为那样一来文章就会过多地集中在某几年中，而按照要求，一年最好只取一篇文章。我已经出过三本文集（《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人生之心境情调》），如何不重复而又争取把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选取进来真是一大难点。我的原则还是尽量不要重复，除非迫不得已；如果还有人感兴趣，不妨去看看别的文集。几十年下来，以我之愚顽，竟也写成百多篇论文，而且想有所取舍时竟也如此之难，这说明我也就只是这样一个水平，一篇宏论与一段杂议，在高人眼中其实一目了然，早就知道了你的分量。想想心中真有一种莫名的悲凉，因为它们差不多全是废纸——不管我自己多么看重，后人是一定会这样看的。
唯一让自己心安的，就是我毕竟可以在课堂上把这些文章中的观点以更清晰、更透彻的方式阐释了出来，把自己的困惑与求索以口语的方式讲述给大家；因而，也就觉得这么多年下来，自己还是培养出了几个不错的、肯想问题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里都有。他们才是我们这代人的未来与希望。
以前我们习惯于把一切罪过都推诿给传统文化，现在又以为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就能包治百病，这就如把本质先于存在改换成存在先于本质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一样，都是一种想通过先迂回到爪哇国再返回现实里来解决问题的思想游戏。
我是越来越感受到，一方面，我们对人的脆弱、有限几乎丧失了任何感受，所以总在浑浑噩噩之中，过一天算一天，恣意寻欢取乐；另一方面，就是那种哲学式的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早已经被消磨殆尽，大家也早已变得不但默许而且认可了一切现状，就连一件“公然”的什么行为也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状态，因为“公然”毕竟还需要勇气，但现在，勇气、坦诚早已成为了极为稀缺的品德资源。我们都知道仅靠哲学、文学、艺术或人道主义、礼义廉耻之类的旧貌新颜或重新解释是根本无力对此做出任何有效反应的，我们也知道也许历史真的在走着自己的路，我们在历史中不过是极为短暂的一瞬，所以我才多次对我的同伴们说过，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如此这般地记录下自己在这个时代里的真实感受，包括思想、经历、情感等等，留下一些“另类的”、消极而又微弱的声音，把真正的研究留给后人。
这大约就是我在编完这本书后的一种真实的心态。
“进步”这个词不敢用了，三十年过去，总有提高吧？依旧有些迟疑，因为实际的情况不是提高，而是视线的不断转移，就如夜行中的车灯一样，一会儿照亮这个，一会儿又照亮那个，当然，车是一直在往前走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当然，也渐渐明白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什么意思。
最后说明一下：书名“愿作如是观”，语出《金刚经》最后第三十二品中的一段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只是把“应作”改为了“愿作”而已。“如是”，也就是“如在”、“似是”、“若是”、“如其”、“如同”、“如许”的意思。“一切有为法”，哪怕“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说到底也依旧是“在”（是其或有其含义上的客观性）；我所想表达的意思，也许远远未能表达出来，但我希望读者能如我所愿地那样去理解它：愿作如是观。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午后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偶见雪花飞舞，窗外雾气蒙蒙，一切皆在若有若无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