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叶老也不再让，就和他的长子至善（我称他“叔”）对面落座了。先上了几个小碟子，爷俩就开始对饮。他们喝的是绍兴黄酒。叶老背北坐，至善叔在下面陪着。我端详着这爷俩，相貌可说是“极似”。至善叔曾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证明这一点--某次，有一外地记者来京先访问了俞平伯先生，然后顺路就来到这里，当时叶老在自己耳房里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完，就由至善叔在北屋接待记者。记者从没见过叶老，却以为眼前的就是叶老，于是从“家乡人民如何倾慕叶老”说起，让至善叔根本插不进话。等说了好半天，记者忽然自己“停住”，久久凝视起至善来“：俞先生和您--岁数相仿，可怎么--您显得这么年轻？”至善叔强忍住笑，也不回答，站起身子走进旁边父亲的房间，把叶老扶了出来……
这时，叶家其他人也开始上桌，菜也陆续端上来，大家埋头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我仔细端详叶老，也注意打量这个北屋，甚至还回忆起数次进入这个院子的感觉--叶老所处的背景不错。从大环境讲，地处北京东城，地理位置方便。四合院坐北朝南，很正。正房北屋三间，当中的和西侧的已经打通，用于会客和吃饭，东边的给至善和他妻子做卧室，自己则住进西侧那间的耳房中。自己耳朵“背”了，居所不如也故意。背“一些，遇到那些”可见可不见“的客人，就让至善出来”抵挡“一阵儿……看来，这是一个比较旧式的家庭，人们的思想道德和居室环境完全融合成为一体。
叶老吃着饭，不时还扭过头和母亲说话”：子冈，我真是写不动文章啦。我现在是动辄就睡不着觉--准备明天写篇东西，头天夜里就要反复去想。白天没写完的文章，晚上睡在床上要继续去想。写完了文章，会累得连续几天睡不好觉。我有时恨起来，真想在自己的太阳穴--“说着，左手提到了太阳穴的位置”，安一个可以转动的开关--“母亲惊奇了”：做什么？“早晨，我坐到书桌前的时候--一拧，开了，文思就源源不断；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再一拧，关了，就什么也不再想，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你说，我把这意思写成一篇童话好不好？”说毕，叶老大笑起来……我看到这里，觉得叶老的形象有变，变成慈眉善目的“老小孩儿”了。
这时，至善叔也扭过头来对母亲说“：父亲近来脾气越来越像小孩儿了。写了封给朋友的信，一写完就让家人拿出去扔进邮筒，还恨不得邮差立刻就取走投递；还希望朋友接到信，也立刻回信，然后回信也立刻由邮递员交到自己手上！”
叶老点点头说“：就是的。朋友约定了四点钟到家里来，我三点半就坐不住了，就在房子里来回踱步。去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李先念同志致闭幕词，最后说到要在五年内做到三个根本好转（指财政经济情况、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我听了佩服极了，兴奋极了，按我的急性子，巴望这五年能像五个月才好J”
多么善良的“老小孩儿”！
不久，叶老住院了，一住就时间很长。父亲去医院看他，回来转述叶老的原话“：医院不让我喝酒了。我喝了一辈子的酒，现在算是‘毕业’啦。”
我没能看见叶老说话时的神情，但觉得这“毕业”二字极为生动，说话时的神情也一定很生动。
在一个旧历年“三十儿”的傍晚，电视新闻联播中奏起了哀乐，屏幕上出现了叶老的遗像。父亲和我（母亲已经去世）都惊呆了。在随后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代表父亲（他当时患有脑血栓，走不动路）去了，我发现到场的人特别多。有文学界，有教育界，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统战系统的人……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许多平日见不到的人忽然理直气壮地出来了。一些从来没见过（但听说过）的人，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
灵堂当中，叶老睡得很安详，他的双眉还是那么突出，周围的人由衷地向他鞠躬敬礼。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梨园的另一位老人：萧长华老前辈，他是京剧丑行的泰斗，更因长期担任“富连成”科班的总教习，成为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叶盛章、裘盛戎等人的共同老师。萧老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丑行本身的技艺，二是其他各行第一流名伶的整体老师。我甚至忽然想起自己写的歌颂萧老的一首七律：
梨园都赞老塾师，秉性温宽貌亦慈。桃李门墙生旦净，风骚技艺画书诗。技高一筹说周日，入木三分盗简时。浩叹曹营难办事，令人笑毕更沉思。
眼前的叶老，不就是梨园的萧老么？他从教育人手，一直强调品德的作用，并且一辈子身体力行，不同样是“慈眉善目老塾师”么？
回首文坛，今日像叶老这种类型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
一种倾向是：作家以作品见于世。这不能说不对。但叶老的情形是，他一生总是以个人的品德“取胜”--他关心教育，关心青年，甘心为后来者搭桥铺路。除了用作品“说话”之外，还兢兢业业做了许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好事。比如他陆续给教育工作者写过一百封信，写时没准备发表，只为解决教育当中的实际问题。后来，是别人把这些信汇总出来--大家一看，都惊了，也都佩服得不得了。他既是名人和作家，更是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今天的情况是，作家只要一成名，关心社会的方式就只剩下发表作品一途！并且这一途，还总跟名利搅拌在一起。
再一种倾向是：作品只有那种显露作家才思超人的才好。作品不能朴实，一朴实就显得无华，一无华就“不招人”。在这种审美风气的带动下，整个文坛变得常以奇巧致胜。何况现在作家越来越年轻化，能写的时间不长，既然不长，一个个都抓紧去写。至于以后不能写了又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给读者一种人格上的期待？大概今天很多作家根本不管它，趁能写，先出名和先赚钱。不能写时再说不能写的，反正名声有（过），凭名声还能吃一阵子的饭。等到名声不能卖钱了，反正先前已经把钱挣下了，这辈子节约着花还够！
叶老去世好几年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个纪念叶老的会，我代表父母去参加。会上发书，有《叶圣陶散文乙集》，更多则是有关教育的书。到会者也以教育界为主，头发一片花白。发言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每人也只说一两件叶老生前的小事。听着，体会着朴素的力量，我慢慢“人境”了--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塾师坐在书桌前，坐在油灯下，为孩子们批改作业……镜头一变，被批改的变成了稿子，稿子上的署名川流不息，署名随即又变成一个个的小人儿从稿子上站起来，走过去。匆忙间有一个我觉得眼熟，穿旗袍，剪短发，朴素，热情，行旅匆匆--原来，那是年轻时代的子冈--我的母亲，那形象是旧照相簿中所见到过的。
小人儿们瞬间逝去，叶老也随之逝去，但时代前进了，世界也意气风发。
沈从文组曲
沈的房间也就十平米，家具是老式的，大多还有点残破，毛笔、宣纸和各类文具散乱充塞其间。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簇新的外国留声机，摆在矮小的茶几上。每每与客谈话，他都要打开留声机，放起外国古典音乐。沈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说话声音很轻，再加上古典音乐的忽高忽低、骤紧骤慢，所以来客能完全听懂的人并不多。沈也怪，他似乎并不要求对方完全听懂，他只是如淙淙流水不停地讲，不时伴以含意丰富而神秘的微笑。所放的古典音乐大约是他听熟了的，他谈话的节奏通常也与音乐的起伏相应和。每到一个乐段结束，沈的谈话随之告一段落。他的“收式”十分特别--总是扬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岔开，水平地旋转一下手掌，再“丰富而神秘”地笑笑，于是音乐与谈话一并停歇。
每当沈和父母这样谈话，早已不是顽童年纪的我，便总是兴味很浓地坐在一边，悄悄地观察沈，分辨他的口音，直到能完全听懂他的谈话。记得，沈曾说过--写文章时也打开留声机“，悠扬的乐声潜入身体，钻入骨髓，然后上升到脑子里，灵感就由笔下汩汩地流淌出来”（大意）。他说得真神，我听得有些发迷，但又想，语文课本选载的那些课文（如赵树理、周立波的文章，也包括妈妈50年代深入官厅水库后写出的《官厅少年》），老师在讲解时，不都是强调长期深入生活的作用吗？灵感与音乐--尤其是外国古典音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沈从不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的，他怎么就能听懂音乐呢？
我曾问母亲--沈伯伯是写什么的？妈妈回答“：了不起的作家。解放前与茅盾、巴金、老舍齐名，长篇小说就写了七八十部……”
我在旁听完戏曲学院的课程之后，曾经为如何就业的事情发愁。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每年工作指标有限，并且总是工作选人而非人选工作。沈伯伯劝我别急，鼓励我多学些传统文化“，你正在学知识的时候，这时候不抓紧，将来想学也学不进去了。”于是，我继续读古文、写旧诗、练毛笔字、唱京戏，同时随一位翻译家学英文。后来，他悄悄问我母亲“：我现在有挑选助手的权利，城北愿不愿意来？”
他当时在历史博物馆搞文物研究，上级允许他自选助手。
这好意是明显的，也因为我能够听懂他的话、识得他的毛笔字，这在同龄青年中是不多见的。我想，先试试再说吧。沈便让我从青铜镜入手钻一钻。于是，我按照沈提示的书目图录，跑到北京图书馆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这滋味太难受了，我好像掉进一个满是灰土和蛛网的梦幻世界，满是盘陀路，又到处有迷宫，经过探寻和擦拭，我发现东面藏有珠玉，西边埋有象牙。我兴奋，但更焦渴，因为找不到珠玉和象牙之间的联系，更无法把它们带回到现实人间。后来，我只好对沈伯伯实话实说，他宽怀地笑了，没勉强我再干下去。那次谈话一直延续到晚饭后，沈凭窗远望，指着南天几颗闪亮的星星说“：这颗是巴金，那颗是冰心……我隐伏在地面的黑暗中，我祝他们永远明亮……”
我听得出，沈说这番话的感情是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则是“羡而不妒”。
“文革”中有一阵儿，沈伯伯曾只身下到湖北咸宁干校，被安置在一个叫双溪的不毛之地闲住。双溪是一个区政府所在地，沈和另外两户合住在小学校一间废弃的教室里，中间用芦席隔开。那两户都是老两口在一块儿，独立起火做饭。只有沈伯伯孤家寡人，每餐都要拎着饭盒去区政府食堂打饭。沈伯母则在几十里之外的同一千校的菜班当班长，别看她瘦小，干活可泼辣。于是“悲剧”发生了，她越努力就越不能和沈伯伯调到一块儿。
沈肯定是寂寞的，但他很会排遣寂寞。他经常给我写信，写他拎着饭盒去打饭时的途中风景--双溪是丘陵，四周皆水，树木葱茏，长空时有雁阵经过。沈时常在这样静谧的天地之间独来独往（雁叫更增加了静谧），他时走时停，时而发思古之幽情，时而作抚今之浩叹。他依然是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信，写毕就寄往新疆。我在新疆收到信，一边细细咀嚼，一边把信转给母亲--当时，我父母也下到湖北的另一个干校，距沈大约有一两百里之遥。母亲看完，便直接写信给沈，最后却嘱咐“请转城北9eH…一来二去”，三地书“持续了好几年时间。
记得，我在信中曾说”：昔在东堂子胡同（沈家所住地），您曾夜数繁星，谓此系巴金、彼系冰心。城北今在祖国西陲，云暗风黑，繁星不得见矣。“沈则回信”：九霄繁星遭风欺雪裹，心中繁星则无物能消磨。“足见他与巴金、冰心友情之笃。后来”，三地书“中更传递了新内容--沈已把北京家中大量硬木家具运到双溪，因为领导曾嘱告”多带生活用品，除了煤球“。而这许多硬木家具，是抗战后从地摊上所购。沈购买此类东西与众不同，别人求新、求完整（由此取得价值），沈则仅仅注重式样、花纹，至于有无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仅仅是审美价值和对历史的认识价值。因此我每每产生如下的联想：每当打饭归来，沈由那一种大自然的难言美丽，拔身进入由芦席隔成的斗室，不能说是毫无苦痛的。但是，当他重新面对这些久经磕碰的硬木家具时，必然会沉湎进一种历史文化的难言美丽！两种难言美丽交织在一起，他会不会认为反而是他的福气呢？
“文革”后，我又在东堂子胡同见到沈伯伯。原来的房子只剩下一间，沈把这一间住室兼工作室命名为“小小窄而霉斋”。
沈伯母带领孙女住在I临近的一条胡同里，两小间，每天起火做饭。沈为了集中精力工作，懒得回去，于是送饭的事就落到沈伯母身上。沈伯母晚上要照料孙女，送不了饭，所以通常是一天只送中午一顿。夏季天热，怕食物变馊，沈就经常预先服用防止泻肚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