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因自负而崩溃。在帝国崩溃的前夜，有默默而卑微的小兵黑夫和惊，有骑马射箭、呼啸而去的战士，有名声赫赫神秘莫测的私营企业老板寡妇清，有以人间奇迹而名垂千古的大型水利工程，有渴望以杀人方式发家致富的秦国大兵，有到处溜达、以管理公共事务为己任的侠客……透过史书的背面，这些故事、人物和场景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秘？
秦朝是一个很倒霉的王朝。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说它倒霉，无外乎是指，秦国经历几代君主省吃俭用、前赴后继的勤苦打拼，好不容易一统江湖，唯吾独尊，终成了正果，可还没高兴十几年，新鲜劲还没过去，就彻底挂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前那么多的辛苦付出，一下子就打了水漂，几代秦国君主如果在天有知，看到这么大的家业被如此快地败光，非被再气死几回不可。不过，这还不是最让人感觉秦朝倒了大霉的。后世的历代王朝明明一直在免费享受着秦帝国用亡国的代价探索出来的新制度，可一张口说起秦朝，没有一个不骂它的，没有一个不表示秦朝亡国纯属自找的。更可悲的是，后世帝王们和他的官僚们除了往秦朝身上泼脏水，也没少干和秦朝一样的不讲理的事，比如，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往人家脸上刻字，剁人家的手脚，株连人家的妻儿老小，把自己的阴宅修得比活着时住的宫殿更风光无限……可这些帝王只要不亡国，就总能理直气壮地站在秦帝国的对立面，羞于与之为伍，耻于与之类比。
后世很多研究朝代兴替的人和给皇帝讲课的老师，对秦朝灭亡的原因从来都很关注，总是要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其中，汉朝最重视这个问题，毕竟，刚从秦帝国的废墟上爬起来，总是要弄清楚那个被自己打翻在地的巨无霸，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不禁打的。汉帝国的反思是认真的，皇帝不想丢了脑袋、丢社稷，百姓不再被搅进恶斗之中，被人当枪使。经过血染的疆场和横暴的战争后，所有人包括那些以前以为自己很英雄、不会被打死的天生的造反分子，也都变老实了，尸横遍野的战争是让所有人厌恶打架、斗殴的最好课堂。有这样的原因，汉朝人不惜想破脑袋，也要把秦帝国亡国的原因刨根问底出来。他们的主流认识是由全国著名的大才子贾谊总结出来的。
贾谊认为，秦始皇生性刚愎自用，实施暴政，不惜民力，秦二世有过之无不及，大家看不到轻松生活的远景，忍受不了，一个人一招手，大家群起而攻之，才把秦帝国打倒了。这种说法还真很在理，没啥错的，想想都明白，一个人总被别人欺负，还看不到解套的希望，干脆和那个施暴的拼了，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这种说法很适合说给后世那些太子和年龄小的皇帝，提前警示他，约束自己没有止境的欲望，对王朝有好处。
班固则认为，秦朝这么快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一条道跑到黑，贯彻郡县制度太彻底，没有实施封建制度，也就是说，他太相信那些官吏对国家治理的能力和对王朝社稷的忠诚度了。按照班固的说法，如果秦始皇的心眼儿稍微活泛点，听从丞相王绾的建议，分封自己的儿子们到地方上建立诸侯国，则一旦出现陈胜、吴广之类的刁民不服管、造了反，那些都姓嬴的藩王因为割据地方，手握重兵，出于保卫中央就是保卫自己的动机，肯定会啥都不想地迅速起兵，以雷霆万钧之势斩妖除魔，把造反者打回原形。等到作乱的火苗被吹灭，在咸阳做皇帝的那位仁兄都可能还一无所知。推而言之，有强大的藩王存在，下面那些刁民即使有造反的心，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胆。
班固的说法很有市场，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很对。很可惜，班固把眼睛过分盯在分封制上了，吕后死后，在诛杀吕氏集团、恢复刘氏江山中，刘氏皇族起到了扛鼎之用，可对藩王犯上作乱过于轻视了。汉景帝时期，七个藩王来捣乱，虽然没有酿成变天的恶果，但国家也被折腾得不轻。如果班固活到西晋时期，看到“十国之乱”把一个能够灭掉魏蜀吴三国的晋国都埋葬了，晋国还因此变成和秦国一样短命的王朝，班固大概再说这样的观点时，可能就要谨慎得多了。如果非说不可，也一定有一些附加条件的。
后来，还有很多总结秦朝迅速大崩溃的原因，比如，关东旧国的贵族都没死绝，复国野心不死；关东旧国的文化与秦文化冲突太甚，秦朝没有解决文化隔膜问题；秦朝炫耀武力，一味地开疆拓土，超出帝国的承受能力；秦始皇不停地整修美轮美奂的宫殿和自己的阴宅；秦朝法制太严苛，对不守规矩的老百姓非打即骂，下手太重，搞得天怒人怨；秦帝国内部恶斗不止，自毁长城；等等。这些理由都很在理，也没啥说的。不过，秦帝国这么快就大崩溃，也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探究。既然秦朝落到“破鼓众人捶”的地步，相信它也不在乎多这一下。
秦帝国因郡县制度建国，因法家治国，因军功爵制度扩疆，诸如此类，一路走来，实在太顺，“成功是成功之母”，“经验导致惯性思维”。相信大家都见过，身边那些一向成功的人，总是喜欢拿以前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例，一脸自信地教育那些等待成功，或者刚失败正在彷徨找不到出路的人。秦帝国成就了灭六国、统一江山的大业绩，自然对自己以前的制度和做法自信满满，这也无可厚非。秦帝国想把自己的那套做法复制到新的环境上，也不是不可以，但它忽视了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旧制度在新环境下贯彻时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否发生变化。比如，在原来的环境下，一套做法行之有效，但到新的环境可能要付出很大成本才能贯彻下去，这个成本一不留神可能会超出制度收益，最后导致制度的失灵，以致建立在这个制度之上的组织崩溃。
秦帝国顽强彻底地贯彻郡县制度。在郡县制度下，在各个郡县当官的人并不是和皇家或者统治核心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了让这些地方官忠于职守、忠于中央，中央必须经常性地对他们考核监督，并按照业绩提拔赏赐他们，依靠“胡萝卜加大棒”来激励和约束地方官员，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要想达到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就离不开快捷的信息和物资传输系统与工具。如果交通和信息传输工具太落后（比如没有互联网、飞机、火车和汽车），就不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地方官吏把中央的“经”唱歪，不可能及时、清晰地了解地方上的民意民情，这会导致中央的决策和地方上的实际需求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能对地方官员实施有效的奖惩。
当秦国还是个小国的时候，因为国土小，信息传输和物资运输线路短，行政信息传输的效率能够很高，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力比较强，在中央和地方能够保持政令统一。但统一六国后，疆土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原来很好用的郡县制度就因为信息和物资传输的成本太高，在新的疆土上就玩不转了。陈胜、吴广造反后，各地郡守县令心里很明白，让他们用那点搞地方治安的人死顶住起义军的进攻，等到中央的救援物资和军队来了，自己也不知道当死鬼多长时间了。这么一想，很多地方官吏就放弃了拼死报国的想法，甚至被人稍微一忽悠，就干脆直接“下海”，也准备跟着大家一起捞鱼。这种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为了那点升官发财的理想把命搞丢了，实在是不值当。
实行军功爵制度也是面临同样问题。战国时期，秦国士兵的打仗机会多，容易立功发财。在秦朝，虽然国家也和匈奴、百越打仗，不是说一点立功发财的机会都没有，但相对来说，机会还是少多了，将士们更多时间是在边疆驻守和防御。这样，即使运气好，也杀不了几个人，挣不到几个钱，还闹个在外吃苦受累、夫妻两地分居。更何况，国家疆土比以前大多了，一个人去某个地方戍边，要走很长的路。秦朝因自信而不知道变通，比如，像汉朝那样重视用优惠政策吸引老百姓往边疆生活，而后从这些移民中征发军队作为守边疆的主力，其他地方的军队来辅助。相反，秦朝非常自信地让关东六国的人（本身对秦朝律法和风俗还在适应期）去很远的地方打仗或服劳役。可是跑到穷得掉渣的北方或南方，想抢个外快都很困难，去一次的成本远高过收益，很不合算。如果非把刀架到脖子上，逼着大家去，大家也就只能造反了。最起码，在中原地区抢东西，要比别的地方更容易上手。
汉朝承袭了秦制。但“上层建筑”从此不打匈奴，也不打百越了，对老百姓能温柔就尽量温柔，那意思好像是“我虽然是秦朝的化身，但既然用不起大家，也就不用了”。当然，汉朝把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混搭”起来，虽然差点玩砸，但汉前期的皇帝们特别是汉武帝找到了儒学这个宝贝，地方官和老百姓从此在思想上逐渐有了支撑，精神上有了信仰，为皇帝服务时也就自觉多了，大大地降低了皇帝专制制度体系的执行成本。历代王朝都看到儒学的好处，他们在加紧建立高效的信息、物资传输系统的同时，也加紧改造儒学，改造后的儒学也就越来越吃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