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艺术天赋很高，尤其书法冠绝一时。米芾是个狂傲的人，有一天他与蔡京聊天，蔡京问他：“当今什么人的书法最好？”米芾说：“从唐朝柳公权之后，就数你了。”“那第二呢？”“第二当然是我了。”
有一年夏天，两个小官儿为蔡京把扇，蔡京身上一凉快、心里一高兴，就把扇子要了过去，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后，这两个小官儿阔气起来，嚷嚷着要请大家吃饭。原来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用二十贯钱(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工资)买走了。这个亲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跟皇帝有了这样的交往基础还是不够的。蔡京被罢了官，可他也没闲着。1101年秋，蔡京已经在杭州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童贯被徽宗派到杭州征集字画，蔡京在童贯面前极尽巴结之能事，将自己珍藏的王羲之的字送给他，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字画名单，帮他出谋划策，将杭州深藏民间的几件不朽的艺术作品挖了出来。至今杭州还流传着他俩的无赖故事。他们让蔡京的一个小妾勾引一个世家子弟，然后把这个小妾说成是要进献给皇帝的美人，从其手里“榨”出了徽宗梦寐以求的南唐名画——《重屏会棋图》。这让童贯得到徽宗莫大的欢心，而童贯则把蔡京的作品不停地送给徽宗，并不惜重金为蔡京打通种种关节。于是，这两个人在北宋的政坛上同时起飞。
蔡京是个不讲气节的投机文人，但他长得疏朗俊秀，儒雅从容。对于徽宗来说，这样的外表很重要。徽宗本人眉清目秀，玉树临风，又是注重观感的画家，所以能不能接近他，长相很重要。与蔡京前后为相的王黼也是“为人美风姿”，并且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口才极好，多智善佞，由于这些“硬件”，深得徽宗喜爱，曾连升八级，做到了第二宰相。而童贯则长得很酷：高大威猛，双目炯炯，“皮骨劲如铁”，“颐下生须十数，不类阉人”。更为重要的是，童贯虽然外形很酷，却心细如发，乖巧伶俐，能洞察徽宗意趣，从而深得徽宗欢心。
王黼和蔡京的儿子蔡攸，以及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的“浪子宰相”李邦彦，常“应召”参加宫中秘戏，徽宗喜欢听开封街面上流传的“黄段子”，他们穿上戏服，化上妆，竞相为徽宗献上新段子。
李邦彦有一次玩过火了，他把衣服全部脱光，露出身上斑驳的文身，现场做淫秽表演。徽宗大怒，拿起一根棍子满场追打。李邦彦顺着柱子攀到梁上，用娇滴滴的声音求饶，逗得徽宗笑弯了腰，命宦官传圣旨：“可以下来了，没事儿了！”
皇后曾经碰巧看到过这样的场面，看得她暗自摇头叹息：“宰相就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就在这样文恬武嬉的氛围中，大宋悄悄地走近了靖康年间。
阴差阳错当上皇帝的赵佶一坐稳位子，便将敢说话的人大肆贬黜，对投其所好的小人委以重用，一时间种种腐败现象暴露无遗，全国上下怨声载道。
四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880年前的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剽悍的女真铁骑如滚滚寒潮，从黑龙江一带向中原进发，刀枪在秋阳中闪烁寒光，马蹄让大地阵阵颤动。这是一次“斩首行动”，目标直指北宋首都开封。
此时的开封一片平静安宁。深深庭院内，少女为躲来访的帅哥“和羞走”，然而又“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而繁华的汴河码头外，兰舟催发，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没有人知道，死亡和灾难正在悄悄逼近这座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更没有人知道，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将就此衰落残破。今天回顾那段历史，连美国人都在感慨：“从开封到纽约——繁华如过眼烟云。”
如果单单从数字上看，这场战争的胜负让人难以理解。
金人控制地区有300多万人口，其军队约20万人，能投入攻宋战争的只有12万人左右；北宋人口达六七千万，军队约有百万人。女真是个仅立国十年的渔猎民族，谈不上什么经济实力，而北宋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占全世界的一半，财政收入达五六千万贯。
北宋科技发达，武器制造有很大优势。开封城有世界上最早的火药作坊和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大量制造火药武器和犀利兵器。当时宋军使用的“蒺藜火炮”和“飞天炮”曾让金军大为震恐，视为魔鬼。宋军最大的弓弩由七十人操作，能射出四五百米，常备的神臂弓也“迅疾狠厉”，可洞穿金兵铁甲。虽然女真军队靠着骏马、硬弓、铁甲和无比的勇猛，在野战中所向无敌，但开封有黄河做屏障，且经过多年的经营，开封城壕深而宽阔，城墙高而坚实，防守并不空虚。
但实际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令人费解”的“一边倒”。女真骑兵如锋利的钢刀，在宋境长驱七百多里，直抵开封城下。并在第二次攻城时得手，将北宋的两个皇帝以及公主、后妃、皇子皇孙和一万多名工匠掳走。
实战中，宋军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曾有十三万宋军驻守黄河南岸，金人不敢贸然过河，只是在夜里猛擂战鼓，换着班擂到天明。第二天早上，宋军大将发现，其手下十多万人已全部逃跑，只剩下一座空营……
当时开封城外有五百座炮架，本应搬进城内，但枢密院、兵部、军器监等六个机构互相推诿，最后扔在城外没人管，反被金人用以攻城……
凡此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能有一种解释：徽宗王朝二十多年腐败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在战争到来时暴露无遗。徽宗为蔡京首创“写条子”
“三千索(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这是北宋末年开封广为流传的民谚，官职的价码已经半公开化了。
徽宗老爹神宗当政的时候，政坛一帮好朋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与章惇等，分裂为新党旧党两大阵营，相互对掐，越掐仇越大，气度越小，变成了意气用事，到死都互相不原谅。但那时候的士大夫还讲品格，基本上没有贪污和以权谋私这些事儿。如章惇名声不好，可他几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只有一个儿子出来做官。
到徽宗时，亲属回避制度成了一纸空文。蔡京任相期间，他的弟弟、四个儿子、一个孙子都被提拔为副宰相级别的高官，蔡氏姻亲也飞黄腾达。大观年间，蔡京看中新科进士吴敏，想招他当女婿，并推荐他当右司郎官，遭到有关大臣抵制。于是蔡京去找徽宗，一番运作之后，徽宗龙颜大悦，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亲笔写了张“条子”(时称御笔)，亲自下达了任命。这在宋朝是个首创，过去宋朝有一套严密的权力制衡机制，凡事由朝廷大臣共同商议后，由中书舍人起草，交门下省审查，然后才能执行。而徽宗开出的“条子”，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否则“以大不恭论”。此例一开，宠臣们“争请御笔”，“条子”乱飞，原来的决策程序和公示审查制度破坏殆尽。即便“条子”“违戾法宪”，有重大失误，也没人敢反对。规矩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号令日紊，纪纲日坏”，朝政终至腐败。
徽宗的权臣大多靠乖巧伶俐、逢迎谄媚博取恩宠，而他们拥有权力后，当然喜欢让别人看他们的脸色。蔡京把持用人大权，能博取他欢心的人马上可以得到升迁，而忤逆他的人，须臾间就会被罢黜。曾有人在蔡京家看到，一顿饭的工夫，他把三个“县处级”提拔为“副厅级”。
另一位受宠幸的权臣童贯是个宦官，没儿子，亲属也不多，但他提拔的人也不少，《宋史》记载，童贯家看门的、做饭的当上“县处级”的成群，而他的徒弟、小厮当上“地厅级”官员的也有数百人。
于是世风日下，跑官、要官之风盛行。北宋有《禁谒法》，即禁止有关官员会见宾客的法令，这时名存实废。拿着“名片”，从早到晚奔走权贵之门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常常见不到权贵，只能在其《见客簿》上留下姓名，尽管如此，也有人因此提拔。蔡京有一次偶然翻阅“见客簿”，见有一人连续几个月都是每天第一名“签到”，对此人大感兴趣，叫他来见，结果那人说话很中听，蔡京就提拔了他，后来那人官儿还做得挺大。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士大夫阶层已堕落至无耻。
蔡京公然声称：“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此言可谓不打自招。
大权在握，蔡京、童贯们过上了惊人的奢侈生活。有一次蔡京请手下吃饭，仅蟹黄包子一项，就花了一千三百多贯，约相当于四十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而童贯的故事更吓人：有一个管工匠的小官，奉命为童贯建造新府邸。完工时，童贯说：“让你费神这么长时间，还没向你意思意思。明天早上过来吃早点吧！”第二天早上，小官去了童家，童贯也不跟他说话，只让两个丫鬟将一道道菜端上来。盛菜的餐具，开始是银的，然后是金的，最后是玉的，都十分精美奇绝。吃完早饭，这小官不敢久留，匆匆告别，回到家门口，见有几个人捧着东西站在门口说：“童大人说了，你刚才用过的这些餐具，以及服侍你吃饭的两个丫鬟，全部送给你，请笑纳。”小官“笑纳”后，仔细一算账，这些东西价值数万贯。他带着东西回了湖南老家，“由此富闻湘中”。
所有的规矩都乱了，没有人关心国事，即使靖康年间，大敌当前，也是如此。宰相吴敏“略无忧国之心”，置朝政于不顾，“重造金器数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娱乐”，并声称：“宰相事业，如斯而已。”宰相如此，人心士气怎可收拾？十三万禁军为何一哄而散？
高俅原是苏轼的一个小厮，这厮生得眉清目秀，为人乖巧伶俐。苏轼被调到外地任职时，想把他赠给曾布，但曾布手下人多没有要。苏轼就把他送给了驸马王诜——一个风流成性的大画家，也是徽宗赵佶的姑父。赵佶当皇帝前，与王诜关系很好。一次两人邂逅，赵佶说：“今天忘记带篦子了，借你的梳梳头好不好？”王诜笑着从腰间取了给他，赵佶一看那篦子款式新奇可爱，夸了几句。王诜说：“这篦子我有俩，一会儿派人给你送一个。”回家后王诜就派高俅去送，当时赵佶正在园子里蹴鞠。身怀绝技的高俅不由脚痒，斜着眼一直看，赵佶就喊他过来与自己对蹴，高俅拿出了绝活儿，“深惬王(赵佶)意”，令赵佶大喜，当即把他留在身边。
赵佶可说是“性情中人”，对自己喜欢的人非常抬举，他当皇帝后，没几年高俅就做了节度使，不久又提拔为太尉，从此掌管禁军二十多年，对他“恩幸无比”。这让别人眼红得不行，徽宗笑着说：“谁让你们没有他那么好的脚法呢？”
能得到徽宗那么长时间恩宠，只靠脚法好肯定是不行的，事实上高俅的脑子同样好使。
他实行了一套办法，把军队变成了高家作坊：多招募有手艺的工匠入伍，这些人到他的庄园和作坊中上班；允许士兵不参加训练，只要拿钱就行，这些钱用来贴补工匠；允许军队官兵做生意挣钱。史书上说他“侵夺军营，以广私邸，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军队有缺额也不补，由他来“吃空缺”。
在高俅的领导下，想靠本事和战功升迁的人被认为是迂腐可笑的。当时各级官职都有一定的价格，即使有资历和功劳，也必须按价“上菜”，才能得到提拔。得到官职的人，自然要收回“成本”，并赚取利润。他们吃空饷，喝兵血，把士兵当成免费劳动力使用，手段不一而足。
这样一来，没人愿意当兵，大量士兵逃亡。为了防止逃亡，士兵的身上被烙上了字。
禁军号为“天子卫兵”，本来应该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在高俅的领导下，却编制空虚、武备松弛，“招募、训练、拣选、廪给、屯戍、迁补、器甲、马政等八务皆废”。
金兵杀过来时，两万禁军被派去保护黄河渡桥。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说到了高俅治下的这支部队：很多士兵不会骑马，好不容易攀上马背，两手死死抱着马鞍，不敢放开。欢送他们出征的开封市民，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大笑不止。
当时的黄河是从浚州(今浚县)和滑州(今滑县)之间北去，黄河浮桥就位于滑州与浚州之间，是黄河要冲，更是京城门户，战略意义极为重要，要想保卫开封，必须守住这座黄河大桥。1126年正月，金军东路兵团抵达这里，北岸“那些双手抱鞍的士兵，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南岸守军比较勇敢，他们在纵火烧桥之后才一哄而散”。
金军四处搜寻民船，用了五天时间，才把骑兵运过黄河。金军将领看着纷乱的渡河场面，不禁哈哈大笑：宋朝真是无人！哪怕有一两千人在此守河，我们怎么能这样轻易过来呢？
在此之前，当金军越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的消息传到开封，风花雪月了二十多年的徽宗突然“涕下，无语，但曰‘休休’”，一口气上不来晕倒在地。苏醒之后，他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感叹道：“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遂决定“内禅”，让太子继位，自己做太上皇。
在大臣建议下，他下“罪己诏”，坦承自己当政二十多年来“阿谀逢迎，言路断绝；宠臣擅权，贪官得志；贤良蒙难，小人猖狂；横征暴敛，断民生计；官府牟利，军无衣粮；豪门贵族，奢侈成风；高官子弟，安享富贵”。
可见他很清楚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只是以前自认为北宋还是太平盛世，无所谓；如今人心不可收拾，他不得不承认过失，想以此挽回人心，挽大厦于将倾。
但二十多年的弊政，又怎么是一份“检讨书”能全部化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