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王进喜等人坐在西平台上接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有意扰乱一些经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方和单位的秩序。大庆自然成为他们要搞乱的重点。从这年的8月、9月份，他们就开始了对大庆的围攻。他们先是说，“大庆和平演变了”，说大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试验田”。后来又进一步试图全面否定大庆成绩。
1966年10月，在王进喜等人进京报捷的同时，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大庆展览。全国范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当时全国的“文革”尚在初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虽然受到了严重冲击，但还没有被公开打倒，刘少奇视察大庆的巨幅照片仍挂在展览馆的显要位置。江青一伙发现后，攻击这个展览是“突出刘少奇的黑展览”，说这个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唆使北师大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去批判。他们在北京大造舆论，说大庆是“刘邓修正主义的典型”，是“刘少奇假共产主义试验田”。
1966年10月7日，王进喜带领几名报捷团成员兴冲冲地回到大庆。
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下火车，来到“二号院”，竟连一个工委领导也没有找到，出出进进的全是一些臂带红袖标的人。在走廊里、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工委”。
王进喜没有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正以不可阻挡的集体无意识惯性，开始弥漫在整个华夏大地上。 随着“文革”的进展，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但眼前的情况却使王进喜开始感到不可理解，种种疑问随之产生。随后，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人们做工作，说服群众不能揪斗干部。
可是，1966年下半年出现的全国性运动，使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先是陈伯达指使一些人砸了大庆展览，还亲笔写信、派所谓“战斗队”、“调查组”到大庆煽风点火。这些人到大庆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大庆搞得一团混乱，局面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大庆领导班子17名成员中，16名被揪斗，12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后，关进了“牛棚”。钻井、采油、油田建设等二级公司、厂的三百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专家都被戴上各种帽子统统打倒“靠边站”。
到1966年底，全油田共有6000多名干部被揪斗，占科以上干部的90%。数以万计的一线生产单位的班组长、劳模、技术骨干甚至家属标兵也都受到批判。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被辱骂为“只知生产干活，不懂路线的‘老瞎牛’”。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正常的指挥，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王进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王进喜最初是衷心拥护的。他曾经喊过“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文革，我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1966年5月，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王进喜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在批判会上便情绪激昂地说：“想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和藏着黑心肝，戴着红帽子的阶级敌人斗到底！”
7月份，大庆成立“赤卫队”，王进喜积极热情地参与，定章程，组织队伍，还当上了“总司令”。
8月底，大庆召开“赤卫队”成立大会，王进喜很郑重地给第一批队员戴上红袖标，发了队旗。他当时的想法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引，有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有广大职工的积极努力和实干，这样把革命搞好了，生产也就上去了。
此时，运动还没有触及到王进喜本人，有些造反派组织觉得他是一面可以利用的大旗，想拉他到自己一边。这些人把他请了去，给他戴上红袖标，让他当“顾问”、做“高参”。但他在各种场合的群众大会上总是说：对干部，“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揪斗，不能不让他们工作。”他反复呼吁工人群众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岗位，搞好油田建设。
单单凭王进喜的呼吁，当然不可能平息动乱不已的局面。
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浩劫，“文革”正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演进，任何试图稳定局势的努力都将与这场运动发生冲突。
就在王进喜为维持大庆生产秩序而不懈努力的时候，在北京，有个在“文革”初期迅速窜升的大人物却向他射来一枝枝毒箭。
1966年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一个上海代表团时讲话说：
“王铁人也表现得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
“他地位发生了变化，影响很大，是个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还有什么革命要求呢？”
有了上面的“旨意”，北京、哈尔滨和大庆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便联合起来，要在大庆油田“刮十二级台风”，声称要揪“大人物”，揪“有影响的人物”，要把大庆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他们给王进喜扣上“叛徒”“工贼”“铁杆保皇派”等大帽子，开始对王进喜进行批判、斗争。
12月26日，大庆1202队、1205两个钻井队双双超过了美国“王牌队”，钻井10万米。这本是大庆乃至全国石油工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但在大庆却连个庆功会都开不起来。
当时，主管生产的一位工委副书记看到王进喜还可以在群众组织间活动，就偷偷找到他，请他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召开一个庆功会。
1966年12月29日，1202钻井队、1205钻井队双上10万米的庆功大会在大庆八百垧新建的钻井礼堂召开。由于钻井队是大庆油田的“火车头”，这次庆功会引起了全油田的注意。各单位大小造反派组织都派人来参加，北京的《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也派记者到了会场。
树欲静而风不止。
尽管王进喜事先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一定要坚持不揪斗、不批判，好好庆功，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会一开起来，局面马上失控。造反派不仅把油田和钻井指挥部的“当权派”揪上台，还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剃了“鬼头”。
王进喜非常气愤。
在讲话中，王进喜再次大声疾呼：“02队、05队打上10万米是扬眉吐气的事情，立了大功，我们就要奖励。大庆油田生产是保证全国人民对石油的需要，一点也不能伤风感冒。我们一定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油田生产正常进行。特别是采油、煤厂、水电、运销等等单位，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王进喜的讲话令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大为不满。他的讲话不时被打断。在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的策动组织下，庆功会开成了批判会、点火会。会后，造反派让那些“当权派”把两头大猪抬上游行，从八百垧转到让胡路，又转到萨尔图，最后到龙凤。使这些在大会战中冲锋陷阵的油田的领导干部无论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迫害。
为了尽量稳定大庆的生产局面，王进喜决定到北京向石油部领导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1966年的最后一天，王进喜坐上了从哈尔滨至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
1967年元旦，王进喜带着一个工作人员来到石油部办公大楼，但那里同样是一片混乱。王进喜决定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总理在百忙中出面制止造反派的混乱行为。
1月2日晚间，王进喜来到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接待站。通过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总理，请您抽出一点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大庆的情况。”
周恩来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北京，要汇报哪方面的内容。
王进喜急迫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不知道，大庆已经乱了，我担心油田生产……”周恩来能够理解王进喜的心情，但全国到处都在混乱之中，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想了想说：“好吧。你明天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下。大约一周后我见你。”
当时余秋里已经奉调担任国家计委主任。
1月3日下午，余秋里在京西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听取了王进喜和大庆代表的汇报。
余秋里表态说：“大庆生产不能停。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们和群众组织一起商量在各指挥部建立起一个管生产的班子，人员不要论资格，只要能干起来就行。把真干工作的选出来，把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起来。如果重要岗位人不够可以从其他油田厂矿调一点补充，一定要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余秋里最后对王进喜说：“这次运动不少劳模都受冲击，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管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临别时他又握住王进喜的手，嘱咐了很多话。
？第二天，周恩来几经调整日程安排提前接见了王进喜。石油部的康世恩、李人俊、唐克等人也参加了接见。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王进喜说：“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谈主要的。”
？王进喜说：“总理，现在大庆乱得不行，眼看生产受到影响啦，实在让人着急。领导干部被揪斗，基层干部受冲击，技术干部被打成‘反动权威’不能工作，生产没人管，一些青年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大批的人进京……”
？听完王进喜的汇报，周恩来说：“今天你谈的情况很重要。石油是保证国计民生和国防的重要物资，出了问题不好交待。毛主席很关心石油工业，很关心大庆，我们可不敢掉以轻心。你回去要向干部工人传达，向大家讲，一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决不允许停产闹革命。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清醒。我们都要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不能落井下石。防止在大风大浪里摔跤犯错误。”
带着周总理的嘱托，1月10日，王进喜转道哈尔滨回到了大庆。虽然离开仅10天时间，但大庆更加乱得不成样子。
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和讲话精神，王进喜一面深入基层井队、车间、管理站，直接向群众传达；一面想争取得到油田群众组织的支持，造成较大的声势，形成统一的舆论。
1月13日，经过多方工作，油田几十个有影响的较大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职工医院召开联席会，王进喜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提出要开一次全油田的大会，贯彻总理讲话精神。
王进喜的传达立即引起激烈争论，会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最后会议围绕着“大庆是红旗还是黑旗”，“王铁人是红线人物还是黑线人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股妄图否定大庆道路、否定大庆红旗、否定铁人精神暗流在涌动。
一个家伙当场跳了出来：丧心病狂地叫嚣道：“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
王进喜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正气满腔地说：
“王进喜是铁人是泥人问题不大，我才值几个钱？但大庆油田必须肯定，她是我们广大干部、工人、家属苦干六年干出来的。大庆就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谁要是造大庆红旗的反，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他还说：“当前革命要搞好，生产更要搞好！怎么搞好？我想最最重要的是贯彻总理指示和‘一八讲话’精神。希望大家可不能糊涂，不能含糊。”
王进喜反对停产闹革命，努力维护大庆生产局面的努力，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成为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们的眼中钉。
在张春桥攻击王进喜之后，1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又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大肆攻击先进人物，号召起来造标兵模范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