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育英会奖学金通常是在升入大学后经过大学申请，分“无利息第一种贷款”与“有利息第二种贷款”，两种贷款月额相同。
国公立大学中，住家中的通校生40000日元；
国公立大学中的住寮中的通校生46000日元；
私立大学中，住家中的通校生49000日元；
私立大学中，住寮中的通校生59000日元。
以上贷款在就学中可不必偿还；在大学中获贷款的学生如就职于幼儿园、小学以上的学校的教职，所有偿还额可获免除。
对于年薪六百多万日元的日本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教育贷款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对于乳幼儿的早期教育，日本父母也十分重视。这一时期，不少关于乳幼儿早期教育的理论，也相继诞生。
在“少子化”和不景气的经济中，日本的乳幼儿早期教育市场，却毫不受影响的增长着。
据矢野经济研究所调查，幼儿教育产业的市场规模从一九九二年的1670亿日元，已经膨胀到一九九六年的2020亿日元。
据一九九七年东海银行的统计，27.2％的幼儿接受着学校外的私塾教育、函授教育。这个百分比正是十年前的六倍。
文部省则提供了五岁的私立幼儿园生参加幼儿园以外的教育活动的费用是：一人一年间达二十万日元。
是由于教育费增多而使孩子减少——“少子化”，还是由于孩子少而增大了教育投资呢？
在外工作的母亲的增加，也是支持着早期教育市场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正是母亲们的意识变化，带来了早期教育内容的变化与多样化，带给幼儿教育产业的繁荣。
战后日本的“英才教育热”多是指为上名牌小学而在幼稚园就开始的升学准备、音乐、体育方面的早期教育。
而现在从外文、电脑到音乐、形象训练，方法也从以往的填塞知识的“锻炼型”向自然的“游戏型”转变。
比如东京涩古的某促进国际交流的民间组织通过音乐或游戏的自然掌握的方式教英文、法文等十四个国家的语言，两万七千人的会员中20％是三岁以下的幼儿（在家长的陪伴下）。一个主妇带着她刚九个月的次女参加学习。
“趁小时掌握多种语言，将来可以在国际上活跃。”
NEC两年前在横滨市港南区开办的电脑教室教四岁至十二岁的儿童电脑绘画。
一位带七岁的女儿参加学习班的日本妇女说：“现在的时代是个性发挥的时代，因为还不清楚孩子有哪方面的才能与适应性，就多给她机会，将来的可选面也能比较多。”
另外，兼做英语、音乐家教的女保姆也多起来。
教育评论家小宫博仁认为：“当代的母亲们自己走过高考，走上社会后，发现协调性与创造力比知识更重要。这个发现使母亲们在早期教育中渐渐脱离了硬性知识灌输。”
无独有偶，我们在研究日本现代家庭对于乳幼儿早期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早在江户时代，这种重视乳幼儿早期教育的风气，也已经颇成气候了。
日本的江户时代，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对教育非常关心，这成为江户时代教育的原动力。江户后期木版印刷技术，带来了书的出版热。在当时，许多学者的书中出现了“胎教”这个词，非常有影响，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育儿观、教育观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什么在古代的奈良时代并未受到重视的胎教在江户时代突然盛行起来了呢？
这与江户的思想主轴是儒教有关。
胎教随儒教传到日本，刘向的《列女传》中，文王之母太任之生品貌端正、贤明的文王时就有了胎教：耳不听****之声，口不乱开玩笑，寝时位于床中央，坐时要居于座席的中央。
江户时大阪的医生稻生恒轩认为：人之子在胎内时，母子心相通。母亲的心灵高洁，出生的孩子心就正在。所以，从怀胎之日，不要有恶念、邪念为好。
成濑维佐子在元禄年间写成的女训《唐锦》中这样劝诫母亲们：
胎儿三个月成形，应多谨慎；寝时不要伸脚；不要长久站立；不要取高处之物；不应依附靠在男人身上；不要闷热出汗；不应受惊、悲。应多闻有香气的兰花、菊花、梅花或树木，饮食清淡。吃兔肉，孩子会成三片嘴；喜好酒则孩子也会变得沉溺于色，不懂羞耻。不应听闻无礼之事，应远离是非争乱之处，等等。
在《女小学．教监》（公元一八五0年至一八六0年间）一书中也介绍了产前适宜的食物与不适宜吃的食物。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其中不适之物中动物性蛋白多，而适合之物中植物性蛋白较多。
江户的百姓广泛实行此书告诫，也由于动物性蛋白与钙不足，造成了产育中母体与乳幼儿死亡率较高的结果。
与这种乳幼儿早期教育遥相对应的是，江户时代对家庭教育的整体观念，已经形成了让人吃惊的系统。
江户时代，生活在贫穷极限上的实际上是农民。生产力低而每年要上级很高的年贡。
农村、山村、渔村的儿童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学习，满足文化的需求：
1、参加村中惯例的活动仪式。
2、从流浪艺人的艺术了解历史等。
3、围坐在火炉边听老人讲故事。
日本民族基础文化中的五大童话《桃太郎》、《猿蟹大战》、《割了舌头的雀》、《花关爷》等都是以江户时代的农村、山村、渔村的火炉边为舞台。
其中《桃太郎》占童话的第一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认为，桃太郎代表耕种水稻田不可缺少的水神，他以小小的身姿乘水而来，完成巨业，获得好的配偶与富有，幸福长久。
江户时给孩子们讲时，省略了桃太郎觅妻、娶妻等与性行为有关的内容，而强调了桃太郎打败鬼的部分，大人们认为这种儒教的劝善惩恶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开拓自己的人生。
江户时讲给孩子们的其他老故事，也为适合儿童，去掉了惨酷、色情部分，并出现了口承文学的童话。而承童话的载体就是将这些童话加上插图，大量印刷的绘本（小人书）。这是江户时代的大人们为孩子所创作的儿童文化。
江户后期，教育学家贝原益轩，大原幽学提倡根据儿童的年龄，分阶段教育的思想，使士农工商们认识到儿童是与大人不同的存在，进而也就出现了专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化，这种意识，是日本教育文化上的重大发展。
另外，江户时代的父母，对于女子的教育，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了。
日本从古代到前期封建社会，教育的对象只限定于男子；到了后期封建社会——江户时代，女子的初等教育才开始普及。
德川幕府的政治理念的基础是儒教思想，孔孟被尊为圣，初等教育也一直用中国的四书五经做教科书。效仿男子用的《大学》，女子专用的教科书《女大学》被编集出版了。这本书被广泛地使用到江户时代二百多年的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中。
用此课本，武士阶层的乳母教其女儿，市民阶层的寺子屋的老师讲给女孩们听。连去给人做小保姆的农家的女孩，也在摇篮曲中唱到梦想去念《女大学》。
对当时的女孩来说，学到《女大学》就算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女孩则把《女大学》的条文立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女大学》加上结束语共二十条。主要讲的是妇人之道在于服从，以丈夫为尊，逆反丈夫则会遭天罚，好女子不嫁二男等等。“三从”“七去”是其主要原则。
“三从”是指服从父母、丈夫、老时服从儿子。
“七去”是指不服从婆家的女人，没有孩子的女人，****的女人，吝啬的女人，有癞病的女人，多言生事的女人，偷窃的女人等应从婆家被休走。
《女大学》有忠实于中国圣贤之徒，男尊女卑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生活在江户时代的现实中的女子的实用智慧教育，江户社会是以天皇为上的金字塔型的男性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女性除了结婚走上主妇之路，没有其他的职业可获经济、生活的独立。
在婆家，面对“大鬼”“小鬼”般的公婆、小姑、小叔，怎样无限度的忍耐？为不被撵出家门，怎样不显示出过错失误？“三从”“七去”正是教给了她们某种生活的技术。
现在的日本，父母多对成为新娘的女儿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不要忘记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而江户时的父亲则送给女儿短刀：“一旦嫁出去，就不要想再回这个家的门。把那边当成自己的家，一生不要怠懒。”这是告诉你，如果想亲生父母，无法忍受婆家，不如用这短刀自绝。
被称之为江户各阶层共有的女子教育思想，到了明治也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
一九九八年五月日本电视台播出的《石光真清的生涯》中，明治时，年轻的石光真清要去俄国学俄语，想把病弱的年轻妻子送回娘家，石光真清的母亲则对儿媳语重心长地说：“你不应再想娘家的事，总以娘家做依靠，做为妻子，做为母亲，你都无法建立真正的家，也不会幸福。”接着，对儿子说：“你为国家好好学习，是你的责任，我会照顾你的妻子，请不必担心……”
以后期封建社会的江户时代为典型，纵观封建时代的日本社会家庭教育，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站立起来，迅速成为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绝不是没有原因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与日本民族历来重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日本古代前期萌芽、后期繁盛的学校教育，到了充满战乱的前期封建社会时，几乎完全瓦解。学校这种教育设施可以说是没有了，许多武士不会读书写字。
战乱期间，国家动荡，武士阶层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自己的地盘。土地是当时一切财富之源，面对到处都有的以武力抢夺的势力，武士必须同样用武力去保护。
武士的职业就是为保全土地而战，当时对这份职业来说，当务之急不是书写读算，而是习熟武术，体力与勇气更为重要。
那么，由谁来担任武士家孩子们的教育呢？
上层武士集团——武将的子弟有专门的“傅役”。“傅役”是代理父亲指导的家臣，他们多从有血缘关系或亲信中选来，有时选孩子的乳母的同时，就选乳母的丈夫做傅役。傅役有的去主君家教幼君武士，有的则是幼君直接被寄存在乳母与傅役家中。许多幼君与傅役之间都结有极深的亲情之爱。
广大中下层的武士——家臣与乡士，没有经济力量雇专属的“傅役”，一般是亲生父亲直接指导。
其教育方法的第一阶段，一般是给孩子讲战场上的故事。孩子都对情节性强的故事感兴趣，再加上又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武将、家臣，对其自然有魅力与亲近感。
第二阶段，是练习技术。先从练习木刀开始，熟悉弓箭等。“流镝马”——选手在飞奔的马上射箭，射狗的狩猎活动也是其中重要的练习项目。
第三阶段，是带孩子面临实战，进行指导。
这就是父亲、傅役们言传身教的武士教育。
战乱期结束，到了较算和平的室町时期的日本，出现了一些有文化修养的武士，他们开始用文章的方式为自己的子孙写自身的教育法——这就是武家家训。
初期的武家家训，多以武术等现实具体的东西为主，到了后期封建时代——江户幕府时期，家训开始尊重并强调于文道、伦理。不久，传抄本流传于全日本，被广泛用于江户武士家的读本或是百姓儿童教育设施——寺子屋的教科书。
武士阶层除了保护自己的领地，同时也要从自己管辖的村中征收年贡，年贡一部分上缴中央政府的幕府，一部分给家臣做年收薪。与远方的幕府写信联系的需要等，使武士阶层必须教给自己的子弟以读写书算的能力。但战乱之世，现盖学校并不现实，于是就出现了寺院教育。
佛教从古代前期的圣德太子时就传到日本。寺院为念经，自然有识字教育，武士的子弟有的寄读，有的每天登山求学于这些佛教的寺院中，学习读写算，接受生活训练。
一八六七年，持续了二百五十多年的德川幕府体制，在蜂起的诸藩的维新革命中终于宣告终结。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的出发点。
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拥立年轻的明治睦仁天皇登上宝座，德川将军一直掌握的政治主权，也被移交给了天皇。
天皇制统一起来的近代日本，开始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生产的主轴也由农业转移到工业，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也由武士与农民，变成资本家与劳动者阶层。古色苍然的儒学地位发生根本性动摇，代之以近代思想科学的确立，学问与教育更讲求自由主义与合理主义。
这种政治体制的天翻地覆的改变，也必然给日本人的家庭教育方式，带来一些改变。其中，改变最大的，就是作为家庭中的母亲的地位，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母亲的地位同中国差不多，母亲同样受不到多少教育，于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们大声疾呼女子教育，比如福泽谕吉就曾质问道：“女子教育决不可等闲视之。没有知识，就连烧饭都不合格，更何况缝纫、烹调、看护病人、养育幼儿等。”
女子教育的深入人心，是日本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也是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最大胜利。
尝到了母亲教育成功的日本人，无时无刻不将这种教育放在国民教育的第一位。
一九四五年，侵华战争刚刚结束，重建的文部省社会局就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向各地当局发出了五次通知，指出“家庭是教育的场所，父母的自觉教育是确立国民道义的源泉”。提醒国民们注意，幼儿期的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父亲和母亲对此具有最大的教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