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重要性几乎一点儿都没有夸大。这是政府最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布洛斯—帕廷顿的效力范围以内，根本不可能进行海战。两年以前，一大笔款项从政府预算中偷偷拨出，用在了这项专利发明上。每一种努力都是为了保守其机密。这项无比复杂的计划包括三十多个单项专利，每一个单项都是整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存放在一个精心制造的保险柜里，保险柜放在和兵工厂毗邻的机密办公室，办公室还装有防盗门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计划从办公室里取走。假如海军的总技师要查阅计划，也必须到沃尔威切的办公室去。但是，我们却在伦敦中心区，从一个死去的小职员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一计划。官方认为，这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你们已经把它找回来了。”
“不，歇洛克，没有！这是最要紧的。我们还没有找回来。有十份资料从沃尔威切被取走。但加多甘·威斯特的口袋里只有七份。有三分最重要的却不见了——被盗失踪了。你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搁下来，歇洛克。别像往常那样为那些警察厅的小事动脑筋了。这是你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为什么加多甘·威斯特要取走资料？丢失的资料到哪里去了？他是如何死的？尸体怎么会在那里发现？怎样挽回这场灾祸？只有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你才算为国家尽责做了件好事。”
“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解决，迈克洛夫特？我能看到的，你也能看到。”
“可能是这样，歇洛克。但要查明细节是一个问题。只要你把细节告诉我，我就可以坐在椅子里把一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告诉你。要知道，四处奔跑，询问路警，拿着放大镜去察看——这都不是我干的事情。我干不了，而你就是那个可以查明真相的人。如果你想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下一次的光荣榜上——”
我的朋友笑着摇了摇头。
“我玩游戏，也只是为游戏而游戏，”他说，“不过问题确实是相当有趣的，我非常乐意去调查研究这件事。请再提供一些事实吧。”
“我在这张纸上记下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情况，还有几个地址，这你以后会知道用得着的。其中管理秘密文件的官员是政府的著名专家詹姆斯·瓦尔特爵士。他的荣誉和头衔，在人名录里占了两行的位置。他在职务上是位老手，也是一位绅士，更是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受人欢迎的客人。还有，他的爱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两个人有保险柜的钥匙，他是其中的一人。再加一点，在星期一的工作时间里，文件肯定是在办公室里的。詹姆斯爵士是三点钟左右启程去伦敦的，他随身带上了钥匙。出事的整个晚上，他就在巴克莱广场的辛克莱尔海军上将家里。”
“这一事实得到证实没有？”
“证实了。他的兄弟，瓦伦丁·瓦尔特上校证实他离开了沃尔威切，而辛克莱尔海军上将证实他在伦敦，因此，詹姆斯爵士已不再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因素。”
“拥有钥匙的另一个人是谁？”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他是正科员兼任绘图员。他有四十来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总的说来，他在公事方面表现得很出色。他与同伴疏于来往，而且工作努力。据他自己的陈述，星期一下午下班回家后，整个晚上都呆在家里，钥匙挂在他的表链上，从没有取下过，当然，这些仅从他妻子那里得到了证实。”
“告诉我们一些加多甘·威斯特的情况。”
“他已服务了十年，而且工作相当不错。他向来性情急躁，容易冲动，但却是一个诚实率直的人。我们对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在办公室里，他仅次于西德尼·约翰逊。他的工作使他每天得以个人去接触计划。再就没有其他人掌管这些计划了。”
“那天晚上是谁把计划锁起来的？”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这是那个正科员。”
“哦，是谁把计划拿走的，这不一目了然了。实际上，计划是在副科员加多甘·威斯特身上发现的。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是这样，歇洛克，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首先是他为什么要把计划拿走？”
“我想是因为计划值钱吧？”
“有了计划，他就可以轻而易举捞到几千英镑了。”
“除了拿到伦敦去卖以外，你还能说出可能有别的什么动机吗？”
“没有，我说不上来。”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我们破案的前提。年轻的威斯特把资料取走了。这要有一把仿配的钥匙才能办到——”
“要有仿配的钥匙才行。他得打开大楼大门和房门。”
“那么，他肯定有几把仿配的钥匙。他把资料拿到伦敦去出卖秘密，毫无疑问是为了在人们发现计划丢失之前，在第二天早上把计划重新放回保险柜里。当他在伦敦执行这一叛国使命时却丢了小命。”
“如何解释呢？”
“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他是在返回沃尔威切的路上被杀害的，而且是从车厢里被扔下去的。”
“阿尔德盖特，他的尸体是在那里发现的。那个地方离通往伦敦桥的车站已有相当距离，他可能是从这条路上去沃尔威切的。”
“他经过伦敦桥时，可以设想的情形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车厢里有一个人，他正在与这个人秘密会面。这一会面导致了一场暴力，他就这样送了命。也可能是他想离开车厢，摔到车外的铁路上而死的。那个人关上车门。当时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
“就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但是，你想一想，歇洛克，你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为了辩论起见，我们不妨设想，这个年轻的加多甘·威斯特早就打定主意要把这些资料带到伦敦。他自然已经和外国特务约好了，并且设法在那个晚上不使人怀疑。但情况不是这样，他拿了两张戏票陪同未婚妻走到半路，然后突然失踪了。”
“瞎猜，”雷斯垂德说，他坐在一旁听着，对谈话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一种很特别的想法。这是讲不通的第一点。讲不通的第二点是：我们可以假定他到了伦敦，并且见到了那个外国特务。他必须在早上以前把资料带回去，不然，他就会露出马脚，被人发现。他带走了十份，而他的口袋里仅有七份。余下的三份到哪里去了呢？他丢下三份肯定不是出于自愿。还有一点，他叛国得到的赏金又在哪里呢？总应该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大笔钱吧。”
“依我看，事情已非常清楚，”雷斯垂德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他带走资料是想把它们卖了。他见到了那个特务。他们在价钱上没有谈拢。他就启程返家，但那个特务跟踪了他。在火车上，特务把他给杀了，并取走了最重要的几份文件，并把他的尸体扔到了车厢外。这不就说明一切了，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没有车票呢？”
“有车票就能说明那个特务的居住处与哪个车站最近，因此，特务把它从受害者口袋里拿走了。”
“好，雷斯垂德，很好，”福尔摩斯说，“你的理论很集中。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一案子就完结了。一方面，叛国者上了西天；另一方面，布洛斯—帕廷顿潜艇计划大概也已经到了欧洲大陆。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做呀？”
“行动，歇洛克——采取行动！”迈克洛夫特叫道，一下跳了起来。“所有我的本能都反对这一解释。拿出你的本事来！到作案现场去！去查访一下有关的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吧！在你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来报效你的祖国。”
“好了，好了！”福尔摩斯说着耸了耸肩膀，“来，华生！还有你，雷斯垂德，能不能劳驾你陪我们去一两个小时？我们先去阿尔德盖特车站，调查就从那里开始。再见，迈克洛夫特。我会在傍晚以前给你一份报告，但我有话在先，你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呵。”
一个钟头后，福尔摩斯、雷斯垂德和我，来到了穿过隧道与阿尔德盖特车站相交的地下铁路。一位谦恭的脸色发红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了我们。
“这就是那个年轻人尸体躺着的地方，”他说着，一边指向离铁轨大约三英尺的一处地方。“这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因为，正如你们看到的，这里的墙全部没有门窗。因此，它只可能是从火车上掉下来的。而这列火车，据我们看，它可能是在星期一子夜前后经过的。”
“那个车厢检查后有没有发现暴力的痕迹？”
“一点儿也没有那种痕迹，也没有发现车票。”
“也没有发现车门是开着的吗？”
“没人发现。”
“今天早上，我们还搞到了一些新证据，”雷斯垂德说，“有一位旅客乘星期一晚上 11 点 40 分的普通地铁列车，经过了阿尔德盖特车站。他说，就在列车进站前不久，只听见嘣地一声，好像是人摔在铁路上的声音。当时雾很浓，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就没有报告。哎！福尔摩斯你怎么啦？”
我的朋友站在那里，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他注视着从隧道里弯伸出来的铁轨。阿尔德盖特是个枢纽站，这里有一个路闸网。他急切而疑惑的双眼盯着路闸。我从他机灵而警觉的脸上看到他嘴唇紧闭，鼻孔颤动，两道浓眉紧锁着，这都是我所熟悉的表情。
“路闸，”他喃喃地说，“这些路闸。”
“路闸怎么啦？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不会有别的线路会有这么多路闸吧？”
“没有。很少有。”
“还有路轨的弯曲度。路闸，弯曲度。啊！如果仅此而已就好了。”
“是什么呀，福尔摩斯先生？你找到线索啦？”
“一个想法——一种迹象，如此而已。但案情肯定变得更有趣了。不同寻常，完全不同寻常，怎么会如此不同寻常呢？我在路上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几乎没有什么血迹。”
“但我知道伤势很重。”
“骨头已经摔碎了，但外伤并不很重。”
“仍应该看到一些血迹的。我能不能察看一下那列火车，就是在浓雾中听见落地碰撞声的旅客乘坐过的那辆。”
“恐怕不能，福尔摩斯先生。现在那列火车已经拆散了，那节车厢已经挂到别的列车上去了。”
“我能向你保证，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那列火车的每一节车厢我都已经仔细检查过了。而且是我亲自检查的。”
我的朋友最明显的弱点之一，就是对那些警觉不如他高、智力不如他强的人总是缺乏耐心。
“很可能是这样，”他说着转身走开。“就出事的情况来看，我想去检查的并不是车厢。华生，我们在这里要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我们不用再麻烦你了，雷斯垂德先生。我想现在我们得到沃尔威切去调查了。”
在伦敦桥，福尔摩斯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电报，在拍发之前，他把电报递给了我。电报上写道：
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但可能熄灭。此刻请速派通信员把已知在英国的所有外国间谍或国际特务名录列单送到巴克街。
歇洛克
“这应该是有帮助的，华生，”他说，这时我们已经坐在去沃尔威切的火车上了。“我的哥哥迈克洛夫特把这样一件十分奇怪的案件托付给我们，我们当然应该感激他。”
他急切的脸上依然流露出紧张而精力充沛的表情，它向我表明，有某种新奇的有启发性的情况已经打开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思路。看着这只猎狐犬，当它懒洋洋地躺在窝里时，它耷拉着耳朵，尾巴下垂着，而现在同是这只猎犬，却两眼炯炯有神，肌肉绷紧，正跟踪着气味浓烈的动物追索向前——这就是今天早上以来在福尔摩斯身上发生的变化。几个小时以前，他还是没精打采，散漫无聊，穿着灰色睡衣在雾气浓罩下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前后比较，他简直判若两人。
“这里有材料，就有发挥才能的余地了，”他说，“我的确很笨，就没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的面前还是一团漆黑，看不清楚。”
“结局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它可能使我们更进一步。
那个人被杀，或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的尸体只是放在一节车厢的顶上。”
“放在顶上！”
“奇怪，是不是？但请你想一想事实。发现尸体的地方正好是列车开过路闸时发生摇晃颠簸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车顶上的东西难道不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掉下来的吗？而路闸是不会影响车厢里面的东西的。尸体要么是从车顶上掉下来的，要不就是发生了非常奇妙的巧合之事。但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血迹的问题吧。当然，如果身体上的血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那就不会有血流在轨道上了。每一件事本身都是有启发性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累加的力量就大了。”
“车票也是一件呀！”我叫道。
“那当然。我们不能解释没有车票的原因。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每一件事情都彼此吻合。”
“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远没有揭开他的死亡之谜。的确，事情不仅没有变得简单，反而更加离奇了。”
“也许是这样，”福尔摩斯想了想说，“也许是这样。”他开始默默地陷入沉思之中，直到这列慢车最后抵达沃尔威切车站。
下车后他叫了一辆马车，并从口袋里掏出了迈克洛夫特给他的字条。
“今天下午，我们得去查访好几个地方，”他说，“我想，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该是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吧。”
这位著名官员的宅邸是一幢漂亮的别墅，绿茵茵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我们到达的时候，雾气已经消散，一缕微弱的带着水气的阳光照射下来。我们按下门铃，管事应声开门。
“詹姆斯爵士，先生！”他带着严肃的神色说，“今天早上，詹姆斯爵士已去世了。”
“天哪！”福尔摩斯惊诧地叫道，“他是怎么死的？”
“先生，您或许愿意进门来见见他的弟弟瓦伦丁上校吧？”
“好的，我们最好是见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