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上，为中琉贸易的物质集散地
中琉双方经济交流体现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方的朝贡贸易，主要在京城；另一种为民间私市，集中在福州。官方朝贡贸易，即是双方进行物质交换。琉球进贡方物特产，明朝赏赐大量宝钞和物品。亦有彼此之间大宗物质的买卖。洪武七年（1374），刑部侍郎李浩带着赐品文绮、陶铁器，并且以陶器7万、铁器千种，就其国换取马匹。九年（1376），李浩得知琉球不喜纨绮，为贵瓷器、铁釜，自是明廷赏赉多用诸物。次年（1377），琉球国遣使贺正旦，贡马16匹，硫黄千斤。永乐年间，明廷规定，琉球国两年一贡，每船百人，最多不过150人。贡物有马、刀、金银酒海、金银粉匣、玛瑙、象牙、螺壳、海巴、擢子扇、泥金扇、生红铜、锡、生熟夏布、牛皮、降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苏木、乌木、胡椒、硫黄、磨刀石。因贡品种类多，数量较大，根据朝廷指示，象牙等物进收北京；硫黄、苏木、胡椒，运送南京仓库；马匹于福建发往缺马骡站走递；磨刀石发福建官库收贮。这样琉球国的所贡除了少数贵重物品直送京城外，多数物质都在福州分发相关地方存用。
民间私市，也是各国朝贡贸易的补充部分。朝贡使团除了携带必备的贡品外，往往还要附带大量的方物，沿途换取当地的特产，互通有无。弘治三年（1490），琉球使团170人至福州，允许30人进京，余下140人留在福州等赏。当时贡使所携大量土物，“与闽人互市”，遭到当地奸商的勒索，以及有司从中渔利。贡使告于朝廷，降诏禁止。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杀掠商旅。明廷关闭海疆，禁止海外贸易，只有中琉贸易还在进行。琉球贡船附载的货物，皆在福州交易。所交易的物品有琉球本土特产，日本产品，以及从东南亚采购的苏木、胡椒、黄熟香、檀香等。琉球商人利用海禁时期明朝对它的特殊政策，将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商品，以贡品形式带到中国，绝大多数在福州柔远驿的琉球商会馆交易，再把所购得的中国商品行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中琉双方贸易弥补了明代海禁时期福建与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经济往来的不足，促进了福建商品市场的繁荣，提升了福州港的国际声誉。
（三）生产技艺上，乃先进文化的输出地
在“厚往薄来”方针的感召下，外国来华使团规模在不断扩大。琉球国朝贡人数也在日益增加，这给明朝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于是，明廷决定限制使团来京的人数，“正副使从人，十有五名入京，余留边听赏”。因此琉球国使团绝大多数人员须滞留在福州，等候赴京使臣。他们在闽期间，深入社会阶层，同中国各界人士往来频繁，这些都对琉球的生产、工艺、医学、文学、社会习俗等方面产生颇大影响。
洪武二十九年（1396），中山王派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鲁妹二人，先后来肄业，皆感慕华风。他们又遣使请明廷赐予冠带，命礼部绘图，令自制。太祖朱元璋嘉奖中山国修职勤勉，赐福建舟工、通译36户，前往琉球，以便贡使往来。在福州舟工帮助下，琉球国的造船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贡船式略，如福州鸟船。船掖施橹，左右各二。船长八丈余，宽二丈五、六尺”。造船业的发展改变了琉球国“傅竹为筏，不驾舟楫”的落后局面，拓宽了该国的海外贸易市场。
明朝派遣册封琉球使臣，除了率领官方规定的职司员役外，还可以随带部分从客，包括文人、高僧、道士、医生、天文生、书画家、琴师等能工巧匠，其中不乏闽人。册封使团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闽人文化代表团。册封使团完成册封等典礼后，还有足够的时间与琉球各界人士进行医学、手工业生产技术、书法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他们成为中琉友好交流的使者。清康熙十二年（1673），于久米村泉崎桥北，建立文庙，庙中制度，悉遵《会典》。五十八年（1719），琉球国建明伦堂于文庙南，阅读《圣谕衍义》。自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道光十八年（1838），册封使状元、福州人林鸿年，游览那霸瑞泉时，题字“源远流长”和“飞泉漱玉”，赠与琉球国中山王尚青。他们将其刻在石碑上，作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三、闽都海洋文化的特质
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当从10世纪的唐朝开始，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就向邻国日本、高句丽及东南亚诸国传播；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之区，周边移民所带来佛教、回教与印度教的多元文化交流。15世纪初期，伴随着航海技术提高，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出现了，极大地推动了海洋文明的发展。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以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兴起，港口开发建设，宗教文化传播，区域之间移民，形成了蓝色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开放性的，摈弃保守自闭，不断地汲取异域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开拓拼搏，勇于进取，造就了与农耕文明特点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这也是中国近代化社会转型肇始于东南沿海的根本原因。
长期形成的闽都海洋文化特点体现以下三方面：
一是开放与包容性。海外贸易的发展拓宽了国外市场，商旅往来，物质交换，是各国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西方殖民者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开辟殖民地，移民增多，加速了多种文明的传播，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从宋元开始，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州作为外贸港口日益崛起，明清时期取代泉州港，成为福建对外最主要的窗口。中外贸易吞吐量增大，西亚的阿拉伯商人将伊斯兰文明带入福州，元代至正年间改建的保存至今的安泰桥下清真寺就是历史见证。尔后，西方列强又将基督文明引进福州，明末清初，意大利人艾儒略抵达福州，修建了敬一堂等，拉开了传播基督文明的序幕。福州体现了它的开放与包容性，与当地的主流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等相互并存，和谐共处。西方文明的不断传入，福州认识了世界，胸怀越发宽阔，目光更加远大。
二是原创与进取性。海洋文化兼容异域文化，形成多元文化共存与竞争局面，使每一种文化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以求生存发展。由于海洋的分隔和海洋的保护，使每一个地域都保持自己的文化鲜明特色。福州在与琉球的交往中，不仅创造条件保障中琉关系正常的发展，而且利用福州的丰厚资源，将中华文明传播到琉球诸岛，乃至移民该国。明代移民琉球有两种方式，一种为官方移民，主要有两批，第一批是明朝初期，主动派遣的，即“赐闽人三十六姓”等；第二批是明朝后期，琉球缺少职贡人员，要求明廷派遣的。另一种为私自移民，原因不一。例如，不堪重负的“逋逃之徒”，因风漂流定居者，被倭寇掠夺、辗转而来者，等等。其中福州人为数不少，特别是官方派遣人员，他们奋力进取，在琉球国的各个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琉球的发展与中琉友好交往做出了贡献。
三是创新与开拓性。人类从陆地农耕生产方式，进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发展海洋文化，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严峻挑战。在长期征服海洋过程中，培养和激发人们的努力创新和开拓精神。由于福州几百年的海洋文化的丰厚积淀，人们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新变化，产生一批先进的代表人物。诸如，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广泛收集“夷情”，编译《四洲志》，探求“制夷”之策。被誉之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以崭新的世界观，深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翻译介绍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倡中西学融为一体，对近代启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都是他们自幼受到福州海洋文化精神熏陶与启迪的结果。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畬，宣宗旻宁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岸通商事宜。他多方接触欧美人士，了解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信息，用五年时间完成了《瀛寰志略》。同治四年（1865），徐继畬奉命进京，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同文馆总管。
福州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海洋文化特色鲜明，是闽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闽都文化研究中，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者简介〕徐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