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清时期福州与琉球交往为中心
徐凯
近年来，在中央“文化强国”的方针指引下，各个省市都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推动产业文化的发展，提升省市文化品位，促进文化建设的繁荣，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读林山主编的《闽都文化概论》，该书阐述了以历史文化名城福州为中心的闽都文化4个特征，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容，保持鲜明的地方特色，闽都文化的开先精神，以及闽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并从政治、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宗教、民俗、艺术、工艺美术、建筑、科技、商贸、新闻出版等12个方面，加以论证闽都文化的丰厚内涵，以及该文化的地位与影响。读后对闽都文化有了深入认识，颇受启迪。而掩卷所思，闽都文化似乎又缺一点什么？这就是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500余年，福州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海洋文明对它的作用与影响。福州是接触海洋文明较早的沿海地方之一，海洋文明已经成为闽都文化不能割舍的一部分。本文以明清时期福州与琉球国的交往为例，试谈对外开放的福州所蕴含的海洋文化特质。
一、福州港的兴盛与海洋文化的丰厚积淀
福州是地处东南沿海福建省的首府，位于闽江下游，与海港相连，东临台湾海峡，对内对外，战略位置，十分显要。宋元时期，福建海外贸易，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迅速开展，福州等地进入了一个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东从朝鲜半岛、日本，南至南洋群岛，西到阿拉伯及东非海岸，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与福建建立了经贸关系。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58个。外贸商品以瓷器为主，还有丝棉纺织品、铁锅、铜盘、糖、茶叶及其他日用品。进口的货物达400余种，主要有香料、药物、宝货、纺织品、食品、杂货等。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港口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冬到达泉州，他写道：“剌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摩洛哥人伊宾拔都说：“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计其数。”除泉州外，福州、漳州也是这一时期福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宋代起，东南亚商人和西亚阿拉伯商人纷纷来到泉州、福州等地，进行频仍的物质交流，同时也带来伊斯兰文明。
北宋元祐三年（1088），哲宗赵煦设福建市舶司于泉州，这里首先成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明初，凡外国商人入贡者皆设市舶司管理。“在广州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这就是明代实行的朝贡贸易。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五年（1430）六月，28年中，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他们自苏州刘家港出发，途经福州，均停泊长乐太平港，然后，从五虎门扬帆出海，开辟了中外关系发展的最辉煌时代。福州则成为郑和船队出海的基地港口，这里造船历史悠久，技术先进，航海人才济济。郑和在此，训练将士，招募航海人才。筹集携带的大量物资，诸如，米、豆、盐、酱、油、酒、糖、茶叶、淡水等生活用品，以及丝织品、花布、瓷器、铜铁器皿、蜡烛、金银供物、水银、樟脑、雨伞、草席等商品，其中相当部分物品都是由福州及周边地区供给的。郑和七下西洋，使福州的对外贸易更加活跃，奠定了福州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的突出地位。
试论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
嘉靖中期，平定东南沿海倭寇之乱。隆庆元年（1567），穆宗朱载垕调整了海外贸易政策，废海禁，“开洋市”，允许民间与东西“诸番”进行贸易，东南沿海各地的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尽管此时福州的海外贸易又复苏，迎来了琉球和日本的商人和使者、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基督文明也随之传入。随着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签订，福州进一步开埠。尔后，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福建船政、学堂等机构，筹建中国近代海军，成为东南沿海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区。处于社会大的变革时期的福州，已是儒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文明的交融之地，东南沿海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窗口之一，民众传统的思想观念逐渐地发生改变，形成了闽都文化兼容并蓄的特性。
二、福州与琉球国的交往及海洋文化的融合
琉球国世居东南海中诸岛屿，是个比较封闭和落后的小国。中琉交往可以追溯到11世纪后期，即北宋哲宗时期，双方开始贸易往来。元世祖忽必烈曾经遣官诏谕琉球，未能如愿。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洪武五年（1372）正月，派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琉球国。同年12月，琉球中山王察度派遣其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献方物，开始了中琉两国藩属关系的新时期。清朝沿用明制，中琉关系一仍其旧。从此，中琉建立长达500多年的朝贡关系。在长期的中琉友好交往中，福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明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通过福州传播到琉球，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在明朝对外关系史上，福州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福州与琉球国的交流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生产技术、园林艺术、思想文化诸方面，其中包括官方与民间两大层面。福州在发展中琉关系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三个方面：
（一）政治外交上，系琉球使团的接待地
明廷为了掌管海外诸国朝贡、交易等事务，洪武三年（1370），设立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于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广州。因接待琉球使臣，在泉州本桥村建立“柔远驿”。琉球国三王皆遣使，奉表笺，贡马及方物。明廷允许王子、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十六年（1383），各赐镀金银印。永乐以来，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置福州，于是福州逐渐成为与琉球往来的主要港口。之所以市舶司由泉州移置福州，原因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相关，加之福州较泉州地理位置更靠近琉球。朝廷在福州河口一带建立进贡场和柔远驿，进贡场贮存琉球贡品，柔远驿则为琉球使臣居住。福州为琉球的朝贡贸易提供便利。
清朝延续了明朝对待琉球国的方针政策，通过福州，继续发展中琉睦邻关系，对东南海疆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顺治三年（1646），琉球国使臣至北京。十年（1653），世祖封琉球国中山王，赐王印、缎币等物。明至清初，琉球进贡使团人数多为150人。康熙七年（1650），重建柔远馆于福建，以待琉球使臣。二十八年（1689），清廷准许增至200人。面对庞大的琉球使团，市舶司都进行妥善接待，俱给廩食。福州对巩固明清长达500余年中琉传统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