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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闽越航海能力与秦汉海洋开发史(2)

汉武帝时代由会稽发兵南下凡3次:1.建元三年(前138)严助浮海救东瓯;2.建元六年(前135)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3.元鼎六年(前111)韩说、王温舒出会稽击东越。其中1、3两次史籍明确记载经由海路。第2次很可能亦泛海南下。然而《汉书.闽粤传》记载,“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隃领,闽粤王郢发兵距险。”“兵未隃领”若兼指王恢、韩安国二军,则皆由陆路行。看来元鼎六年(前111)韩安国军行进路线的确定,当期待更详尽的资料的发现。

《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言汉王朝决心“南诛劲越”的背景,是因为闽越与匈奴的威胁,形成“二夷交侵”的危害:“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所谓“闽越擅伐”,是利用了优越的航海能力的。而汉军“浮海”行为,应继承了闽越人开辟航线等海洋开发的成就。

《史记》卷30《平准书》写道:“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关于所谓“事两越”,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南越及闽越。南越,今广州南海也。闽越,今建州建安也。”对南越的征伐,调动了楼船军。《史记》卷113《南越列传》:“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南下,通过闽越海域,应当也借用了闽越海上航行力量。

五、闽越海境的“海风波”

据《史记》卷114《东越列传》记载,“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汉书》卷95《闽粤传》:“至元鼎五年,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8000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领待命。”元鼎五年(前112)汉军击南越,闽粤贵族余善上书请以卒8000从楼船将军杨仆部作战,虽“兵至揭阳”,终竟“以海风波为解”,战事结束时仍“不至”。这样的情形,是有可能危及战局形势的。所以当时军官楼船将军杨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

所谓“以海风波为解”,颜师古注:“解者,自解说,若今言分疏。”所谓“阴使南粤”,颜师古注:“遣使与相知。”闽越和南越之间的“使”,不能排除循海上航路往来的可能。

余善“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航海行为遭遇“海风波”不得不终止航行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此“海风波”的性质和强度,但是这一事实在航海史上依然有特别值得重视的意义。

平定南越后楼船将军杨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说明今福建广东沿海海面的航线已经开通,并可通过大型舰船组成的水军。元鼎六年(前111),余善反,汉武帝发数军合攻,“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这是闽越海面行驶汉军大型船队的有代表性的史例。

六、“横海将军”战功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记载了闽越与汉王朝的直接的军事冲突,战事包括“横海”情节。“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

这就是《盐铁论.备胡》指为“四夷俱强,并为寇虐”表现之一的“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所谓“越东海”,明确指出是航海北侵。

汉王朝给予强硬的回应:“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汉王朝向南方远征,又一次施行多路并进的战略。其中“浮海从东方往”的“横海将军”部应是主力。

“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二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言“喻告巴蜀民”时颂扬“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的功德,所谓“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应当就是指此次军事胜利。所谓“横海将军先至”,指出海上进攻的一路承担了主攻任务,且及时实现了战役目标。横海将军部得到“吴阳”部的策应,对方降众“降横海将军”,体现这支部队已经独力基本控制战局。战后“横海将军”、“横海校尉”封侯,其他“诸将皆无成功,莫封”,说明汉王朝海路主攻部队实际已经实现了平定余善叛乱军事行为的主要目的。

“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取得的战功,应以利用这一海域可能主要由闽越人积累的海上航行经验为技术基础。

据《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可知战役策划的起初的设计,就是以“浮海”进攻为主。

所谓“泉山”,颜师古注:“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临海,去海十余里。”

《盐铁论.地广》言“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这是当时南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航海史进程中的鲜明记录。

七、城村城址水门发现

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学界多同意闽越国都城的判断。遗址的城垣、城门、水井、宫殿建筑遗存等发现都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城址考古收获显示的建设规划,东西两面的河道富有启示意义,可以看作这一国度特别重视航运的提示。

城址发现的几处发掘者称作“水门”的遗存,体现了都市规划者对于水道交通控制和管理的考虑。1959年发掘简报中关于一件铁质齿轮的介绍,反映了闽越生产技术的先进。据闽越都城博物馆工作人员说明,这件重要文物发现在水门附近。这一信息可以支持城村闽越城水门交通控制当时可能已经使用机械方式提升闸门的推想。

八、“东冶”的地位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在今福建福州。《汉书》卷95《闽粤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颜师古注:冶,“本闽越地。”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粤发兵围东瓯”,六年(前135),闽粤击南粤。闽粤贵族余善后又立为东粤王。元鼎五年(前112),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会稽与闽越之间的海上联系,由会稽至东冶的航线沟通。东冶与会稽联系之紧密,又见于《水经注.河水二》引《汉官》言秦郡名“或以号令”,如:“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记载,王朗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王朗“浮海至东冶”以及孙策“追击”,都应当由这一航线南下。《三国志》卷46《吴书.孙讨逆传》的记载是:“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三国志》卷60《吴书.吕岱传》:“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同卷又说到“会稽东冶贼随春”,也体现“会稽东冶”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东冶作为大港的地位,又体现于北上“浮海”,亦多由东冶起航。《后汉书》卷33《郑弘传》说,“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李贤注:“东冶县,属会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侯官。今泉州闽县是。”东冶长期被作为由南海北上的重要的中间转运港。

东冶又曾经是造船基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福州长乐郡今理闽县古闽越地。”“秦并天下,为闽中。即汉髙祖立无诸为闽越王,国都于此地。及武帝时闽越反,因灭之,徙其人于江淮间,尽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因立为冶县以理之。其道盖以越王冶铸为名,属会稽郡,寻为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不改。后分冶地为会稽郡东南二都尉,此为南部都尉。东部今临海是也。吴于此立曲郍都尉,主谪徙之人作船于此。”

九、关于闽越东洋航路

《后汉书》卷85《东夷传》关于“倭”的记述中,以“东冶”作为方位标志:“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也写道:“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这两处“会稽东冶”,或当理解为会稽郡东冶县。东冶作为东洋远航的方位标志,又有“道里”参照值,可知东冶在两汉和魏晋时期很可能具有东洋航运重要起航港的地位。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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