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传教士看开埠初期的福州
李长莉
引言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动是从国门开放与世界接触开始的，最早打开国门，成为中外连接孔道的是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东南五口。西方人最早从这里进入中国，这几个城市也成为中西交汇撞击的前哨，其引起的波澜、形成的格局与态势，对此后中西总体格局的形成及社会结构变动，起着某种先导与示范作用，并具有一定的扩展效应。那么，西方人是怎样“闯入”这些以往封闭的城门，进入到中国人的内部世界？这些城市的状况与生态如何？当地人对这些外来人的“闯入”有怎样的反应？这些最早的“闯入者”对中国社会又是怎样看待的？做出了怎样的评价？并由此怎样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与策略？这些都是有助于理解近代中西格局形成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宏观概括，但缺乏个案的实证分析，因而所得结论难免笼统而抽象。
福州是福建省会，地处东南沿海腹部，具有进行海外贸易的优势，因而英国在1842年逼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将福州列为首批开埠的五口之一。这里也是五口中唯一没有遭受鸦片战争战火的城市，因而当地民众对西方人的仇视意识相对淡薄，中西接触更多呈现“自然状态”，更具有典型性，便于我们对中西早期接触的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本文就以福州作为个案，通过一个在开埠初期来华考察的英国传教士留下的考察记事，来展现并分析他眼中当时福州的状况及其感受，以探索中西接触初期福州所形成的中西最初格局及其意义。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开放口岸自由来往、居住。1844年夏，首任英国领事李太郭进驻福州，主持开埠。第二年，英国教会圣公会派遣传教士史密斯（George Smith，1815～1871）等二人来华考察新开放的中国口岸，以确定在这些地方开展传教事业的可行性。时年不到30岁的史密斯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神学博士，已在英国圣公会任职多年，是一位信仰坚定、富有传教热忱和敬业精神的传教士。他与同伴于1844年9月先抵香港，后赴广州、上海，随后只身一人前往宁波、舟山，于1845年12月15日抵达福州，直至1846年1月7日启程转赴厦门，在福州共停留22天。他也成为继英国领事入驻福州之后，较早进入福州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位来福州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在福州这短暂的停留期间，他忠实地履行教会给他的考察任务：“勘察地形，为英国教会其他传教士们铺平道路。”此前他在来华的漫长航行中靠字典自学中文，抵达中国后又向会官话（普通话）的中国教师学习，因而很快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可以用官话与中国人简单交谈。他给自己确定的工作方针是：在所到之处“收集统计资料，记录综合性观察，提供详尽数据，以便对该国社会、政治及伦理道德各个方面作一正确评估。”他的考察力求全面，包括一些看似与传教无直接关系的“华人风俗与特性”之类，均在其考察及记录范围。他就是用这种“全面考察”的眼光，来观察福州这个与其他口岸有所不同的城市，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估。
在福州期间，史密斯得到英国领事的帮助，又雇请了一位会讲官话的本地“中文教师”陪同，随时向他们咨询当地各种事情，并马不停蹄地到处游走、访问，随身带着笔记本记录见闻。这些记录后来整理成《福州日记》，作为他回国后向教会提交的考察报告中的一部分，并于1847年出版。其中记录了他在福州的活动、见闻及感受，我们可以看到他眼中福州当时的状况，及在他“闯入”这个中国城市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从不同角度观察得来的启示。
一、“闯入者”与官民反应
史密斯在福州之前走过的地方，都是曾经遭受中英战争灾害之地，有的地方民众“排外”情绪浓厚，使外国人活动常受到阻碍。福州虽然没有直接经历中英战火，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对于他这个衣着奇特、相貌怪异、居心叵测的外来“闯入者”，当地人不会抱有什么“好感”，更何况不少人或多或少知道不久前发生的中外战事，对于来自敌方的“番夷”更会怀有疑虑与排拒。因而他来福州最迫切想了解的就是：这里的人们是否“排外”？当地人会对他采取什么态度？他是否可能安全地走入这个以往对外国人封闭的城市？他就是怀着这种忐忑之心走进福州。
（一）“闯入者”与“护身符”
史密斯首先想了解的就是，在这里靠什么保护能够穿越当地人对外来“闯入者”的疑虑与排拒所形成的“隔离带”，走进福州城，并能够在福州人当中自由活动？安全性有多大？他从先来的英国领事那里得到了答案：靠强硬态度向中国官员施压，获得当地官方的保护。他了解到，首任英国领事李太郭一年半之前初来福州，就是用“坚决抗争”的强硬方式，拒绝了原来官方指定的城外数里远的郊区江心名叫南台的小岛上设立英国领事馆，而迁到了城内乌石山上的寺庙这个更有利的新址。还是用“坚决抗争”的强硬方式，将外国人在这里的活动“范围从福州盆地扩展到周边山区”，使得“欧洲人经常在附近地区旅行十来里路，迄今为止尚未受到任何令人烦恼的限制。”史密斯还了解到，在他来3个月前刚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领事馆雇用的中国译员在城内遭到驻防满人用石块攻击，现任英国领事阿礼国也是以“坚持抗议”的强硬态度，要求严惩攻击者，甚至“威胁说要招来战舰”，不惜开战，遂迫使中国官员违反常规地对肇事满人采取严惩手段：“逮捕了6个肇事的满洲人，其中3个人被竹杖抽打，另外3个受到严惩，戴木枷1个月。”戴枷示众是对人羞辱和折磨的惩罚，这位英国领事和史密斯都清楚地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旗人戴木枷是件新鲜事，史无前例，以往他们都享有特权免受此刑。按照惯例，宣告所犯何罪的告示贴在木枷上，‘攻击新来的陌生人’，使受刑者深感羞辱，也对这个傲慢阶级居民的自尊带来双倍的屈辱。”当地官府还“一再发布公告，谆谆教诲民众尊敬外国人，声言将对违反者处罚。”通过这件事，在当地人中确定地树立起外国人享有超乎官府之上的强权，并获得“官府保护”的特权。在英国领事的强硬对抗下，“使得地方官员对外国人逐渐宽宏大量起来，变得越来越尊敬。”“外国居民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史密斯由这些英国领事所作的开拓，得到了信心和保证，便凭借着这种由战胜者的强权所获得的“官方保护”作为“护身符”，闯入福州。
他在福州停留的20余天里，一半时间住在城内乌石山上英国领事寓所，一半时间住在南郊万寿桥（现称解放大桥）上江心小岛的租屋里。他在会官话的“中文教师”陪同下，几乎每天到处游走，城内郊外、大街小巷、商街店铺、寺庙住家，考察街区，观察民情，随处访谈，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当地各种情况，并“检验”官府保护这个“护身符”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
（二）擅闯军事区
福州作为福建省会，东南重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及府县等多级官府均设于此，还有统领驻防满营的福州将军驻扎，是个防务严备的卫戍城。史密斯急于“检验”官府保护这一“护身符”的功效，在抵达福州的第三天，便决定到作为福州城防卫重心的城墙和驻扎旗兵的满营去一探究竟。环城而建的城墙是护卫城池的屏障，福州的城墙比一般地方的城墙守护更为严密，城墙上有兵士守卫，城门昼启夜闭。这天他雇了一顶轿子，带着中国教师，专程“乘轿在城墙上作环城之游”。整个城墙有二三十里长，一路上他观察到：“城墙守卫严格，两三百米就有一个瞭望塔，许多炮架在没有轮子的炮架上。”沿途城墙上的卫兵显然对他的到来并没有准备，对于这个外国人仔细观察防卫设施又不时做笔记的举动充满怀疑。史密斯记述到：“当我在仔细观察这些建筑内容时，一些哨兵走过来，看到我的笔记，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但是他们并未加阻止，虽然在有些区段卫兵也跟着同行一段路，但他们都“根本无意挡住我的去路”，似乎更多的是防备他受到民众骚扰。他们一行由南门附近登上城墙，沿着环城城墙向西门而北门、东门，一路畅行无阻。
城内东门附近有一处特殊区域，即满旗兵驻扎地，称为“满营”。福州作为东南海防重镇，自清初起清廷就派驻满旗兵驻防，设立满营，由福州将军统领，不受地方官辖制。满旗兵及其家属都住在建有城墙的满营之内，与汉人居民区隔离。他们兵民合一，负有军事职责，享受朝廷俸饷，在汉人面前以优越等级自居。因而在当地满旗人及“满营”向来都是享有特权的“独立王国”。史密斯对此早有了解，清楚地知道满人的特殊地位：“两个世纪以来，他们依然保持着战胜者的骄傲”，“他们看上去是个傲慢自大的民族”。满人居住的“满营”也是军事禁区，外人不得擅入。由于这种种原因，史密斯知道，此前“没有一个汉族人敢来此一游”。但他决定不顾这些禁忌而闯进去探查，并“检测外国人这种旅行的可行性”。他乘着轿子行至“以前只允许满族人进出的地方”，虽然守卫们对这个东张西望、拿着本子边看边记的外国人进入满营满心抵触，因而“紧皱眉头”、“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但却并没有阻止。史密斯向几个守卫分发了一些他随身携带的中文传教手册，以换取他们的一些好感，然后便旁若无人地闯入了这块守备森严的禁区。他们这突兀的一行在满营里出现，自然引起沿途的骚动。他记道：“守卫们与我的教师之间经常有问题来往。我的教师看上去完全了解外国人受保护，所以没有一丝害怕。一个守卫神色焦急地跑到下一个城门去报告我即将到来，以便防止民众过于激动。”他在满营内看到“许多满族人在下面的军队操练场上练习射箭”，“一个满族军官派了三个卫兵护送我安全到达下一个城门。”走过他身边的满洲人，有的“脸色阴沉，不敢朝我看一眼。有几个一副凶悍的样子，匆匆从我的轿边走过，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向我礼貌地鞠躬”，他知道，这应归功于不久前因攻击外国雇员而被严惩的效应：“想起木枷或许对促使他们的礼貌之举不无影响。”他走进满营居住区时，“男女老少，不分家境贫富，都出来看我。他们脸上的神情混杂着惊讶与不满。……他们似乎都格外谨慎，不想惹是生非。”他记道：“福州的满族人据估计有3000人左右。……加上女人和孩子，应当有8000人左右。”后来有一个官府的“警察”跟随着保护他，以“阻止人群拥挤”，还不时地向他“敬烟或是做出类似的好客举动。”他还不顾教师和警察的阻拦，执意走近最高军事长官满洲将军的官署——满族总兵府，他记道：“我们走近满族总兵府的时候，教师与那个警察都要我转到右边的小街。但我坚持走在头里，经过总兵府大院前面，走到对面的满洲街上。”他这种有意挑衅当地最有权势的满族将军的举动，使他验证了在这里外国人已经获得了超越地方官府权威的特权，这显然使他不无得意。
（三）民众对外国人的态度
史密斯靠着官府保护的“护身符”，通行无阻地安全闯过了兵士把守的城墙及驻防禁区——满营，使他验证了在此地“官府保护”确有功效，这使他信心大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更无所顾忌地到福州城内外街巷到处游走，考察社会民情，并观察民众对外国人的反应。
与他在别处遇到的情形相同，他作为一个衣着奇特、相貌怪异的外国人，出现在中国民众面前，首先引起人们出于好奇而围观。每当他走在街上，往往有数十人至近百人跟随其后。他记道，走到市中心商业区，“人们克制着好奇心，举止相当有规矩。虽然他们会跟着我进入商店，观看我的一举一动，但总是退到两边，留出中间通道，让我走出去，不会显得唐突或是惹人讨厌。……他们的好奇心一般都集中在我的服装与容貌上。”后来他走到市中心城隍庙时，“后面跟的人群越来越多，主要是男孩。……这里人声嘈杂，吵吵嚷嚷的。一个警察从政府机构出来，跟我们走在一起。这个新来者显然极力想防止我遭到骚扰，不让跟着我们的那群男孩与游手好闲之人进入20米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