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民众对于他这个外国人因好奇而围观似乎是一种正常反应，但其中也还有复杂的意味。虽然这里的人们没有亲历中英战火，但官员、士绅、商人等一些人还是对战事有所了解。此外官府发布公告，宣布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福州城，并告诫人们对于外国人要礼貌相待，不得用“夷”、“鬼”等侮辱性称呼，如有违反者将给予处罚。这些都自然使人们对外国人产生排拒、畏惧、顾忌或敌视等复杂心理。因而围观的人们虽然表面上对外国人保持着“礼貌”、“安分守己”、“举止规矩”，但他们的内心不无因惧怕官府惩罚而对排外情绪的克制。也有人冒险进行一些宣泄，他遇到了一两次这样的“麻烦”。他在市中心时一次还险些引起惊动官府的大麻烦。他记述道：“有一两次，我听见‘番狗’一词。有一次，我听到身旁一个年轻人说出这个词，就用眼睛瞪着他，让他明白我听得懂这个词。于是，他退入人群，哈哈一笑，大声重复这个侮辱性的词语。……我对教师说，这种粗鲁的行为应当受到官员惩处。不幸的是，他会错了意。……不久，我尴尬地发现到了一个治安法庭的门口，教师带着我去向法官告状。正当他敲着门，想要打开闩着的大门的时候，幸而我发现了原因，阻止他继续敲下去。”虽然这一令他感到不快的小冲突因他自感没必要小题大做而惊动官府，但他随着教师到官府欲告状的举动，对围观的人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记道，当他们从官府“出来的时候，迅速围聚起来的人群发出了欢笑，或许是嘲笑我们告不成状，或许是赞赏我们没有坚持告状。不过我再没有听到那个词语。在后来的路上，只听见‘番人’一词。”虽然这只是一次小“麻烦”，但这个年轻人大胆突破官府禁令，向外国人公然表达蔑视和侮辱的言行，反应的正是人们表面“守规矩”而内心排斥的真实心态。
史密斯通过一段观察和体验，对福州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得出了一个总体印象：“他们对待欧洲人的行为举止一般相当持重，不苟言笑，几乎是阴沉着脸。这也许是当局颁布的严厉规定所造成的暂时现象。因为当局规定，在遇到外国人时，不得过于好奇，禁止使用侮辱性的言辞。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几个当地人，显示出极其的尊敬，就像中国其他城市中常见的一样。”他感到，虽然现在人们对他的态度由于官方的严厉规定及对西方“了解不多”而表面上“极其尊敬”，但举止“生硬”，但他相信：“如果我们的大宗贸易浪潮所通常带来的鲁莽行为没有使他们离心离德，不用很久，民众的头脑将会充满对外国人友好的感情，具有好的印象。”
可见，史密斯在福州到处游走考察期间，虽然有官府保护的护身符而通行无阻，并没有遇到当地人——包括官方、军士及民众的直接排拒行为，甚至有时还对他表现出“礼貌”、“尊敬”与“友好”，但他又处处感受到官方的被迫屈服与严厉压制下也难以掩饰的军士的怀疑与焦虑，以及民众的疑虑与抵触。他在记述中将此归之于福州人没有遭受英军战争打击，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不了解之故。他在福州日记最后总结时说：“这里的人们对最近有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一无所知，而闽浙总督又极力不让他们知道。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福州人不如中国其他设领事馆城市的人，对外国人真正的力量与优势了解得更少的原因。不过，政府官员是知道情况的。他们在公告中关于对外国人要讲究礼貌之事，所用的口吻不像广州当局那样吞吞吐吐，形成强烈的对照。”他认为：“福州人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外国的优越性和文明程度。当地居民自然而然地对不知底细的外国人满腹狐疑，难以信任。”
看来，这个信奉“博爱”精神的基督徒，却不脱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和战胜者的傲慢，没有意识到他作为征服者群体的一员，靠强权压迫而取得中国官府保护，以超越原有权威的强硬特权而闯入当地社会，必然会对当地人们造成有形与无形的伤害。即使是优越的文明，以强权施以压迫，都不会得到人们心甘情愿的欢迎与接纳。人们对这种强权之下所隐藏的掠夺利益的忧虑与警惕，正是对他所代表的外来“闯入者”抱持不信任及隐然排拒的原因。而官方对这些外来掠夺者的保护，也使民众心理上对官府远离了一层。史密斯对官方保护下成功闯入福州城的胜利喜悦，只是他作为一个征服者初战告捷的感受，他对于福州人民对他的表面上的反应当作胜利成果，显示出他对中国社会与民众的认识多么浅薄。外国征服者借助中国官方保护，闯入中国社会，引起民众疑惧。“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商贸网络与西方元素
史密斯在福州的大街小巷游走，看到最多的是商街店铺。福州的经济与商业状况关系到中外通商贸易，因此也是他关心的一个重点。他了解到福州是仅次于广州的大型沿海城市，城内面积是宁波的2倍、上海的3倍、厦门的5倍，人口有50～60万。据他考察，福州城内生活以商业为重心，城市居民大多与商业有关。他记述的福州经济生活，一是福州内部商业情况，二是福州对外贸易状况，还注意到其中有些西方元素。
（一）商业圈与商贸网络
史密斯在福州有十几天住在城南郊外闽江上的小岛上，由这里过桥后沿着一条6里长街，一直通到南门。这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南门附近也是商人聚居地。他沿街进城，一路上看到“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布满商家店铺，“可以看到当地各行各类的手工艺匠人”。他仔细观察这些商家店铺，看到“他们的屋子可谓一屋三用，既是作坊，又作仓库，还兼柜台。在他们狭窄的屋子里，一切都很拥挤，锻炉呼哧呼哧地响，铁锤叮叮当当地敲。屋里有一组组的拉丝者、制扣者、铜匠、铁匠，还有四个人在铁砧上轮流敲打。”他列举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行业的手艺人：画像人、制灯的、做鞋的、木匠、裁缝、金银匠、制雨伞的、弹棉花的、卖杂货的、卖药的、玉石匠、刻图章的、装帧的，称他们是“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为中国人提供日用必需品或是奢侈装饰。”除了这些工匠摊铺之外，还有其他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店铺，如当铺、钱庄、瓷器店、旱烟筒铺、粮站、纸坊、纺织坊、丝绸坊、饰品店、几家书店，还有赌馆。“街角巷尾，到处摆着活动厨房，蒸汽腾腾，为饥肠辘辘的等候者供应可口的快餐。对于有钱的人，街上有一连串的饭店、酒家和茶馆。”这是福州作为一个商业都会繁华商街景象的即景写实，这些商家店铺经营的品种，基本上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形成以本地及周边人们日常需求为范围的消费市场。这些城区手工商业与郊区农渔业相互补充，形成自产自给、内部流通、自成体系的地域消费自给型“本地商业圈”。
除此之外，史密斯还了解到，福州作为一个有着近6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其巨大的辐射型消费市场背后，还有更大范围跨地域的物产原料流通贸易网络。他记述道：“福州的贸易繁荣……在各种生活必需品方面与其他地方仍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其中包括本省内其他地方乡村物产及生活原料的贸易流通：“本省西北乡村提供日常家用物品，如茶叶、茶油、大米、竹笋、香木和牛皮。本省南部各地，尤其是厦门和晋江附近，从陆路运来藤条、辣椒、布匹、毛料、海参、燕窝、檀香及其他香木、人参、食糖和水银。”此外，福州既是一个人口众多因而消费市场庞大的省会，还具有海路和闽江的水路通道，他了解到，当时“福州大型帆船的数量不多，不会超过100艘，并且大都来自宁波。小一些的帆船从闽江上游而来。闽江可航行段长达近600里，一直通到本省西北边缘地区。”江海水路便利了远途交通，使这里也形成跨省的物产流通网络：“福州从相邻的江西省进口瓷器，也从遥远的陕西省进口皮毛。帆船从山东、天津，及其他沿海地方运来蔬菜和药品。从宁波进口棉布。”除了国内地域之间的贸易之外，还与邻近的南洋和日本有少许海上贸易：“泸州群岛来的进贡船只也运来鱼干、燕窝、酒、海参，以及日本铸造的金锭，年价值在1万大洋左右。”福州也向外地输出物产，“作为交换，福州出口毛竹、茶叶、圆材（木料）、柑橘，以及烧香拜佛用的锡箔纸。”
由史密斯的描述可以看到，福州的商业贸易有三层网络：第一层是本地消费市场形成的本地商业圈，主要是生活日用消费品的交换流通；第二层是本省其他地方及一些外省特定地域的国内跨地域贸易圈，主要是地方物产、生活用品的交换流通；第三层是海外贸易圈，数量少，且为海外特产，并非生活必需品。这三层商业贸易圈形成了这个有着60万人口省会城市的商业贸易网络。从他考察的情况来看，最主要的是本地域的商业圈，国内跨地域贸易只是少量特定地域的特定物产，海外贸易规模更小。他引用当地官员的说法：“福州与内地的贸易很少，其商业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海上贸易因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海盗的抑制，所以“规模也不大”，并非必需的补充。从他列举的贸易物品种类可以看到，前两个贸易圈交换流通的物品以食物最多，其次是衣物，且多为物产原料，皆为生活用品。这种以生活日用品为主、以满足日常衣食生活需要为主，少量高档奢侈品为辅，内部自足、相对封闭而稳定的商业圈，是在传统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依地域交通而自然形成的生活物产交换流通的相对封闭的商贸网络。
所以，史密斯对福州经济生活的总体评价是：“福州人住在省会，由于地处偏僻，河道难于航行，因而与其他地方的海上往来十分有限。幸得上苍眷顾，物产丰富，大多生活用品都能自产自足。人们没有意向迁移，对外国所知甚少。”在他看来，福州经济生活基本上是一种自产自足的封闭经济圈。这基本上也是符合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对福州商业贸易通行的钱币制度十分赞赏，认为这里通行的期票和银票“使用方便”、“精心设计”、“信誉良好”。他记道：“福州盛行的钱币制度显示出高度的商业和文明程度。通常发行的期票或银票，金额不等，小至400铜板，大到1000块大洋，使用极其方便。”他甚至认为，这种期票和银票优于欧洲银行发行的钞票，因为“没有银行发行的流通钞票那样的风险”。这是他在这部日记中少有的对中国事物予以肯定与赞赏之处。足见福州作为自古以来的沿海商业城市，民间商业长期形成的钱币制度，代表了中国商业文明发达的高度，这至少使这位高傲的英国人的文明傲慢心理得到一点点修正。
（二）商业贸易与西方元素
福州是个沿海都会，明清时期时常受海盗、倭寇侵扰，清中叶后长期实行禁海与闭关政策，因而没有与海外他国的正式商贸往来，但仍与海外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与远隔重洋的欧洲，以往限于航海技术和交通条件而基本隔绝。清中叶以后，欧洲航海技术进步及向海外开拓，欧洲商船来往中国沿海也日见增多，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福州因地域相近，西洋物品也逐渐辗转渗入。史密斯在福州商街游走时，时而可见一些来自西洋的元素。
例如，他在南门外商街上走进一个画斋，看到“里面挂着当地艺术家花哨俗气的作品”，其中“也有英吉利海军元帅、校官、女士和蒸汽船的漫画”。这些有关西洋人物、轮船的图画，反映了这里的人们对于那个远方西洋的事物，并非一无所知。虽然他们可能只是作为新奇的域外事物，而并不十分明了其意义。
在城中心的高档商业区，史密斯看到有一些“出售欧洲物品”的商铺。比如，“有几家钟表店，展示着当地与外国制造的各种时钟、怀表、手表。”钟表是西洋创制的先进技术，这引起他的好奇，便走进店铺仔细了解，他看到：“店里的钟表好坏不一，有的相当精致。这些店铺的主人直率地承认，结构精巧的钟表都是从外国进口到广州的，常用的几种类型是模仿外国的设计自己制作的。出售钟表时，店里会给购买者一张纸条，上面用中文印刷着对钟表表面上的欧洲数字的解释。我目睹过一个钟表修理工敏捷地把一只手表拆得七零八落，马上就能说出为什么不走的原因。他们就是活生生的证人，证明外国人生产这种机械的高超技术。”可见，西洋钟表由广州进口辗转而来，还有中国人模仿制作。这里开着几家钟表店及修理铺，表明当地已经有一些钟表用户，这些修表匠“从外国人那里习得技艺，并以此为生”。开口通商以前钟表主要是由广州进口的西洋制品，由于制作精巧，价格昂贵，一般作为给朝廷的贡品及富商巨宦购置赏玩的奢侈品，在当时内地广大地区，是难得见到的稀有之物。但在福州却已经是摆在商街店铺里的一般商品，并且已经有能工巧匠可以仿制及修理，反映了这里因地利之便而与海外的联系。
